一场虚惊过后，李墙的生活便终于渐渐平淡了下来，除了每隔几天都按照约定，通过特定的频段尝试与失联的俞梅联系几次之外，几乎就是单位，游船两点一线，单调而且平淡。
此时的杭州，由于紧邻上海，距离南京也不算太远，不但交通方便，而且日军兵力又相对薄弱，自然而然就成了军统和红党地下组织秘密活动的重要据点，抗日反伪力量发展迅猛。
而这，也是汪精卫最终同意将华东剿匪总司令部设在杭州的最终要的原因之一。
故而钱虎翼走马上任以后，首要任务，就是要清剿这些反日抗伪组织。
而皖南事变的爆发，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天赐良机，在他看来此时的红党与国民党之间已然貌合神离，势同水火，只要巧施离间计，就能取得相当不错的效果。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只猜中了开头，却没有猜到结局。
尽管钱虎翼的离间挑拨之计大获成功，使得剿匪大队屡立新功，在杭州及其附近城镇大搞清剿，致使国红两党的地下组织一度损失惨重，但也正因此，钱虎翼本人与其部队也成了两党地下组织共同的敌人，以至于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想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时间来到正月十四，元宵节的前一天，这天晚上，李强正准备再次尝试联系已经失联将近快一个月的俞梅，门外便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紧接着阿诚便推门走了进来兴冲冲地说道：“阿墙，快来看看谁回来了？”
话音未落，一个风尘仆仆的身影便走了进来，赫然竟是俞梅！
“杭州区俞梅，请求归队！组长，我回来了！”此刻整个人已经消瘦了好几圈的俞梅勉强挤出了一丝微笑，有气无力地轻声说道。
此话一出，李墙先是一喜，但紧接着便又猛地把脸往下一沉，面色严肃地对她说道：“未经请示，擅自行动，俞梅同志，你还真是一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啊！”
然而面对李墙的严厉批评，俞梅却并没有做任何解释，而是默默地从怀里掏出了一沓染血的译电纸，颤抖着递到了李墙的面前。
李墙接过一看，便不由得大吃了一惊，那些译电纸每一张都记录着同样的一段电文：中原局急电，电令所有潜伏小组立刻派一名交通员携带电台进入皖南地区寻找新四军军部，务必尽快重新建立联系，目标优先级高于一切，不计代价！
看到这，李墙连忙又数了数，记录着同样内容的电文纸一共有八张，而除了最上面署有俞梅名字的那张以外，其余的七张几乎每一张都不同程度地沾染着鲜血。
南京区岳士杰，上海区袁东军，嘉兴区郭晓，镇江区陈莲……
看着那一个个被鲜血染红的名字，李墙的眼睛便不自觉地湿润了，这些名字的背后，都是一条条不惧牺牲，向死亡发起冲锋的鲜活生命。或许他们也知道，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也清楚地明白，他们这样的壮举也许永远也不会为他人知晓，但他们最终却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义无反顾！
小心翼翼地将那些电文纸收好之后，李墙才从俞梅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了解到了她这段时间的经历。
就在俞梅带着电台好不容易混进了一支商队，穿越了顽军的封锁进入包围圈内之后不久，就遭遇了炮击，结果藏在箱子里的电台就好巧不巧地被炮弹给炸毁了，商队里的人死的死跑的跑，直接就地散伙。
无奈之下，俞梅只好冒着被炸的风险尽可能地收集了足够多的干粮，一头钻进了山林之中。
大约又过了三天，才在一个山沟里遇到了一支五个人的队伍。
尽管一开始双方都很小心谨慎，但是很快便互相确认了身份，俞梅这才知道，这只队伍也是临时组合在一起的，领头的姓李，官衔最大，另外还有一位姓余的主任和一个姓钱的处长，以及两个教导队的下级干部。
接下来一行人又辗转隐蔽了好几天，有时也能遇到一些新四军流散人员，人数时多时少，但因彼此不熟，又要躲避国民党乡、保武装的搜捕，终未合群。可即便如此，俞梅手里的电报纸却依旧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增加，同样的她也是在这个时候打听到了明镜遇险的消息。
原本俞梅是打算立刻返回向李墙汇报的，但是队伍里除了她之外全都是男的，很容易成为顽军的搜捕对象，于是便只好让拜托小王代劳，并且还将自己的通行证给了他。
就这样，俞梅便跟其他人一起在泾县山区隐蔽到了1月的下旬，这才与一户同情新四军的当地农民取得了联系，白天潜伏在树林里，晚上则悄悄地到该农户家里吃晚饭。
此时已接近农历新年，参战的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都已奉命回撤原防。
众人这才商量，一直在山里待下去恐非长久之计，还是要设法尽快出去与上级取得联系，向党中央汇报此次事变的详细情况。
余、钱二人拟从宁波经上海去苏北到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面见刘先生；李长官则决定经经桂林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面见周先生；剩下那人则表示想返回福建原籍。
于是一行人便先经太平县南下屯溪，然后在屯溪分手各奔东西。
尽管途中两次遇到在行军路上临时休息的国民党军队，但所幸全都有惊无险，蒙混过关。
第三天傍晚，一行人才赶到潜口镇，由于没有通行证，不敢到旅馆住宿，只能住在镇外的小茅店，尽管有俞梅陪同随行，但精明的店主一眼就判断出他是皖南事变打散的新四军。
