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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歪嘴和尚念邪经倒也是容易理解,可是这等理由却显然说服不了孙新,只听他问:“可是……这手下人所作所为,蔡京岂能不担了干系?”
黄杰便也笑道:“二兄应当还记得,当初咱们论说那花石纲时,可是说过如今赵官家用下的每一块花石,可都是使了钱合买的。你看,当初杨宗保破家丧了老父和妻儿,说是因花石而起,可实际上还是因为那应奉局的差役制使见他家桂树好看,便起意用皇封敲诈,而后见他娘子貌美,又想要用强行奸。还有那王庆做反,说起因是卧牛石,可实际还不是因昔年旧事寻仇罢了。所以,俺们定下计策,竖起天道盟大旗,劫了花石纲,插了旗后,可不是唬得各地征集花石的官差纷纷收手安生了好一段日子。如今回头想想,此事根由清晰,将花石纲的罪责全怪在赵官家头上,只怕偏颇了。”
话说这大宋的税赋之事,看起来貌似坏就坏在蔡京这等大臣乱来,可根子却还是在赵官家身上。当初赵匡胤这厮弄出个“杯酒释兵权”,用的口号便是:“为官****担惊受怕,不若回乡多置良田美宅,从此夜夜笙歌颐养天年。”
而大宋朝立国之后采取的土地政策又是“不抑兼并”何“田制不立”,更实行的是官田征租,民田纳税的法律。也就是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构成了偏斜。
北宋早期耕恳土地分民田和官田两大类:其中官僚、地主、商人的私有土地以及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的很少一部分土地属于民田;政府的屯田、官庄的土地属封建国家所有,主要属于官田。
而北宋的农业税收也沿袭了许多唐末五代乱世的征收名目。琐碎繁多,大致可分为正税与附加税两类。田税和丁税两方面。首先就是沿袭了唐代中期杨炎所创立的田赋制度“两税法”,面向全部主户亦即所谓“有常产”的“税户”征收土地税,分夏秋两次。宋初一般按照亩收一斗的定额课取谷物,但部分地区仍依十国时的旧制,每亩每年纳税三斗,这是宋朝政府征收农民的正税。
两税之外,又还有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的附加税,如丁口之赋以身丁为主要对象征收,沿用了历代的人头税。不管有无土地,全需交纳。杂变之赋(又名沿纳)内容很多,牛皮、盐、曲(酿酒所用)等税收都在范围,到了宋仁宗时规定这两种税收都必须随同两税输纳。
还有盐酒茶铁专榷不提,甚至就算家有耕牛也会被摊上税赋。因牛皮是古代制造兵甲的重要材料,牛筋、牛角是重要战略物资。五代时期兵连祸结,战火不息,各朝都严禁民间私自买卖牛皮等物品。耕牛死后,皮和筋骨都要全部交给官府。而官府付给很少的钱。后唐明宗时只给农民一点盐充作牛皮款,再后来,收了牛皮也不给钱。最后规定制度,牛皮牛筋等都要上缴。对无牛皮者也要收牛皮税。后周时,规定牛皮税按田亩摊派,将牛皮税也弄成了田赋附加税。整个南北宋一直沿用下来。
甚至,那铁榷当中更是将工业生产所需的农具也分出专门的税种来。后唐明宗时,因官府经营的农具质次价贵。农民不愿使用,改为农民自制铁农具,官府征收农具税,依随夏秋两税交纳,逐渐成为田税附加税。以后历代开明君主都认识到农具税的明显不合理,也颁布过减免措施,因此宋初的农器也要纳税,以后时征时停。
此外,北宋政府还在绢帛与粮食产地采取“和买”与“和籴”政策。起初,依照绢帛与粮食所出多寡,朝廷分别派定征购数量,并付出一些代价,但后来都是“官不给钱而白取之”。再后来,又把白取的绢帛或粮米折成现钱而勒令民户交纳,“和买”与“和籴”变成了税户的经常负担。
还有,朝廷依据繁多的名目可以课得大量赋税,交纳田赋时还沿用前代的“支移”和“折变”来盘剥农民。所谓支移,就是官府借口军事急需,强迫北方农民把秋税谷物送到沿边城镇去缴纳,人畜盘费全需自备。在没有支移任务的地区,农民也要按照田赋数量每斗缴纳“道里脚费”,也就是运输税财的路费。所谓折变,就是官府借口需要,命令农民改纳指定的物资或现钱,而在此过程中,方便了官府从中百般渔利。
两税之外还有头子钱,北宋时凡是和官府往来发生银钱出纳事物,按一定比例要加收头子钱。头子钱本来是一种手续费,供征税官吏支用,也用于弥补仓耗,后来变为随田赋征收的额外税费。各地头子钱税率不一,且不断提高。宋朝的头子钱也不限于田赋缴纳时加收,凡与政府发生的收支行为都征收头子钱。
