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路脑袋昏沉沉的，坐在值房里半天，可眼睛盯着一份公文看了半天了，却也没有翻一页。 终于，他长叹一声，将架在鼻梁上的老花眼镜给摘了下来，放到了一边。
此时，他确实没有什么心思处理公务。
赵国梁死了，在锦衣卫的诏狱饮金屑酒自尽了。
这个结果出乎众人的意料，也让主审这个案子的三法司官员们都有些心思沉重。本来已经宣判了结果，定下三日后午门处斩，明正典型，可转眼，人就被锦衣卫给夺走了，然后直接就在诏狱中自尽了。
这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右都御史是倪元路的副手，他坐在一边叹了口气，“倪公，你说此事陛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御笔朱批严办，让我们三司会审，然后午门处斩，百官观刑的是陛下，可这一转眼，又让锦衣卫把人带走，还在狱中赐自尽，这....”
右都御史担忧的道，“陛下是不是对我们不满啊？”
倪元路也有些无奈，甚至心里有点后悔，这件事情不该冒然捅出来的。当初他现此案的时候，心里很是兴奋，觉得应当把这个案子当作一个典型来办。为此，他没有先报告皇帝，反而把事情透露给了报纸，传到了坊间。
他当时这样做，是怕皇帝护短，把这个案子私下给不了了之。他以为，当舆论起来后，皇帝肯定也护不了赵国梁，到时就得公开审理。
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跟皇帝做对，而是觉得这是他的职责。哪怕犯事之人是皇帝门生，元佐勋臣，也一样不能例外。
可现在这结果，赵国梁是死了，但却是这么一个死法。
哎，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转念一想。他觉得自己被皇帝坑了。错的不是自己，是皇帝。
但细思起来，皇帝也没错。张国梁触犯国法，皇帝令三司会审。这是公正。但审判之后，皇帝却又赐他自尽，这是皇帝的情义。一
皇帝自掏内帑把亏空的一百万银元补上了，又没追究赵国梁的家人，这是公私分明。有情有义了。
可他怎么就觉得，如此一来，皇帝是有情有义了，他却成了里外不是人呢？
不过皇帝也总是如此，经常出人意料。
就如皇帝御巡关外，谁都以为这次出征，是皇帝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关外之地，又不能耕种，朝廷费心费力。又有什么用？
可现在看来，并不是如此。
皇帝御巡关外，耀武扬威，展示了大汉的强大实力，蒙古诸侯臣服。
朝廷分封诸侯，不用一兵一卒，就得了蒙古诸部臣服，不但分封领地，还有了直隶领地。草原确实不产粮食，但他看过朝廷与蒙古诸侯们的贸易协议。双方放开贸易。以后蒙古各地都是大汉商口的出口销售地，同时蒙古的各种牲畜、皮毛、肉制品奶制品、矿产、草药等也将以极低廉的价格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原。
大汉商品多了一个销售地，大汉也多了许多牲畜等重要的物资商品的产源地，更别提。朝廷还在这一进一出的交易中，能得到大笔的商税和关税。
现在倪元路也明白了商税对于朝廷的重要性。
更别说皇帝还驱虎吞狼，用蒙古诸侯灭了科尔沁四部，又东征女真，朝廷在关外，根本不伤一兵一卒。不费一刀一枪，就减了蒙古五十万丁，如今又将收复辽东。
想当年，大明之时，北方无一日安宁。虽成功与土默特议和，可左翼的察哈尔却一直袭扰不断，更别说辽东不断崛起的女真人。
若非女真，大明也不会轰然灭亡。
当年大明每年花费无数钱粮，耗尽国家实力，也都搞不定的关外乱局。可现在皇帝却轻松的就搞定了。
最重要的不是皇帝搞定了关外，而是皇帝搞定关外蒙古和女真人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损耗中原的实力，反而提升了许多实力。
朝廷开拓了边疆，收了辽西，又把蒙古草原也给控制了，新增的燕北、漠南、绥远、宁夏、岭北、辽北诸省，以前可都是蒙古人控制的地盘，更别说辽西全面收复，马上又能把辽东也俱收复。
朝廷向北开拓了数千里疆域。
这个过程中，朝廷没有加税加派，百姓没有增加什么负担。帝国的将士们损伤也极小，他们只是在蒙古人面前出动展示下军威而已。
朝廷消耗了些粮食，但得到了大批的草原牲畜、皮毛、奶肉、矿物等。
商人们赚了钱，朝廷增加了税收，士兵们得了赏赐，军工坊订单增多，工匠们增加了收入，就是粮草等价格上涨，百姓们的收入都增多了。
不论从哪方面看，大汉在关外的这系列开疆拓土，都既没损害百姓们的利益，也没损害朝廷的实力，相反，各阶层似乎都还因此得了不少好处。
更别说，朝廷将把许多在中原穷困无地的百姓，移往关外，分给他们大批的田地了。而中原许多穷困百姓移往关外，那中原各地的土地压力等也会大减，留下来的百姓生活会变好些。
移民实边，朝廷又稳固了边疆，增加了田地产出，增加了赋税。
无论从哪里看，都是共赢互利。
这种情况，是他很难想的通的。汉武帝北伐匈奴，打了几十年，把匈奴打的西迁，可汉人口减半。隋炀帝三征辽东，兵百万，虽然把高句丽打残，可沉重的兵役、夫役，也把天下百姓压的喘不过气来，终于被迫造反，大隋二世而亡。
