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秋天，越南人民反抗美帝国主义侵略的解放战争，正进行得如火如荼。而这时候，我做为众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员，被知青办安排在大兴安岭山区插队，接受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战风雪，炼红心，斗天地，铸铁骨。
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几个月，刚进山时的兴奋与新奇感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我插队的那个山沟，总共才巴掌那么大点的地方，一共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方圆数百里之内几乎全都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
屯子里的人*山吃山，除了在平整的地方开几亩荒，种些个日常吃的口粮之外，其余的吃食主要通过进山打猎得来，山上的獐子、狍子、野兔、山鸡，还有林子里的木耳、菇菌等等，都是好嚼头，吃饱吃好不是问题。
可那年冬天，山里的雪下得好早，西北风骤然加紧，天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眼瞅着大雪就要封山了，大伙还没来得及储备过冬的食物。因为往年在秋季，山里的人们，要趁着野猪野兔秋膘正肥的时候大量捕猎，风干腊制储存起来，用以渡过大兴安岭残酷漫长的寒冬。
这十年不遇的反常气候说来就来，秋季刚过了一半就开始下起大雪，然后又紧接着吊起了西北风，猎户们不免有些乱了阵脚，纷纷挎起猎枪，带上猎犬，争先恐后的进山“赶冬荒”，同老天爷争分夺秒抢时间，全力以赴地套狐狸射兔子，否则再晚一些，山里肯定会刮起只有冬天才刮的白毛风，那可就什么都打不到了，那样的话整个屯子都要面临可怕的冬荒。
和我一起插队的伙伴胖子，最近也正闲得抓心挠肝，恨不得平空生出点乱子出来才好，见猎户们趁群结伙的进山围猎，顿时来了兴致，摩拳擦掌的跟我商量，打算同猎人们一道进山打几只人熊。
我对进山打猎的那份热情，尤其是“套狐狸”一类斗智斗力勾当的热爱程度，一点都不比胖子少，可平时很少有机会带枪带狗去耍个尽兴，对于这回的行动我早已心知肚明，支书肯定不会让我们参加。一是因为我们这几个知青进山不到半年，已经闹了不少乱子出来，惹得老支书发了飙，不让我们再胡作非为，最近他给我们安排的任务，除了看庄稼就是守着林场的木材，全是些个蹲点儿的苦闷差事；二来这次赶冬荒是屯子里的大事，围猎是集体行动，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猎人之间的配合默契，让知青这种从城里来的生瓜蛋子加入，万一出了岔子，大伙全部要饿着肚皮挨过严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也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我们眼巴巴看着各家各户抽调出精壮的猎手，组成了“赶冬荒战斗队”，带着大批猎狗浩浩荡荡地进山，踏雪开赴围猎的最前线，我心里真是又着急又上火，即使知道基本上是没戏，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又去找支书通融，哪怕给我们知青安排一些后方支援的工作也好，再让我们在屯子里呆着，非得把人憋坏了不可。
胖子也对支书强调**的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我代表我们五个知青向您衷心地请求，请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投入到这场赶冬荒的革命斗争洪流当中去……”
