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相口口声称今后太平军将一改从前流寇做法，改以建设根据之地以供战事所需，然在攻打增城、番禺、顺德等县时，太平军所行的却仍是流寇手段。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太平军大规模搜掠占领区内的“战略物资”，并以“自愿”为名将青壮大量迁往香山，虽然至始至终，太平军的主力营头仍然坚守了“不杀人、不放火”的五条军纪，但翻墙倒柜般的掠夺粮食和盐铁行为仍使当地百姓蒙受巨大损失。在此过程中不乏有村民自组织团练反抗太平军，由此带来一定程度的伤亡。
二次鹿头河大战全歼塔音布部，周士相才稍稍着手改变了一些过激政策，允许不愿随太平军南迁香山的百姓可以留有一定口粮，对反抗强烈的村子也不再强行攻打，以免百姓无谓伤亡，并且大力宣传百姓若不随太平军南迁则势必会受到清军报复，但是这些补救措施来得太晚，截止太平军撤军时，增城、番禺、顺德及新安部分地区的百姓死伤已经过千人，被焚毁的村寨也达到了十多处。
随着两次鹿头河战事的全胜及清军在增城、番禺、顺德等乡下统治的瓦解，越来越多的绿营兵和土匪、强盗加入了太平军，使得太平军的新建营头不断增加，达到了十几个，新附兵的数量也从起初的千余人上升到了六千余人。
这些新附兵的军纪败坏了到了极点，仅以增城义勇营俞天恩部为例，在夺取增城向太平军纳降之后，俞天恩便使部下在四下抢掠，屠镇屠村不下一二处，美其名曰要向太平军周大帅纳粮完税。若有不从，即视为心向鞑子而大加杀戮。
新附兵在各地的破坏性抢掠令得太平军在这些地方的名声大坏，周士相也不是不想约束这些降兵，但是这些降兵来源复杂，且各自都据有一块地盘。 彼此也十分分散，令得急于班师香山的太平军没法抽出兵力，也没有时间对他们用兵。到了后来，周士相索性也不去管他们。任他们自生自灭去。
秦智生强烈反对放任这些新附兵不管，说这些土匪降兵打着太平军的旗号捞尽好处，但坏的却是太平军的名声，长此下去如何得了，等到广东百姓人人都视太平军为敌寇时。再想弥补可就来不及了。现在就算太平军一时没有能力去将这些新附兵都纳入太平军的体制中，也应该派出官吏接手这些新附兵所控制的地盘，尽力维持地方治安，约束新附兵的军纪，阻他们对百姓的祸害，而不是这样放任下去。
周士相没有理会秦智生要求派员整肃降兵的请求，一来他手下真没有这些人手派出去，二来太平军两次北进已经扩员很多，自身还没来得消化，哪里还有余力去整编那些新附兵。三来他私下以为这些降兵虽然不堪。但好歹也有数千之众，算是一股不大也不小的力量存在。
眼下广州清军前后被太平军消灭了七八千之众，短时间内广州清军已经没有能力大举对香山用兵，这从塔音布被歼以后，当面的清军噶来道噶部便收缩广州可以看出。
两次北进，第一次周士相是想从清军占领区获得粮食，第二次则是在抢粮之余消灭清军的一定力量并彻底破坏广州周围府县向清军供应粮草的能力，使得广州地区清军只能从潮汕地区调粮，而不能就近解决粮草来源。这势必会加重广州清军的负担，也会影响他们的用兵能力。
可以说。周士相设想的两次北进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消化这两次北进的战果，将随太平军南迁的百姓安置于香山各处。等到夏粮收割后再动一次北进战事，一点点的割清军的肉，放他们的血，直至太平军有能力进攻广州城。
这段时间内，香山需要绝对的安全和稳定，太平军的重心也不再是进攻。而是防守，那么有数千新附兵马屯散在广州附近，无疑是替太平军挡在了前头吸引清军的目光，这对太平军而言是件好事，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名声的受损而矣。
乱世之中，人命本就如草芥，周士相能做的就是将随太平军一起南迁的百姓安顿好，让他们不被饿死不被杀害，至于那些被新附兵祸害的百姓，他也就只能抱以愧疚之心了。名声嘛，刀把子够硬，名声就好；刀把子不硬，再好的名声到了刀笔吏手下，都是猪狗不如的。
人，没有完美之人，事情，也必然没有完美的事。
十全齐美这种好事放在当下这个时代，只能说是一种奢望。