甚至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到后来唐高宗时终于联合新罗灭亡百济、高句丽，可实际上也是给百姓造成极大的负担，朝廷的这些征战，百姓们都没得到什么实际好处。虽然从长远看，这些战争，其实是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关系中原安危。
但对当时的百姓来说，他们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将士们战死沙场，客死他乡，大量伤亡。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兵役、夫役，压的喘不过气来，朝廷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将国家拖到危险的边缘。
明朝时，关外的战争，更是直接把明拖的崩溃了。
可大汉的关外战略，却完全不同。
从朝廷到百姓，从将士到商人，大家都只得到了好处。
简直就是不可思议。
与这一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是西南的改土归流。
倪元路当初也反对改土归流，认为这必然逼反西南部族土司，引一场持久的叛乱，会把帝国拖累，甚至让朝廷丢失西南。
可结果呢，完全不是他们预料的那样。
倪元路有时静下来想想，怎么一切都让人这么看不懂了呢。
文臣们反对用兵打仗，在他们看来，除非万不得已，都要尽量避免战争。一旦打仗，开支极大，各种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可现在，大汉自立国起，就一直没有停过用兵。甚至是各处用兵，军队的规模也一扩再扩，军费的预算也不断上升，但国内并没有出现什么民怨沸腾，水深火热的情况。
相反的，现在大汉的军人成为年青人最向往的职业，也是收入极稳定和优厚的职业。而庞大的军队规模，也使得大汉有了更庞大的军工产业，那些军方订单，养活无数的工人。
在大明时代，打仗，就意味着局势糟糕，恶性循环。
可在大汉，却似乎完全反了过来，越是打仗，国内局势似乎越是好，尤其是工商制造业等就越的繁荣。
历经两个王朝，可很多事情他都总看不明白。
就如比大明一年税粮不过两千多万石，税银才二三百万两。
朝廷空有几百万的卫所军丁，却空占着亿亩军田，而毫无作用。
可在大汉，朝廷养了百余万常备军队，各地用兵不断，结果却还能越打形势越好。大汉清量出来的田地，也并不比万历时清量出来的多多少，可国家的税收，却是以往大明时的百倍千倍。
国家税收提高了千百倍，但百姓的负担却反而下降了。
这才是真正的治国有术吗？
倪元路是真正的佩服起这位年青的开国皇帝，这种种治国手段简直是匪夷所思，但确实行之有效。
倪元路摇摇头，轻叹一声。
也许他们这些人已经跟不上形势了，他们过去的那些治国观念，根本就不适合。
新朝确实不一样了，上至勋臣武将，下至商人百姓，大家都不再那么反对战争厌恶战争了。因为大汉的对外扩张战争，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并不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相反，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机会。
御驾刚过山海关，刘钧收到一封京师转来的奏章。
左都御史倪元路上表请辞。
刘钧有些意外，倪元路过去虽然是东林出身，后来还跟吴甡等联合官谋要对付他，但那毕竟是前朝时的事情。
事实上，他接替刘宗周在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位置上，干的还是很称职的。
这次的赵国梁一案，虽然刘钧也有些不满倪元路没有第一时间奏报，可他的敬职精神，还是让他非常欣赏。
都察院这种衙门，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啊。
刘钧当然不可能同意倪元路辞职，他走了，哪走这样的人去。要是换一个官员，面对赵国梁的案子时，肯定不会如他这般铁面无私。
想了想，刘钧拿起御笔在马车内直接写了一道谕旨。
“晋封左都御史倪元路临安县开国伯，赐银元一万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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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他确实没有什么心思处理公务。
赵国梁死了，在锦衣卫的诏狱饮金屑酒自尽了。
这个结果出乎众人的意料，也让主审这个案子的三法司官员们都有些心思沉重。本来已经宣判了结果，定下三日后午门处斩，明正典型，可转眼，人就被锦衣卫给夺走了，然后直接就在诏狱中自尽了。
这里面究竟是个什么意思？
右都御史是倪元路的副手，他坐在一边叹了口气，“倪公，你说此事陛下究竟是什么意思？御笔朱批严办，让我们三司会审，然后午门处斩，百官观刑的是陛下，可这一转眼，又让锦衣卫把人带走，还在狱中赐自尽，这....”