老支书不等胖子把话说完，就用另一句最高指示扼杀了我们的请求：“别跟我扯犊子，瞎咧咧个啥？**不是还那个啥来着……，对了……他老人家还强调过要反对自由主义，要服从组织安排，这不咱屯子里的人都去打猎，剩下的全是些那个啥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你看这雪下的，万一有没找够食猫冬的黑瞎子摸过来也是个麻烦，我看干脆就这么办，你们青年们，留下一半守着屯子，八一和小胖你们俩人，让燕子带着你们到林场看场去，正好把敲山老头替换回来，我可告诉你们俩，我不在这些天可不许整事儿知道不？”
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只好做罢，心中暗地里盘算着到林场附近也能找机会套狐狸，总好过在屯子里开展思想工作那么没意思，于是跟另外三个知青同伴做别，把铺盖卷往身上一背，同胖子一起在燕子的引领下，到团山子下的林场去看守木料。
屯子里有几户人家作为知青点，插队的知青都固定住在这几户家里，而吃饭则是到各家轮流搭伙，赶上什么吃什么，燕子这姑娘就是我和胖子的“房东”，她也是个出色的猎手，支书安排她带我们照管林场，也是担心林场遭到野兽的袭击。
燕子失去了进山打猎的机会，倒也没抱怨，因为知青远比山里人有知识，尤其是我和胖子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侃能吹的，跟知青在一起的时候，她能了解到她从来没离开过的这片大山以外的世界，于是她挎上猎枪，另外又携带了一些必备的物品，便同我和胖子出发了。从屯子到林场要翻一道岭子，转两道山坳，路程很远，一路上西北风刮得嗷嗷直叫，卷得地面树梢的雪沫飘飘洒洒地漫天乱舞，加上天空即使在白天也是灰蒙蒙的，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始终都在降雪，我用狗皮帽子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可风还是把脑袋抽得渐渐麻木。
不过听燕子讲这种天气根本不算什么，山里边到了深冬腊月，林子里的积雪会有齐腰深，人在雪地中趟着积雪走很吃力气，走不了多远就会出一身的热汗，但却绝对不能停下来，一旦停步喘息，被透骨的寒风一溜，全身的汗水都会立刻变成一层层冰霜，而且没在深山里过过冬的人根本不会想象得到，最恐怖的要数山里人谈之色变的“白毛风”，所谓“白毛风”，也就是风里加着雪，银白色的旋风，比冰刀子还厉害，吹到人身上没有能受得住的，所以山里的猎户都要提前储备食物，到了天寒地冻之时，就开始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猫冬。
走了快一天才到林场，这片林场紧挨着人熊出没的“团山子”，有条河从这片林海雪源中穿过，刚好将山区与森林分割开来，团山子上植被茂密，并不缺乏食物，山上的人熊，轻易不会过河到林子里来，猎户们也不敢随意去招惹凶残成性的山林之王——人熊。
林场中伐下来的木头，在春水生长之时，就会利用河水把木料扎成筏子冲到下游，河的下游有条铁路，还有个小火车头，是专门用来运木头的，这里的情形十分象是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夹皮沟”，“夹皮沟”在东北是确有其地，团山子的林场也有个差不多的地名，叫做“黄皮子坟”，这地名听上去显得很神秘，但就连燕子她爹那种老猎户，都说不出这个地名的来龙去脉，只是都说这附近黄皮子很多，很早以前黄大仙闹得挺凶，现在也没人提了，黄皮子是当地人对黄鼠狼的一种俗称。
团山子林场虽然简陋荒僻，但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它，所以我们才要顶风冒雪来这里值勤，不过说实话冬天的林场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做，唯一需要料理的，只是过些时候到河流下游去帮忙发送最后一趟运木头的小火车而已。
