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俊夸夸其谈可把所有人听的脸色惨白，越听越不像话了，这是在“攻击”皇上“的执政不力和无能啊。特别是商辂，当初也是同意出兵荆襄流民的，今日一听章子俊的另一种说词，就开始反思了，人老了容易回想过去，虽然对荆襄流民的围剿不是自己出面的，可也没有反对，这就让商辂有点坐立不安起来，都说商辂在朝期间，从不杀戮一人，可间接造成的杀戮算不算？
章子俊为什么要“摊牌”，因为目前的庐州已经到了“捂不住”的时候了，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短短大半年来，就在这个月朝廷先后派了都察院的胡靖、南京礼部给事中韦眷前来，真当是在走形式吗？连刚致仕要回家的商辂也来了，不管怎么粉刷，芦州怎么繁荣，许多僭越的地方一抓一大把，许多施政的做法全部脱离常规，许多对商人的政策与祖制相悖。不光这些，还取消了朝廷的许多地方财税，这是最要命的。原本靠这些杂税把日子过的很滋润的衙门公差，突然没有了，势必会跳脚，暗中就会状告。
商辂叹曰：“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章小友啊，任重道远。”
“唉呀，不就是为芦州百姓造造房，修个路什么的，知府大人这是对庐州的善政啊。”李胜说完后，就给曹衡猛眨眼。”
曹衡说道：“大明缺少能臣啊，商大人这一走，内阁可就成了空架子，今皇上诏命户部右侍郎薛远整饬两广军饷，薛远请开纳粟之例。皇上批准施行了。
具体规定：其一，两广大小衙门三年六年考满官员，许令纳米就于本布政司给由。其二，两广两考役满吏典有能纳米一百石者，送部免其办事，就拨京考，纳米三百石者，免其京考，冠带办事，纳米一百五十石者，于本布政司拨补，三考满日是，赴部免考，冠带办事。其三，两广军民舍余人等照纳米则例运于用粮处所，给授散官。其四，两及湖广、江西为民文职官备米一百五十石运于用粮处所者冠带闲住。其五，淮浙广东等处盐运司，提举司天顺七年存积见在引盐，就彼定拟斗斛出榜召商中纳。其六，两广等处放回依亲监生坐监三年以上者纳米一百五十石，未及三年者纳米二百五十石，免其坐监，起送听选，其听选给假回还者纳米一百石，不拘挨次，就便选用。其七，两广儒学考试不中生员廪膳纳米五十石，增广纳米三十石，免其充吏，放回宁家。
这样以来冗官之弊越烈啊，近户部上奏欲于河南、山东、陕西、湖广四布政司各添设参政参议一员，顺天并直隶各府及四布政司各府各添设同知一员，专职抚民劝课农桑。建官用以安民，官多则民扰；立法用以除奸，法出则奸生，故生一事不如省一事，兴一利不如除一害。今户部所言固有其理，但亦有弊。朝廷置布政司府州县官，无非劝课农桑，修举庶务，以安养斯民，何用专设农桑之官？况今水旱不断，民多饥窘，正当苏民省费之时，所以不宜多设官职。”
商辂接口说道：“在老夫出京城时，皇上诏令疏通钱法：凡征商税，钱、钞中半兼收，每钞一贯折钱四文，无拘新旧与年代远近，全部验收，以便民用。可老夫不这样认为，唉，算了多说无益。”
胡靖插话道：“在下官来时，户科等科给事中袁芳等上言：多年以来救荒无术，一遇水旱饥荒，老弱转死，丁壮流移，至今南阳荆襄等处流民不下十万，而南北直隶、浙江、河南等处或水或旱、夏麦绝收、秋收无望，米价昂贵，百姓饥窘，恐来春必有死亡流移之患，聚众闹事之祸。乞行统计缺食者之多寡，所在粮仓之有无，设法赈济。另劝存有余粮之大户放贷，按年计息，官府为之立据，待来春收获一并归还。停止各项工役，免去灾区之税粮。饥死路旁者即速掩埋。”
章子俊接着说道：“庐州城外就有三四万的荆襄流民，目前“廉价房”卖出了百十户，安置了六七百人左右，可面对三四万的流民杯水车薪，这些都需要的是时间。还有我已经跟都指挥使张大人协商过，在肥东、肥西让军户卫所们全部种上“高产粮”最过一个多月就会有收成了，所以庐州多少还能凑合着，不至于闹饥荒，可是给事中袁芳这种寅吃卯粮的想法，怕来年更加无粮啊。”
同知祝浩铭插话拍马屁说道：“想不到知府大人未雨绸缪啊，下官实在是佩服。”
章子俊学着商辂哀叹道：“明明“高产粮”能度饥荒，能饱食，还能喂牲畜，却始终推广不起来，朝廷也不重视，听说许多地方不光是农民害怕新的作物会影响来年收成，农户不是抵触，而是胆小，对不了解的新作物谨慎，生怕原本可以糊口的粮食也没了，当地官员也弃“高产粮”为杂物，只是让农户在自家房前屋后自愿种上几株，等长出来后，早就给鸡鸭吃掉了叶苗，这叫什么事。为了让“高产粮”尽快在庐州大片种植，本府将兴办一个酒坊，原料就用红薯酿造。取南淝之水，酿红薯玉米之酒。可是这样做，又要违制了。朝廷派官员来一查，到时芦州知府官衙造酒，与民争利不说，还把宝贵的粮食酿酒了，离去职下狱不远矣。”
