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树人在大冶县敲山震狐,把未来有可能借着他推广新作物种子贷中饱私囊的贪婪之徒,全部梳理了一遍。

    顺便也挑出了一些人品相对实事求是、踏实能干的基层小吏、良心乡绅,临时予以提拔重用。

    这个模式跑通之后,剩下的就是各县复制,反正沈树人之前已经借着嬉游无度之名暗访考察够了,现在突击“回头看”梳理一遍,基本上可以整顿个八九不离十。

    在这个过程中,沈树人也摸出一个从基层发现人才的规律——一般人品相对可靠、才能也最可用的地方遗留人才,往往是中了个秀才之后,就因为厌恶穷究四书五经,觉得虚伪志不在此,然后去醉心杂学了。

    肯不为功名利禄低头,觉得某些学问学了虚伪就果断不学、去学自己爱学的东西,这种人才叫不忘初心嘛。

    不管初心是啥,总比忍辱负重虚伪要好。如果像这位大冶县的宋明德一样,初心是学地理、堪舆、探矿,那就最好,刚好能被沈树人用上。就算初心只是古文、哲学,能如顾炎武那样,也是很不错的。

    原先沈树人地位不够高时,也不能这样不拘一格随便乱用人、给不符合功名资格的人临时差遣。现在已是道台、佥都御史,手腕也就强硬一点,只要巡抚不找麻烦,就没人能质疑。

    半个多月的时间倏忽而过,时间转眼进入十月份。

    沈树人也已把武昌、汉阳二府各县的农政工作彻底梳理清楚。在推广明年种新作物的同时,随着冬季农闲的到来,还一并组织各县兴修水利、整治湿地、挖淤堆圩田,顺便推广养殖罗非鱼和清江鱼。

    经办这些工作的人手,沈树人也一事不烦二主,直接让之前筛选出来、帮他推广新物种种子贷的那些开明乡绅、地方小吏顺便经办,有什么阻挠的可以直接上报到佥都御史衙门。

    这些都是利国利民的举措,并没有直接损害到任何人的利益,按说也不会有人拼命阻挠。

    非要说伤害利益,无非是原本有资格经手这些事儿的豪绅、现在没资格经手了,也就少了钱粮过手沾油的机会,难免暗中怨恨——

    任何朝代征发徭役都是要花很多钱粮的,哪怕是为老百姓自己修水利。

    贫民原本十月份之后渐渐农闲,就可以减少到一天只吃一顿饭,灾年的话这仅有的一顿往往还是喝粥、还要掺野菜以少放一点粮食,然后每天多躺几个时辰减少热量消耗。

    如果参与挖淤泥堆圩田养鱼,那起码得保证每天吃两顿,还不能太稀,粮食消耗会增加不少。

    粮食可以直接问当地有余粮的乡绅买,但钱肯定是官府先垫出的。然后再找因为修了水利后灌溉受益的周边乡绅摊派。

    再把新取得的圩田、鱼塘都算作无主官地,纳入地方军屯,由军户负责耕种、养殖,收获一半留给军户,一半纳入卫所军粮。

    一般来说,周边灌溉条件得到改良的那部分民田,摊派的钱粮是无法全额覆盖工程款的,能覆盖一半多就算很不错了,还会存在盘剥百姓的问题——

    修了水利之后,好处是要三五年甚至七八年才回本的,对将来每一年的收成都有帮助。但工程款是一次性开支的,官府不垫资,穷一点的乡绅就周转不开了。

    所以,这些水利的开支,还有一半要官府立刻拿出来,然后官府得到新增的圩田、鱼塘,未来五六年里慢慢回本。

    以沈树人的财力,这样搞大规模的利国利民建设,钱财也有点周转不开。而且他也不可能真的大规模靠沈家自己家的钱来提供融资,更不能无节制地贴钱做官——

    原先沈树人做官那两年,每年也有亏钱,但尺度基本上控制在明面上每年十万两级别,买官送礼那些灰色开支不算。

    明着补贴亏钱的部分超过每年十几万两之后,一来沈家撑不住,二来也容易被别人攻击:

    天下官员做官都是贪钱,唯独你倒贴钱,每年还倒贴十几万两都不够,是何居心?是不是‘财货无所取、妇女无所日,此其志不在小’?

    不能继续靠家里补贴、至少不能全靠补贴后,沈树人就只能从当地的财政收入上继续动脑子。

    他也第一次感受到了后世2020年代、那些卖地卖不出去、连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资都得砍的地方政府的苦逼之处。

    没有土地财政,大拆大建是真建不起啊!