这林场有一排白桦木搭建的木屋，在春夏两季，都有伐木工人在这里干活居住，由于运输能力有限，砍多了树也运不完，所以他们每当完成生产任务，差不多到了中秋节前后，就会离开林场回家过年，这时林场就归距离最近的岗岗营子派人照料。
在我们到来之前，林场是由敲山老汉和他的孙女，一个叫做“画眉”的姑娘负责看管，本来按照村支书的安排，我们应该把他们替换回去，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发现林场中十分不对劲，守林人的小木屋中空空荡荡，炉膛中灰烬冷冷的没有一丝热气，也没有见到这爷孙二人。
我不禁替他们担心起来，急忙与我的两个同伴分头在林场中找了一圈，却仍没见踪迹，我心中越发不安，对胖子和燕子说：“今年天气冷得太快，事先又没有半点征兆，怕是山里的野兽也要赶冬荒，敲山老爷子和他孙女会不会被猞猁之类的恶兽给叼去了？”
屯子里的猎狗都被猎人们带进山围猎了，所以我们没有带猎狗，现在风雪交加，团山子附近岭高林密，地形复杂，飞雪掩盖了人兽的踪迹，就算我们有百十号人去找，也未必能寻得到他们，更何况眼下我们只有三个人。我和胖子当即便寻思着要回屯子搬救兵，可又突然想到屯子里已经没人可找了，那时候我们年纪尚轻，一时竟然束手无策。
还是燕子心细，她又在小木屋中仔细看了看，屋内的粮食和干肉还剩下一些，敲山老汉的猎枪和装火药铁砂的牛角壶却都不在，猎户最善观查蛛丝马迹，小木屋中没有兽迹，东西摆放得也很整齐，他们好象还打了大量黏糕，应该不会发生了什么不测，也许敲山老头带着她孙女去打兔子了，又或许他是担心大雪封山，没等我们来替换，便提前回屯子去了，满山老汉打了几十年的猎，经验非常丰富，虽然一把年纪，身手不如昔日灵便了，但既然他带着猎枪，只要在半路不碰上刚生崽的母人熊，就不会有什么意外。
见林场中并无异状，我们三人才稍觉心安，一路上饥寒交迫，正是苦不堪言，这时候什么要紧事也都要扔到一边去了，最紧迫的任务是取暖和填饱肚子，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烧了火炕，把冻得绑硬的贴饼子在炉壁上随便烤烤，吃了充饥。三人吃饱了天也黑透了，就开始象往常那样胡乱闲聊解闷，按惯例轮流开吹，胖子先侃了段解放前在东北剿匪的佚事，他这些都是听他爹说的，我已经听他讲了不下十遍，而燕子还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所以听得十分着迷。
只见胖子口沫横飞，连比划带说：聚众掠夺民财的土匪，在东北地区又叫做“胡匪”或“胡子”，据说胡匪们不同与内地响马贼寇，他们自成体系，拜的祖师爷是明末皮岛总兵“毛文龙”，明右副督御使袁崇焕设计杀了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手下的大批官兵，分别流落东北沿海诸岛或深山，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以大明官兵自居，不做打架劫舍的勾当，但历经百年，随着人员结构的日趋复杂化，逐渐演变成为害一方无恶不作的胡匪，不过直到解放前，胡匪们仍然尊毛文龙为祖师爷。
这些一伙一伙的“胡匪”，到后来被称做“绺子”，按各股匪首所报“字号”的不同，每股绺子的名称也不一样，例如“一铁鞭”、“草上飞”、“桑大刀”、“凤双侠”等等等等。
解放前东北头号胡匪，魁首是个绰号叫“遮了天”的光头，此人年轻时是庙里的武僧，学得一身铜练铁布衫的硬功夫，但他“还俗”后也始终没长出头发，“遮了天”为人心狠手辣，两手沾满了干部群众的鲜血。
日本投降后东北进行土改，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不被土匪破坏，东总成立了专门的剿匪分队，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残酷战斗，终于把“遮了天”这股胡匪的“四梁八柱”都给铲除了，“四梁八柱”是胡匪内部的一种组织名称，除了大当家的称做“大柜”之外，其余的所谓“四梁”，分别有“顶天梁”、“转角梁”、“迎门粱”、“狠心梁”，“八柱”则是“稽奇”、“挂线”、“懂局”、“传号”、“总催”、“水相”、“马号”、“帐房”的总称，这些人一完，整个绺子就算彻底倒了。