到香山后的周士相召集了一次百户以上的军议，在这次军议上，周士相正式提出五大区的概念。
五大区指得是核心区、边缘区、沦陷区、友军区、中立区。
所谓核心区即是以香山为主的太平军主要地盘；边缘区就是香山周边的地区；沦陷区即清军占领区；友军区自然是指被明军控制的地盘，而中立区则是指那些被既没有归附满清也没有归附南明的势力地盘。
太平军的要任务就是保证核心区不受清军威胁，核心区的百姓也绝对不能受到太平军的侵犯。而边缘区内的势力必须接受太平军的指挥（主要为新附兵），太平军可以默认边缘区自主征粮征税，打太平军的旗号，在清军进犯时也提供保护，前提就是边缘区的势力必须向太平军交纳一定钱粮。同时，太平军也会约束边缘区势力对当地百姓进行保护，而不是一昧杀戮抢掠。
太平军要马上建立和友军区的联系，同时也要和那些中立区的势力达成一定程度意向，只要中立区的势力没有明确倒向满清，太平军就不会对对方用兵。至于沦陷区，则是太平军今后用兵主要方向，对于沦陷区内的百姓，太平军原则上是不会杀害。
关于如何对沦陷区百姓这一点，周士相说得比较模糊，他准备将王应华的事情处理后，再和宋襄公他们好生商量一下日后在沦陷区用兵的注意事项。
周士相急于想得到俘虏的降官和读人归顺，是因为他急需要这些人帮助他治理香山，构建太平军的文官系统。
周士相从来不认为武人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在他看来，一个完善的政权应该文武并重，文官既是武官，武官同样也是文官。文武的区别不应该只是看他管的是民还是军，而是应以识不识字，能不能看懂公文，能不能依制度办事，能不能就事表自己的见解来区别。
一句话概括，周士相眼中的武人不过是不识字的提刀人，只要识字的提刀人都可称为文人，而不是这人当的是什么官，哪怕他只是个把总，只要他识字，看得懂上头下的公文，那么他就是文官，而非是武官。
文官为帅，武官为相；文官能骑马拉弓，武官能提笔赋诗司，这看起来很荒谬，但事实上却是儒家教导的核心所在，六艺便是这理念的基础，出将入相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然而现实却是这个时代的武人大多不识字，识了字的，哪怕官至总兵，爵至王爷，在世人眼中也还是武官，而非是文官的一员。文贵武贱这种歪曲了儒家思想的理念几百年来大行其道，若不逢乱世，武人的地位卑下到令人无语。
周士相想要打破这种畸形的文武观，想要建立太平军的文武兼并政权，就必须要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人来帮助他构建这个政权，充任各级官吏。可问题是他的夹袋中没有这种人，或者说这种人少得可怜。
培养太平军的文武官员是未来太平军展壮大的关键所在，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和孙可望及当年的艾能奇便是张献忠在大西军中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尔今已然扛起大西军的重担，更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栋梁。如果孙可望没有异心，周士相相信这位大西军会盟的共主肯定在史上的成就不下于李定国，毕竟孙可望才是张献忠的真正继承者，大西军真正的领袖！
周士相常感手下人才匮乏，尔今香山和太平军的一切都是他一手强行推动，尽管有宋襄公和廖瑞祥不遗余力的帮助，可实现起来还有困难重重，这其中的原因便是没有得力的基层官吏辅助。
光靠一个权力下乡的架构还不足以支撑起太平军在香山的展，必须要有足够的官吏维持这个构架，并不断充实扩大下去，太平军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钱粮、人力供给，获得稳定的后方，才能在和清军的不断战斗中坚持到底。
教育培养这一块，周士相已经在做，但正如新会县衙仅有几个秀才在帮着廖瑞祥维持县衙运转一样，教育这一块也是步步艰，很难让教出来的学生达到令周士相满意的地步，更休说教员力量奇缺，教材奇缺。况且，香山县的教育不过年初才着手，等到那些学堂里的孩子真能成长起来，最少还要几年时间，在这几年，周士相就必须获得那些现成的文人来帮助。