章子俊当着大家，先把丑话说前面，把事情摆在了明面上，这样的话让南京吏部给事中韦眷及都察院的胡靖很是尴尬，这不就是说咱俩么？只能在一旁苦笑。
说完了话，接下去就上菜了，章子俊今晚给大家准备的是肥鸡炖土豆，烤玉米饼，猪肉白菜炖红薯粉条，三种粮食全部上了。这样做，就是要让自家衙门里的人知道，此三种粮食的美味，不光是产量高，还能搭配进菜肴，可以说在座的所有人从未吃过这样“高大上”菜。简单的二菜一饼子，硬生生吃出了瑶池宴的味道。
特别是庐州的通判吴蕴中，王芿峤、盛弥，二位同知祝浩铭、顾麟等人从未吃过这样的东西，原因是玉米、红薯、土豆“三剑客”还没有在庐州种植，目前只是在京城周围一些皇庄及官宦家的农庄种植一些，还有就是很少的农户家，在屋前房后零散种植一些，这些年来没有大力推广。章子俊的设想是这一次说什么也要在自己的芦州府之地大力推广。只有粮食充足了，农户尝到甜头后，不用官府出面，农户自会合理安排种植。
是夜，商辂单独跟章子俊夜谈，从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绕了一大圈子最后谈到了实际，商辂道：“取南淝之水，酿红薯玉米之酒，这个，这个是否留给老夫去做？不瞒章小友，老夫致仕已不是官了，家中七子八女，大儿良臣在京为官外，三儿良辅也中乡试，可别的几位儿子虽潜心求学，未必能考中，五儿、六儿都已成家，家中虽然还能度日，可儿孙太多，日子清苦，想让五儿顺生有一门事业，这酿酒倒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起一个作坊，只酿酒不经商，不违圣人之道… … 。”
章子俊一听就明白了，大人是说，让你儿子过来开一个酿酒作坊，生产出来的酒下发给“经销商”，接下去就什么都不管了，是这个意思吧… … 。
在这里就要说一说在明朝酿酒是有风险的，从汉武帝宣布施行变相的禁酒令——榷酒制度，即酒要朝廷专卖，禁止民间酿酒和卖酒。汉武帝依靠卖酒换来的军费南征北战，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榷酒制度发展到后来，又演变成税酒制度。榷酒指的是官府全部买办，而税酒则由民间商家经营，朝廷只负责收税。纵观历朝历代的禁酒令都是在禁酒、榷酒和税酒三个制度之间徘徊。
到了隋朝统一后，国力大增，朝廷已经不需要从酒中与民争利了，于是在开皇三年，文帝废除了酒类专卖制度，甚至连官府酿酒的酒坊都废弃了，将酿酒和喝酒的权利还给了百姓。唐朝也是一样，强大的国力给百姓提供了很高的生活标准，就是这个时代出现了昔日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的酒仙——李白。安史之乱摧毁了盛唐的强大，唐德宗为筹措军费于782年重开了榷酒制度，直至唐朝灭亡。
从此以后，榷酒制度成为常态，在宋代甚至出现了专门主管卖酒的官监酒务一职。在宋代，能卖酒的有两种酒户，一是官府本身，即“国营”酒庄，二是持有执照的民间酒户。这就出现了很多官商勾结的酒庄，比如在《水浒传》中蒋门神强抢施恩的快活林就应属此类，施恩父子本是公务人员，却私自开设酒庄，生意好的原因就是拥有酒类专营的权利，不仅自己可以酿，可以卖，而且还可以将酒转卖给别的酒家。宋代酒家并不少，甚至可以说是随处可见，但是，真正有权利自己酿酒的却没有多少，那些酒家也只能算是二道贩子，将酒从有执照的酒店买来，再贩卖而已。
元代的禁酒令很有意思，因为成吉思汗最讨厌饮酒误事，所以，元代前期对民间的禁酒令非常严苛。元世祖在1283年宣布严禁私人酿酒、卖酒，有私造者，财产子女入官，犯人配役，在1290年又将处罚变更为犯者死。但是，元后期以后禁酒令开始放开，于是各类酒馆又开始繁盛起来。，故行禁酒令，颁布诏书令国民无得种糯，以塞造酒之源，连酿酒的糯米都不许种植。时间到了明朝，朱元璋执行禁酒令非常严苛，大将胡大海之子因触犯了禁酒令，朱元璋不顾胡大海正领大军出征在外，亲自手刃犯人。自此以后，无人敢再犯。但随着朱元璋的离世，他和他的禁酒令很快就被后人遗忘，酿酒、卖酒、喝酒一切照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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