而这“四梁八柱”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转角梁”，东北俗称为“通算先生”，他是整个绺子的军师，专门利用一些迷信的方术来“推八门”，决定整伙土匪的进退动向，军师一完，“遮了天”就失去了和他狼狈为奸的主心鼓，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但这人也当真狡猾至极，小分队始终抓不住他，好几次都被他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有些迷信的当地人就传言说这个土匪头子，年轻的时候救过黄大仙的性命，这辈子都有黄大仙保着他，能借土遁，就算是派来天兵天将也甭想抓住他。
可世事有奇巧，胡匪最忌讳提“死”字，但是这个字不提也躲不了，做土匪到最后多无善终，常言道“自做孽，不可活。”也许“遮了天”恶贯满盈，该着他气数已尽，那年深山里刚好也发生了罕见的“赶冬荒”，老百姓管这样的年份叫“死岁”，黄大仙终于罩不住他了。
不知不觉中，时间就过去了几个月，刚进山时的兴奋与新奇感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日复一日的枯燥生活，我插队的那个山沟，总共才巴掌那么大点的地方，一共只有二三十户人家，方圆数百里之内几乎全都是没有人烟的原始森林。
屯子里的人*山吃山，除了在平整的地方开几亩荒，种些个日常吃的口粮之外，其余的吃食主要通过进山打猎得来，山上的獐子、狍子、野兔、山鸡，还有林子里的木耳、菇菌等等，都是好嚼头，吃饱吃好不是问题。
可那年冬天，山里的雪下得好早，西北风骤然加紧，天气一下子就冷了下来，眼瞅着大雪就要封山了，大伙还没来得及储备过冬的食物。因为往年在秋季，山里的人们，要趁着野猪野兔秋膘正肥的时候大量捕猎，风干腊制储存起来，用以渡过大兴安岭残酷漫长的寒冬。
这十年不遇的反常气候说来就来，秋季刚过了一半就开始下起大雪，然后又紧接着吊起了西北风，猎户们不免有些乱了阵脚，纷纷挎起猎枪，带上猎犬，争先恐后的进山“赶冬荒”，同老天爷争分夺秒抢时间，全力以赴地套狐狸射兔子，否则再晚一些，山里肯定会刮起只有冬天才刮的白毛风，那可就什么都打不到了，那样的话整个屯子都要面临可怕的冬荒。
和我一起插队的伙伴胖子，最近也正闲得抓心挠肝，恨不得平空生出点乱子出来才好，见猎户们趁群结伙的进山围猎，顿时来了兴致，摩拳擦掌的跟我商量，打算同猎人们一道进山打几只人熊。
我对进山打猎的那份热情，尤其是“套狐狸”一类斗智斗力勾当的热爱程度，一点都不比胖子少，可平时很少有机会带枪带狗去耍个尽兴，对于这回的行动我早已心知肚明，支书肯定不会让我们参加。一是因为我们这几个知青进山不到半年，已经闹了不少乱子出来，惹得老支书发了飙，不让我们再胡作非为，最近他给我们安排的任务，除了看庄稼就是守着林场的木材，全是些个蹲点儿的苦闷差事；二来这次赶冬荒是屯子里的大事，围猎是集体行动，需要丰富的经验，以及猎人之间的配合默契，让知青这种从城里来的生瓜蛋子加入，万一出了岔子，大伙全部要饿着肚皮挨过严冬，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也绝对不能冒这样的风险。
我们眼巴巴看着各家各户抽调出精壮的猎手，组成了“赶冬荒战斗队”，带着大批猎狗浩浩荡荡地进山，踏雪开赴围猎的最前线，我心里真是又着急又上火，即使知道基本上是没戏，我还是抱着一线希望，又去找支书通融，哪怕给我们知青安排一些后方支援的工作也好，再让我们在屯子里呆着，非得把人憋坏了不可。
胖子也对支书强调**的最高指示：“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目的走到一起来，我代表我们五个知青向您衷心地请求，请无论如何也要让我们投入到这场赶冬荒的革命斗争洪流当中去……”