俘虏的降官和读人就是放在周士相嘴边上的宝藏，他不能因为对方的不肯归顺而将人杀了，他必须要让这些人替自己服务，哪怕他们不情愿也得让他们暂时低下头来为己所用。
周士相让徐应元把王应华提了过来。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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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太平军大规模搜掠占领区内的“战略物资”，并以“自愿”为名将青壮大量迁往香山，虽然至始至终，太平军的主力营头仍然坚守了“不杀人、不放火”的五条军纪，但翻墙倒柜般的掠夺粮食和盐铁行为仍使当地百姓蒙受巨大损失。在此过程中不乏有村民自组织团练反抗太平军，由此带来一定程度的伤亡。
二次鹿头河大战全歼塔音布部，周士相才稍稍着手改变了一些过激政策，允许不愿随太平军南迁香山的百姓可以留有一定口粮，对反抗强烈的村子也不再强行攻打，以免百姓无谓伤亡，并且大力宣传百姓若不随太平军南迁则势必会受到清军报复，但是这些补救措施来得太晚，截止太平军撤军时，增城、番禺、顺德及新安部分地区的百姓死伤已经过千人，被焚毁的村寨也达到了十多处。
随着两次鹿头河战事的全胜及清军在增城、番禺、顺德等乡下统治的瓦解，越来越多的绿营兵和土匪、强盗加入了太平军，使得太平军的新建营头不断增加，达到了十几个，新附兵的数量也从起初的千余人上升到了六千余人。
这些新附兵的军纪败坏了到了极点，仅以增城义勇营俞天恩部为例，在夺取增城向太平军纳降之后，俞天恩便使部下在四下抢掠，屠镇屠村不下一二处，美其名曰要向太平军周大帅纳粮完税。若有不从，即视为心向鞑子而大加杀戮。
新附兵在各地的破坏性抢掠令得太平军在这些地方的名声大坏，周士相也不是不想约束这些降兵，但是这些降兵来源复杂，且各自都据有一块地盘。 彼此也十分分散，令得急于班师香山的太平军没法抽出兵力，也没有时间对他们用兵。到了后来，周士相索性也不去管他们。任他们自生自灭去。
秦智生强烈反对放任这些新附兵不管，说这些土匪降兵打着太平军的旗号捞尽好处，但坏的却是太平军的名声，长此下去如何得了，等到广东百姓人人都视太平军为敌寇时。再想弥补可就来不及了。现在就算太平军一时没有能力去将这些新附兵都纳入太平军的体制中，也应该派出官吏接手这些新附兵所控制的地盘，尽力维持地方治安，约束新附兵的军纪，阻他们对百姓的祸害，而不是这样放任下去。
周士相没有理会秦智生要求派员整肃降兵的请求，一来他手下真没有这些人手派出去，二来太平军两次北进已经扩员很多，自身还没来得消化，哪里还有余力去整编那些新附兵。三来他私下以为这些降兵虽然不堪。但好歹也有数千之众，算是一股不大也不小的力量存在。
眼下广州清军前后被太平军消灭了七八千之众，短时间内广州清军已经没有能力大举对香山用兵，这从塔音布被歼以后，当面的清军噶来道噶部便收缩广州可以看出。
两次北进，第一次周士相是想从清军占领区获得粮食，第二次则是在抢粮之余消灭清军的一定力量并彻底破坏广州周围府县向清军供应粮草的能力，使得广州地区清军只能从潮汕地区调粮，而不能就近解决粮草来源。这势必会加重广州清军的负担，也会影响他们的用兵能力。
可以说。周士相设想的两次北进战略目标已经基本完成，现在，他要做的就是消化这两次北进的战果，将随太平军南迁的百姓安置于香山各处。等到夏粮收割后再动一次北进战事，一点点的割清军的肉，放他们的血，直至太平军有能力进攻广州城。
这段时间内，香山需要绝对的安全和稳定，太平军的重心也不再是进攻。而是防守，那么有数千新附兵马屯散在广州附近，无疑是替太平军挡在了前头吸引清军的目光，这对太平军而言是件好事，所付出的代价不过是名声的受损而矣。
乱世之中，人命本就如草芥，周士相能做的就是将随太平军一起南迁的百姓安顿好，让他们不被饿死不被杀害，至于那些被新附兵祸害的百姓，他也就只能抱以愧疚之心了。名声嘛，刀把子够硬，名声就好；刀把子不硬，再好的名声到了刀笔吏手下，都是猪狗不如的。