右都御史担忧的道，“陛下是不是对我们不满啊？”
倪元路也有些无奈，甚至心里有点后悔，这件事情不该冒然捅出来的。当初他现此案的时候，心里很是兴奋，觉得应当把这个案子当作一个典型来办。为此，他没有先报告皇帝，反而把事情透露给了报纸，传到了坊间。
他当时这样做，是怕皇帝护短，把这个案子私下给不了了之。他以为，当舆论起来后，皇帝肯定也护不了赵国梁，到时就得公开审理。
他这样做，倒不是为了跟皇帝做对，而是觉得这是他的职责。哪怕犯事之人是皇帝门生，元佐勋臣，也一样不能例外。
可现在这结果，赵国梁是死了，但却是这么一个死法。
哎，自己真的做错了吗？
转念一想。他觉得自己被皇帝坑了。错的不是自己，是皇帝。
但细思起来，皇帝也没错。张国梁触犯国法，皇帝令三司会审。这是公正。但审判之后，皇帝却又赐他自尽，这是皇帝的情义。一
皇帝自掏内帑把亏空的一百万银元补上了，又没追究赵国梁的家人，这是公私分明。有情有义了。
可他怎么就觉得，如此一来，皇帝是有情有义了，他却成了里外不是人呢？
不过皇帝也总是如此，经常出人意料。
就如皇帝御巡关外，谁都以为这次出征，是皇帝好大喜功，劳民伤财。关外之地，又不能耕种，朝廷费心费力。又有什么用？
可现在看来，并不是如此。
皇帝御巡关外，耀武扬威，展示了大汉的强大实力，蒙古诸侯臣服。
朝廷分封诸侯，不用一兵一卒，就得了蒙古诸部臣服，不但分封领地，还有了直隶领地。草原确实不产粮食，但他看过朝廷与蒙古诸侯们的贸易协议。双方放开贸易。以后蒙古各地都是大汉商口的出口销售地，同时蒙古的各种牲畜、皮毛、肉制品奶制品、矿产、草药等也将以极低廉的价格源源不断的流入中原。
大汉商品多了一个销售地，大汉也多了许多牲畜等重要的物资商品的产源地，更别提。朝廷还在这一进一出的交易中，能得到大笔的商税和关税。
现在倪元路也明白了商税对于朝廷的重要性。
更别说皇帝还驱虎吞狼，用蒙古诸侯灭了科尔沁四部，又东征女真，朝廷在关外，根本不伤一兵一卒。不费一刀一枪，就减了蒙古五十万丁，如今又将收复辽东。
想当年，大明之时，北方无一日安宁。虽成功与土默特议和，可左翼的察哈尔却一直袭扰不断，更别说辽东不断崛起的女真人。
若非女真，大明也不会轰然灭亡。
当年大明每年花费无数钱粮，耗尽国家实力，也都搞不定的关外乱局。可现在皇帝却轻松的就搞定了。
最重要的不是皇帝搞定了关外，而是皇帝搞定关外蒙古和女真人的过程中，不但没有损耗中原的实力，反而提升了许多实力。
朝廷开拓了边疆，收了辽西，又把蒙古草原也给控制了，新增的燕北、漠南、绥远、宁夏、岭北、辽北诸省，以前可都是蒙古人控制的地盘，更别说辽西全面收复，马上又能把辽东也俱收复。
朝廷向北开拓了数千里疆域。
这个过程中，朝廷没有加税加派，百姓没有增加什么负担。帝国的将士们损伤也极小，他们只是在蒙古人面前出动展示下军威而已。
朝廷消耗了些粮食，但得到了大批的草原牲畜、皮毛、奶肉、矿物等。
商人们赚了钱，朝廷增加了税收，士兵们得了赏赐，军工坊订单增多，工匠们增加了收入，就是粮草等价格上涨，百姓们的收入都增多了。
不论从哪方面看，大汉在关外的这系列开疆拓土，都既没损害百姓们的利益，也没损害朝廷的实力，相反，各阶层似乎都还因此得了不少好处。
更别说，朝廷将把许多在中原穷困无地的百姓，移往关外，分给他们大批的田地了。而中原许多穷困百姓移往关外，那中原各地的土地压力等也会大减，留下来的百姓生活会变好些。
移民实边，朝廷又稳固了边疆，增加了田地产出，增加了赋税。
无论从哪里看，都是共赢互利。
这种情况，是他很难想的通的。汉武帝北伐匈奴，打了几十年，把匈奴打的西迁，可汉人口减半。隋炀帝三征辽东，兵百万，虽然把高句丽打残，可沉重的兵役、夫役，也把天下百姓压的喘不过气来，终于被迫造反，大隋二世而亡。
甚至后来唐太宗李世民亲征高句丽，到后来唐高宗时终于联合新罗灭亡百济、高句丽，可实际上也是给百姓造成极大的负担，朝廷的这些征战，百姓们都没得到什么实际好处。虽然从长远看，这些战争，其实是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关系中原安危。