    他也不是没想过,可以把新堆出来的圩田和新挖深的鱼塘,直接卖田地所有权和鱼塘所有权给百姓,换取回笼资金。可即使如此,也要一个周转。

    另一方面,冬季农闲干活修水利的,也未必都是当地百姓,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卫所的军队。让卫所军队干活,开支当然要官府直接出。

    沈树人自己的两万兵力,走的是精兵路线,左良玉留给他的三个卫所,却是鱼腩居多,最多只能做到“年龄还算青壮”,体力武艺就完全没有保证了。

    沈树人让这些鱼腩闲着也是闲着,与其浪费粮食直接训练军纪队列,不如拿出同样的时间体力,让他们先当一个冬天的“工程兵”,同样能锻炼到部队的体力和纪律。

    于是,沈树人就又把心思动到“厘金”的挪用上了。

    他掌握的武昌-黄州税关,一年也就不到三十万两的收入,其实养两万多部队日常用度,就已经捉襟见肘了,还需要其他财源补充进来,才能养更多兵。

    但沈树人更重视的是制度的突破,他梳理了一遍现状后,发现如今朝廷法度对地方上截留“厘金”的用途,规定得还是很严格的。

    厘金只能用于直接发军饷,或是替代“练饷”作为“操练开支补贴”,但户部相关条例,从没允许过把厘金用于“地方卫所军户服徭役开支”,更不能作为“雇佣民壮承担徭役开支”。

    这些条款,倒也不是说多难做,如果当初通过厘金改革时,多夹带几个私货条款,说不定崇祯也稀里糊涂批示过去了。

    但当时一来也是没想到那么多,二来也是觉得多一事不如,让皇帝先允许厘金试点再说,其他可以慢慢来,所以也就没加上。

    如今想要突破,肯定得取得湖广巡抚的绝对支持,需要方孔炤点这个头。

    沈树人把冬季水利徭役都安排下去之后,看着这亏空的账面,愈发意识到自己有必要尽快跟方巡抚再见一面,深谈一下。

    就算将来出事、被人指责湖广地方官僚有进一步军阀化的趋势,也好由方孔炤扛这个锅。

    ……

    十月中旬,劝农、水利各方工作初步安排好,只差一个钱粮周转问题后,

    沈树人也就当仁不让地轻车简从,再次踏上了前往荆州府江陵县、拜访上官的旅途。他已经攒了一大堆需要上官力挺的事务,要一次性解决。

    上次来江陵,还是半年之前。

    那时他只有五六千可用之兵(另有两千当时被蔺养成牵制),要扛住贺锦、贺一龙陆续抵达的十倍之众,不得不日行数百里、骑马骑得大腿内侧都磨破了,火急火燎找方孔炤求援。

    刚好半年整之后,沈树人的嫡系部队,已经扩大到了两万三四千人,其中有一万多是纪律严明的精兵,还有至少数千当了多年兵的流贼老营。

    除了嫡系部队外,左良玉遗留的三个卫所,加起来也有一万二名额,虽然现在并不满员,以后招募足额后,沈树人的总军队规模,将达到三万五千人。

    这就比半年来来求援时,增长了五倍左右兵力,堪称奇迹速度。

    手头有了兵力,沈树人当然不用跟上次那么狼狈了。

    他直接选择了沿着长江,坐大船从武昌慢吞吞逆流而上去江陵。

    武昌到江陵,直线距离不过四百里。但长江航道曲折,要先往南迂回到岳州府巴陵县(岳阳),从洞庭湖口过,所以水路总里程足足比直线距离多了一倍,有八百多里。

    沈树人也当是巡视自己的领地、顺便深入了解各地民情,再考察一下岳州府那边的厘金钞关执行情况,摸一下同行的底——

    厘金政策实施后,凡是跨省的贸易,都要缴纳厘金商税,但实际上试点各省设置钞关时,不可能做到真的在省界上设置关卡,因为很多省界都是山僻险阻之地。

    就拿湖广和两广的交界来说,那是在南岭群山之间,去那儿设税卡就成本太高了。

    所以,朝廷当初立法,也是允许酌情移动钞关到交通便利之处,只要别重复征税就好。

    方孔炤这个巡抚,显然也是做得穷怕了。他手头有两个设厘金钞关的名额,一个是与四川的贸易,一个是与两广。

    与四川的钞关没办法,只能设置在夷陵,因为张献忠盘踞在神农架和长江三峡,这条路今年下半年收入进一步锐减,出川做生意的商人都少了很多。

    于是方孔炤的主要商税来源,只能指望湖广和南边的两广,但两广走灵渠沟通珠江、湘江的商旅数量又不多,也难征,方孔炤就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钞关设在了岳州府的巴陵——

    凡是从南方来,出洞庭湖口进长江的商船,一律认定为需要缴税。

    这一招显然也招惹来了不少非议和反抗,毕竟如今湖南湖北是一个省的,南方来的货,未必是广东货,倒有一半多是湖南本地货。现在湖南的东西出湖进长江就算跨省,显然被搜刮的范围就扩大了好几倍。

    沈树人路过岳州时,都差点被方孔炤派出来的税关盘查收税,验过印信确认他是官船、来江陵拜会上官、确无运货,税官才放行了。

    过关之后,沈树人也不得不感慨,这末世的气息确实越来越浓重了,地方上的封疆大吏,一个个为了训练装备更多的军队,都已经开始不择手段搞钱。

    毕竟,距离崇祯之死,只剩最后两年零几个月。

    沈树人原本还怕方孔炤道德君子、无欲则刚,不好沟通。既然他也有捞钱扩军的需要,倒是容易怂恿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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