老支书不等胖子把话说完，就用另一句最高指示扼杀了我们的请求：“别跟我扯犊子，瞎咧咧个啥？**不是还那个啥来着……，对了……他老人家还强调过要反对自由主义，要服从组织安排，这不咱屯子里的人都去打猎，剩下的全是些那个啥妇女儿童老弱病残，你看这雪下的，万一有没找够食猫冬的黑瞎子摸过来也是个麻烦，我看干脆就这么办，你们青年们，留下一半守着屯子，八一和小胖你们俩人，让燕子带着你们到林场看场去，正好把敲山老头替换回来，我可告诉你们俩，我不在这些天可不许整事儿知道不？”
我一看果然不出所料，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也只好做罢，心中暗地里盘算着到林场附近也能找机会套狐狸，总好过在屯子里开展思想工作那么没意思，于是跟另外三个知青同伴做别，把铺盖卷往身上一背，同胖子一起在燕子的引领下，到团山子下的林场去看守木料。
屯子里有几户人家作为知青点，插队的知青都固定住在这几户家里，而吃饭则是到各家轮流搭伙，赶上什么吃什么，燕子这姑娘就是我和胖子的“房东”，她也是个出色的猎手，支书安排她带我们照管林场，也是担心林场遭到野兽的袭击。
燕子失去了进山打猎的机会，倒也没抱怨，因为知青远比山里人有知识，尤其是我和胖子这样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能侃能吹的，跟知青在一起的时候，她能了解到她从来没离开过的这片大山以外的世界，于是她挎上猎枪，另外又携带了一些必备的物品，便同我和胖子出发了。从屯子到林场要翻一道岭子，转两道山坳，路程很远，一路上西北风刮得嗷嗷直叫，卷得地面树梢的雪沫飘飘洒洒地漫天乱舞，加上天空即使在白天也是灰蒙蒙的，使人分不出是不是始终都在降雪，我用狗皮帽子把脑袋裹得严严实实，可风还是把脑袋抽得渐渐麻木。
不过听燕子讲这种天气根本不算什么，山里边到了深冬腊月，林子里的积雪会有齐腰深，人在雪地中趟着积雪走很吃力气，走不了多远就会出一身的热汗，但却绝对不能停下来，一旦停步喘息，被透骨的寒风一溜，全身的汗水都会立刻变成一层层冰霜，而且没在深山里过过冬的人根本不会想象得到，最恐怖的要数山里人谈之色变的“白毛风”，所谓“白毛风”，也就是风里加着雪，银白色的旋风，比冰刀子还厉害，吹到人身上没有能受得住的，所以山里的猎户都要提前储备食物，到了天寒地冻之时，就开始在家里的热炕头上猫冬。
走了快一天才到林场，这片林场紧挨着人熊出没的“团山子”，有条河从这片林海雪源中穿过，刚好将山区与森林分割开来，团山子上植被茂密，并不缺乏食物，山上的人熊，轻易不会过河到林子里来，猎户们也不敢随意去招惹凶残成性的山林之王——人熊。
林场中伐下来的木头，在春水生长之时，就会利用河水把木料扎成筏子冲到下游，河的下游有条铁路，还有个小火车头，是专门用来运木头的，这里的情形十分象是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描写的“夹皮沟”，“夹皮沟”在东北是确有其地，团山子的林场也有个差不多的地名，叫做“黄皮子坟”，这地名听上去显得很神秘，但就连燕子她爹那种老猎户，都说不出这个地名的来龙去脉，只是都说这附近黄皮子很多，很早以前黄大仙闹得挺凶，现在也没人提了，黄皮子是当地人对黄鼠狼的一种俗称。
团山子林场虽然简陋荒僻，但社会主义建设离不开它，所以我们才要顶风冒雪来这里值勤，不过说实话冬天的林场也没什么正经事要做，唯一需要料理的，只是过些时候到河流下游去帮忙发送最后一趟运木头的小火车而已。
这林场有一排白桦木搭建的木屋，在春夏两季，都有伐木工人在这里干活居住，由于运输能力有限，砍多了树也运不完，所以他们每当完成生产任务，差不多到了中秋节前后，就会离开林场回家过年，这时林场就归距离最近的岗岗营子派人照料。
在我们到来之前，林场是由敲山老汉和他的孙女，一个叫做“画眉”的姑娘负责看管，本来按照村支书的安排，我们应该把他们替换回去，但当我们到达的时候，就发现林场中十分不对劲，守林人的小木屋中空空荡荡，炉膛中灰烬冷冷的没有一丝热气，也没有见到这爷孙二人。
我不禁替他们担心起来，急忙与我的两个同伴分头在林场中找了一圈，却仍没见踪迹，我心中越发不安，对胖子和燕子说：“今年天气冷得太快，事先又没有半点征兆，怕是山里的野兽也要赶冬荒，敲山老爷子和他孙女会不会被猞猁之类的恶兽给叼去了？”