另外,各地还因地制宜弄出了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税种,如蚕盐钱,醋息钱,市例钱等等。除过依照土地征收的正税及附加税外,针对农民的还有徭役。宋朝的主户(拥有土地向政府缴纳两税的人户)还要到各级政府去服差役(也叫职役)。差役的负担十分沉重工,一些有权势的地主都要设法逃避,最后大都落到中、下户头上,他们一旦承担了主管官物,负责辇运的衙前等重役,往往倾家荡产。
而另一种杂徭(又称“夫役”),则几乎全部由贫苦农民来承担。
以上说了这么多,实际上都不是重点,重点是大宋朝廷在历代皇帝的光辉领导之下,绞尽脑汁收了如此多的税赋之后,除了拿来养官、养军,以及打了败仗(甚至是打了胜仗)之后拿去当做赔款孝敬的岁币之外,就将钱财全都堆在府库当中生锈霉变。
据说当时宋太祖立志北伐,就在汴梁设立了几个仓库专门用来囤积日后用来北伐的钱财物资,到了当今官家这代时,仓库里的铜钱早就铜锈斑斑,甚至连穿钱的麻绳都烂掉了,每年反倒还要花上数千贯钱来配置药水洗刷铜钱上的锈斑,以及购买新麻绳来重新将钱穿起来。
不过,这历代皇帝的努力看起来终于感动了上天,便派了一个寄情于书画山水之间的败家皇帝帮忙花钱,谁想花钱还花出了如今的这许多祸害来,搞得天下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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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歪嘴和尚念邪经倒也是容易理解,可是这等理由却显然说服不了孙新,只听他问:“可是……这手下人所作所为,蔡京岂能不担了干系?”
黄杰便也笑道:“二兄应当还记得,当初咱们论说那花石纲时,可是说过如今赵官家用下的每一块花石,可都是使了钱合买的。你看,当初杨宗保破家丧了老父和妻儿,说是因花石而起,可实际上还是因为那应奉局的差役制使见他家桂树好看,便起意用皇封敲诈,而后见他娘子貌美,又想要用强行奸。还有那王庆做反,说起因是卧牛石,可实际还不是因昔年旧事寻仇罢了。所以,俺们定下计策,竖起天道盟大旗,劫了花石纲,插了旗后,可不是唬得各地征集花石的官差纷纷收手安生了好一段日子。如今回头想想,此事根由清晰,将花石纲的罪责全怪在赵官家头上,只怕偏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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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大宋朝立国之后采取的土地政策又是“不抑兼并”何“田制不立”,更实行的是官田征租,民田纳税的法律。也就是使得国家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构成了偏斜。
北宋早期耕恳土地分民田和官田两大类:其中官僚、地主、商人的私有土地以及自耕农、半自耕农所有的很少一部分土地属于民田;政府的屯田、官庄的土地属封建国家所有,主要属于官田。
而北宋的农业税收也沿袭了许多唐末五代乱世的征收名目。琐碎繁多,大致可分为正税与附加税两类。田税和丁税两方面。首先就是沿袭了唐代中期杨炎所创立的田赋制度“两税法”,面向全部主户亦即所谓“有常产”的“税户”征收土地税,分夏秋两次。宋初一般按照亩收一斗的定额课取谷物,但部分地区仍依十国时的旧制,每亩每年纳税三斗,这是宋朝政府征收农民的正税。
两税之外,又还有有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的附加税,如丁口之赋以身丁为主要对象征收,沿用了历代的人头税。不管有无土地,全需交纳。杂变之赋(又名沿纳)内容很多,牛皮、盐、曲(酿酒所用)等税收都在范围,到了宋仁宗时规定这两种税收都必须随同两税输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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