人，没有完美之人，事情，也必然没有完美的事。
十全齐美这种好事放在当下这个时代，只能说是一种奢望。
到香山后的周士相召集了一次百户以上的军议，在这次军议上，周士相正式提出五大区的概念。
五大区指得是核心区、边缘区、沦陷区、友军区、中立区。
所谓核心区即是以香山为主的太平军主要地盘；边缘区就是香山周边的地区；沦陷区即清军占领区；友军区自然是指被明军控制的地盘，而中立区则是指那些被既没有归附满清也没有归附南明的势力地盘。
太平军的要任务就是保证核心区不受清军威胁，核心区的百姓也绝对不能受到太平军的侵犯。而边缘区内的势力必须接受太平军的指挥（主要为新附兵），太平军可以默认边缘区自主征粮征税，打太平军的旗号，在清军进犯时也提供保护，前提就是边缘区的势力必须向太平军交纳一定钱粮。同时，太平军也会约束边缘区势力对当地百姓进行保护，而不是一昧杀戮抢掠。
太平军要马上建立和友军区的联系，同时也要和那些中立区的势力达成一定程度意向，只要中立区的势力没有明确倒向满清，太平军就不会对对方用兵。至于沦陷区，则是太平军今后用兵主要方向，对于沦陷区内的百姓，太平军原则上是不会杀害。
关于如何对沦陷区百姓这一点，周士相说得比较模糊，他准备将王应华的事情处理后，再和宋襄公他们好生商量一下日后在沦陷区用兵的注意事项。
周士相急于想得到俘虏的降官和读人归顺，是因为他急需要这些人帮助他治理香山，构建太平军的文官系统。
周士相从来不认为武人就只能打天下，而不能治天下。在他看来，一个完善的政权应该文武并重，文官既是武官，武官同样也是文官。文武的区别不应该只是看他管的是民还是军，而是应以识不识字，能不能看懂公文，能不能依制度办事，能不能就事表自己的见解来区别。
一句话概括，周士相眼中的武人不过是不识字的提刀人，只要识字的提刀人都可称为文人，而不是这人当的是什么官，哪怕他只是个把总，只要他识字，看得懂上头下的公文，那么他就是文官，而非是武官。
文官为帅，武官为相；文官能骑马拉弓，武官能提笔赋诗司，这看起来很荒谬，但事实上却是儒家教导的核心所在，六艺便是这理念的基础，出将入相才是儒家思想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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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士相想要打破这种畸形的文武观，想要建立太平军的文武兼并政权，就必须要一大批能文能武的人来帮助他构建这个政权，充任各级官吏。可问题是他的夹袋中没有这种人，或者说这种人少得可怜。
培养太平军的文武官员是未来太平军展壮大的关键所在，晋王李定国、蜀王刘文秀和孙可望及当年的艾能奇便是张献忠在大西军中培养出来的新生代，尔今已然扛起大西军的重担，更成了大明王朝最后的栋梁。如果孙可望没有异心，周士相相信这位大西军会盟的共主肯定在史上的成就不下于李定国，毕竟孙可望才是张献忠的真正继承者，大西军真正的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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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养这一块，周士相已经在做，但正如新会县衙仅有几个秀才在帮着廖瑞祥维持县衙运转一样，教育这一块也是步步艰，很难让教出来的学生达到令周士相满意的地步，更休说教员力量奇缺，教材奇缺。况且，香山县的教育不过年初才着手，等到那些学堂里的孩子真能成长起来，最少还要几年时间，在这几年，周士相就必须获得那些现成的文人来帮助。
俘虏的降官和读人就是放在周士相嘴边上的宝藏，他不能因为对方的不肯归顺而将人杀了，他必须要让这些人替自己服务，哪怕他们不情愿也得让他们暂时低下头来为己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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