幸亏新四军在皖南经营三年，口碑甚好，故而店主不仅没有当面说破，更没有为难他，相反的，一行人还在店主的掩护和帮助下，既解决了食宿，又成功花高价搞到一张从潜口到桂林的通行证。
有了通行证，在国统区基本上就可畅行无阻了。
那位店主后来又帮众人雇了一辆去屯溪的车，临分手时店主才笑着当面揭开众人新四军的身份。
听到这，李墙的眼睛就是一亮，要知道此时的屯溪不但地处后方，还是徽州府治所在地，从上海、南京、杭州、芜湖等地躲避战乱的达官贵人均麇集于此，再加上苏浙皖边各级战时流亡政府机关林立，呈现出一派畸形的繁荣，甚至有着“小上海”美誉。
而当初在帮明镜转移资产的时候，这里就曾经一度成为了李墙的首选，但是这样的好地方自然也是重庆方面重点防范的区域，而防范的主要对象自然就是红党了，甚至防范的力度比日伪的奸细还要大。
想到这，李强便连忙问道：“等一下，你说你们去了屯溪？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好好跟我说说。”
尽管觉得有些奇怪，但俞梅却还是仔细回忆了一番之后，才开口说道：“屯溪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热闹，街上到处都能看到衣着光鲜，来来往往的富人，街道两旁的店铺一间挨着一间，一点都看不出正在打仗的样子。”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这屯溪真不愧是ah的‘小上海’，连租界里醉生梦死的那一套都一样不落地通通照办了过去，还真是一点记性都不长啊！”说到这，李墙稍微顿了顿，然后才继续问道，“到了屯溪之后呢？”
“到了屯溪之后，余、钱二人便买了去宁波转上海的船票，剩下的那个下级干部当天就坐上了返回原籍的汽车，而我则跟那位姓李的长官伪装成了贩卖茶叶的行商，一路从屯溪乘汽车到金华再转火车，辗转抵达了桂林。可到了那我们才得知，原本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的主任克公同志，早在事变发生，国内形势骤变之后不久，就已于1月20号奉命撤回了重庆，而其余两个与李长官熟识的人也都转移到了香港，几经辗转之后，才总算与一个老朋友取得了联系，算算日子，他现在应该已经平安抵达香港了。”
听到这，即便是李墙和阿诚，也不免对俞梅这一番堪称传奇的经历赞叹不已，而在赞叹之余，也不免心生敬佩，于是便连夜将整件事的经过整理成了一份长长的报告，上报给了中原局。
毫无意外，这份报告立刻引起了中原局领导的高度重视，甚至还为此专门派了一个特派员过来了解情况。
尽管基于保密原则，李墙并没有直接跟那个特派员接触，但还是通过书信的方式，用了整整三天的时间，才让那个特派员完完整整地了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然后才在第四天一早，带着那份详尽的报告和那八张染血的电文纸回到了中原局。
可就在这一天，特派员前脚刚走，杭州城便突然毫无预兆地全城戒严了。
一开始李墙还以为是特派员的身份暴露，导致了全城戒严，还在办公室里暗自庆幸。
然而没过多久，海棠便急匆匆地闯了进来，告诉了他一个惊人的消息：钱虎翼死了，而且全家上下几十口无一幸免！
尽管李墙一直对这句“多行不义必自毙”深信不疑，但也没有想到那钱虎翼的报应竟然来得这么快！要知道就在几天以前，他还在军官俱乐部里大开庆功晚宴，为吴志国带队一举捣毁了三个军统秘密站点请功。
谁能想到短短几天的时间，那个还在洋洋自得，幻想着加官进爵的钱虎翼竟然就这么突然地被人给干掉了！
经过多方打探，李墙这才打听到了一些消息，说是那天深夜，有人潜入裘庄后院，把当时住在两栋小洋楼里的所有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不剩，统统杀了个精光，而后又在西楼放了一把火，不过正是由于这把火，才引起了外面守卫的注意。结果虽然很快控制了火势，但房间里的钱虎翼却早已经没有了呼吸。
对于他的死，司令部里除了吴志国之外，其余人的反应都出奇一致地冷漠，就好像只是死了一只阿猫阿狗一般。
倒是身为军事顾问的森田大佐，又是下令戒严，又是搜捕缉拿凶手的，忙得不亦乐乎。
而就在钱虎翼离奇死亡的第二天，鸡鸣寺方面就火速调来了一个名叫张一挺的家伙来接替了钱虎翼的位子。
对于这个决定，森田大佐自然极为不满，一边向军部表示抗议，一边立即还以颜色，竟公然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给秘书处的曹延定了罪，不由分说直接送去了中常会。
尽管此举也遭到了包括日本军部长官在内的严厉谴责，但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最终也只能是给了他一个严重警告的处分，就不了了之了。
而为了既不伤和气，顾全大局，又能向森田表明态度，鸡鸣寺方面并没有继续派人接替曹延的位置，而是索性将秘书处改了个名字，改成了侍从室，并且由新上任的张司令亲自任命了一个叫白小年的年轻人担任侍从官。这场风波才算是平静了下来。
而要说这司令部里受钱虎翼之死影响最大的，却并不是那个被送进中常会的倒霉蛋曹延，而是李墙！
因为司令部里的人都知道，原本钱虎翼正打算将总务科升级为总务处，连森田大佐那边都已经打过了招呼，就等着年后宣布了，可结果却出了这么档子事。
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虽然总务处的事情泡汤了，但也间接排除了李墙的嫌疑，这倒是让他有些哭笑不得了。
一晃又一个月过去了，这天下午，李墙正一如既往地在办公室里处理着总务科的公务，一个声音便突然在门口响了起来，“哟！明科长，忙着呐？怎么连门都不关呀？”
李墙听了连忙抬头一看，说话的不是别人，赫然便是机要处的处长金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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