屯子里的猎狗都被猎人们带进山围猎了，所以我们没有带猎狗，现在风雪交加，团山子附近岭高林密，地形复杂，飞雪掩盖了人兽的踪迹，就算我们有百十号人去找，也未必能寻得到他们，更何况眼下我们只有三个人。我和胖子当即便寻思着要回屯子搬救兵，可又突然想到屯子里已经没人可找了，那时候我们年纪尚轻，一时竟然束手无策。
还是燕子心细，她又在小木屋中仔细看了看，屋内的粮食和干肉还剩下一些，敲山老汉的猎枪和装火药铁砂的牛角壶却都不在，猎户最善观查蛛丝马迹，小木屋中没有兽迹，东西摆放得也很整齐，他们好象还打了大量黏糕，应该不会发生了什么不测，也许敲山老头带着她孙女去打兔子了，又或许他是担心大雪封山，没等我们来替换，便提前回屯子去了，满山老汉打了几十年的猎，经验非常丰富，虽然一把年纪，身手不如昔日灵便了，但既然他带着猎枪，只要在半路不碰上刚生崽的母人熊，就不会有什么意外。
见林场中并无异状，我们三人才稍觉心安，一路上饥寒交迫，正是苦不堪言，这时候什么要紧事也都要扔到一边去了，最紧迫的任务是取暖和填饱肚子，于是我们便匆匆忙忙地烧了火炕，把冻得绑硬的贴饼子在炉壁上随便烤烤，吃了充饥。三人吃饱了天也黑透了，就开始象往常那样胡乱闲聊解闷，按惯例轮流开吹，胖子先侃了段解放前在东北剿匪的佚事，他这些都是听他爹说的，我已经听他讲了不下十遍，而燕子还是第一次听这个故事，所以听得十分着迷。
只见胖子口沫横飞，连比划带说：聚众掠夺民财的土匪，在东北地区又叫做“胡匪”或“胡子”，据说胡匪们不同与内地响马贼寇，他们自成体系，拜的祖师爷是明末皮岛总兵“毛文龙”，明右副督御使袁崇焕设计杀了毛文龙之后，毛文龙手下的大批官兵，分别流落东北沿海诸岛或深山，最开始的时候这些人还以大明官兵自居，不做打架劫舍的勾当，但历经百年，随着人员结构的日趋复杂化，逐渐演变成为害一方无恶不作的胡匪，不过直到解放前，胡匪们仍然尊毛文龙为祖师爷。
这些一伙一伙的“胡匪”，到后来被称做“绺子”，按各股匪首所报“字号”的不同，每股绺子的名称也不一样，例如“一铁鞭”、“草上飞”、“桑大刀”、“凤双侠”等等等等。
解放前东北头号胡匪，魁首是个绰号叫“遮了天”的光头，此人年轻时是庙里的武僧，学得一身铜练铁布衫的硬功夫，但他“还俗”后也始终没长出头发，“遮了天”为人心狠手辣，两手沾满了干部群众的鲜血。
日本投降后东北进行土改，为了保卫胜利果实不被土匪破坏，东总成立了专门的剿匪分队，经过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残酷战斗，终于把“遮了天”这股胡匪的“四梁八柱”都给铲除了，“四梁八柱”是胡匪内部的一种组织名称，除了大当家的称做“大柜”之外，其余的所谓“四梁”，分别有“顶天梁”、“转角梁”、“迎门粱”、“狠心梁”，“八柱”则是“稽奇”、“挂线”、“懂局”、“传号”、“总催”、“水相”、“马号”、“帐房”的总称，这些人一完，整个绺子就算彻底倒了。
而这“四梁八柱”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转角梁”，东北俗称为“通算先生”，他是整个绺子的军师，专门利用一些迷信的方术来“推八门”，决定整伙土匪的进退动向，军师一完，“遮了天”就失去了和他狼狈为奸的主心鼓，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但这人也当真狡猾至极，小分队始终抓不住他，好几次都被他从眼皮子底下溜走了。有些迷信的当地人就传言说这个土匪头子，年轻的时候救过黄大仙的性命，这辈子都有黄大仙保着他，能借土遁，就算是派来天兵天将也甭想抓住他。
可世事有奇巧，胡匪最忌讳提“死”字，但是这个字不提也躲不了，做土匪到最后多无善终，常言道“自做孽，不可活。”也许“遮了天”恶贯满盈，该着他气数已尽，那年深山里刚好也发生了罕见的“赶冬荒”，老百姓管这样的年份叫“死岁”，黄大仙终于罩不住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