但对当时的百姓来说，他们什么好处都没得到。
将士们战死沙场，客死他乡，大量伤亡。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兵役、夫役，压的喘不过气来，朝廷不断增加的战争支出，将国家拖到危险的边缘。
明朝时，关外的战争，更是直接把明拖的崩溃了。
可大汉的关外战略，却完全不同。
从朝廷到百姓，从将士到商人，大家都只得到了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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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一样让人难以置信的还是西南的改土归流。
倪元路当初也反对改土归流，认为这必然逼反西南部族土司，引一场持久的叛乱，会把帝国拖累，甚至让朝廷丢失西南。
可结果呢，完全不是他们预料的那样。
倪元路有时静下来想想，怎么一切都让人这么看不懂了呢。
文臣们反对用兵打仗，在他们看来，除非万不得已，都要尽量避免战争。一旦打仗，开支极大，各种问题也会随之而来。
可现在，大汉自立国起，就一直没有停过用兵。甚至是各处用兵，军队的规模也一扩再扩，军费的预算也不断上升，但国内并没有出现什么民怨沸腾，水深火热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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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明时代，打仗，就意味着局势糟糕，恶性循环。
可在大汉，却似乎完全反了过来，越是打仗，国内局势似乎越是好，尤其是工商制造业等就越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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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在大汉，朝廷养了百余万常备军队，各地用兵不断，结果却还能越打形势越好。大汉清量出来的田地，也并不比万历时清量出来的多多少，可国家的税收，却是以往大明时的百倍千倍。
国家税收提高了千百倍，但百姓的负担却反而下降了。
这才是真正的治国有术吗？
倪元路是真正的佩服起这位年青的开国皇帝，这种种治国手段简直是匪夷所思，但确实行之有效。
倪元路摇摇头，轻叹一声。
也许他们这些人已经跟不上形势了，他们过去的那些治国观念，根本就不适合。
新朝确实不一样了，上至勋臣武将，下至商人百姓，大家都不再那么反对战争厌恶战争了。因为大汉的对外扩张战争，并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并不威胁到他们的安全。
相反，战争带来了许多新的东西，新的机会。
御驾刚过山海关，刘钧收到一封京师转来的奏章。
左都御史倪元路上表请辞。
刘钧有些意外，倪元路过去虽然是东林出身，后来还跟吴甡等联合官谋要对付他，但那毕竟是前朝时的事情。
事实上，他接替刘宗周在都察院左都御史这个位置上，干的还是很称职的。
这次的赵国梁一案，虽然刘钧也有些不满倪元路没有第一时间奏报，可他的敬职精神，还是让他非常欣赏。
都察院这种衙门，就是需要这样的人啊。
刘钧当然不可能同意倪元路辞职，他走了，哪走这样的人去。要是换一个官员，面对赵国梁的案子时，肯定不会如他这般铁面无私。
想了想，刘钧拿起御笔在马车内直接写了一道谕旨。
“晋封左都御史倪元路临安县开国伯，赐银元一万块！”(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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