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奶奶仗着胆子从小鬼猴子手里接过黄纸以后，小鬼猴子一转身，呼呼几个纵跃，钻进不远处的玉米地里，消失不见了。
我奶奶拿着黄纸站在坟头，愣了许久，最后看着小鬼猴子消失的那片玉米地，低声说道：“小鬼猴子，你来晚了呀！”再回头看看埋着我太爷的那胚黄土，眼泪忍不住再次落了下来……
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带着两个孩子，这日子，可想而知……
这人世间，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谁能一辈子风调雨顺呢？
一年后，时间来到了一九五八年，这一年，我奶奶四十岁，我父亲九岁，我母亲七岁，我姑姑七岁。
一九五八年，这是一个雪藏了很多故事的年份。
5月，中国**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
大跃进，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农业大跃进”，一个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农业大跃进，出现了史无前例、荒唐滑稽的“浮夸风”。浮夸风，也就是漫天吹嘘，也叫放“卫星”。
浮夸风最牛逼的是天津市，当时的《天津日报》声称，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紧接着，是河北保定市徐水县，亩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以上。
我们这里不种水稻，主要是种小麦，水稻我不了解，不过就我们家现在的小麦亩产而言，最好的收成，亩产不过八百到九百斤左右，就过去那生产条件，小麦亩产12万斤？12万斤呐，这是个啥概念？这已经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不过，就这笑话，还真有人信，党中央明确批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看来，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开胆子吹呗！
写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上级领导都不下来视察吗？到地里一看不就知道了。知道啥呀，上级领导来了以后，地方领导把几十亩地里的庄稼移栽到一亩地里，那地里的庄稼个个颗粒饱满，拥挤的密不透风，一屁股坐上去都没事儿，看上去那就是逆天的大丰收！
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条件简陋，随便垒个土台子就炼上了，炼钢技术又不过关，好铁炼完了炼下脚料，下脚料炼完了到老百姓家里收，铁锅铁勺，只要是沾点儿铁气儿的都收了去，盲目、又不切实际地扔进炼钢炉里，炼成了一堆堆的废铁疙瘩，最后扔的马路边儿上到处都是，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劳民伤财！
当时的中央领导，其实是想不蒸馒头争口气，昭告全世界，俺们中国虽然穷，但俺们有志气，俺们有人，没有粮食俺们自己种，没有钢铁俺们自己炼。不过，有事儿，不是志气和人海战术就能成功的，死钻牛角尖儿的，那不叫志气，那叫傻气。当时的赫鲁晓夫批评了中国的冒进，因为这些路，他们俄罗斯已经走过，已经吃过亏了，算是良药苦口，不过，**并没有尝出这是良药，只知道它苦口，这个算是后来跟俄罗斯决裂的诱因。
与此同时，全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特别是在我们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当时的带头人叫史来贺，八十年代史来贺成为全国闻名的“人民公仆”，当时在七里营建立了一个“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到七里营，说了句“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紧跟着，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河南全境全部成立了公社，有些地方甚至强迫群众加入。“跟风”一词，似乎最早就出自这个年代！
人民公社开办了大食堂，也就是俗称的“大锅饭”，到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不过，得把自己家里的田地交出来，所有私产变成公产，家里不能私自生火开灶，甚至不能饲养家禽，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这个人，全都是“公家”的。
大食堂成立伊始，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哪有吃饭不要钱的，很多人怀着一副观望心理。据我父亲说，一开始食堂里的伙食非常好，白面馒头大米饭，甚至还有油条，一开始加入食堂的人个个吃的满嘴流油。
后来，那些观望的人忍不住诱惑，纷纷把自己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分来的田地交给“公家”，加入公社，在大食堂吃起了大锅饭。
我奶奶家，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一年下来吃不了几次白面馒头，算是最早一批加入大食堂的，我父亲也有幸吃了几天白面馒头加油条。
不过，由于后来“浮夸风”的影响，党中央以为全国各地有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放出口号：“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
这口号，其实是句空话，大食堂成立以后导致的结果是：粮食浪费不说，很多吃大锅饭的人消极怠工，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儿，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口也不回少吃，一个偷懒，一群人跟着学，继而导致无数农田荒废，麦苗长的还不如野草高，有的田地甚至颗粒无收。不过，国家上层领导并不知道这些，就是知道了也不敢说，睁眼瞎似的以为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片大好的“**”社会，共同生产、共同分配。而且，在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数字里，全国粮食产量那是成几何数字的翻倍增长，当时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多出40亿斤，这样的数字，就好比金三胖摆下一块巨石，扬言能碾碎美国新式坦克一样不切实际。
一九五八年冬，很多地方的大食堂出现了断粮现象，局部出现饥荒。与此同时，国家因为“浮夸风”，提高了农粮赋税，全国各地为了能够缴齐“公粮”，只能让那些社员饿肚子，即便这样，那些被浮夸出来的公粮数目也没办法交齐，有些地方怀疑有人私藏了粮食，出现了生产队干部上门追逼公粮，甚至出现殴打、逼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春，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全面爆发！
这时候的大食堂，哪里还有啥大米油条，一日三餐，每人一小勺儿能当镜子照的稀汤水，喝下去一泡尿就没了，人们不得已又像42年那样儿，挖草根、剥树皮，最好的食物是红薯穰子，也就是红薯的茎蔓。
一九六零年，最艰难的一年，饿死人无数，活着的人几乎人人患上“浮肿病”。胳膊腿骨瘦如柴，肚子却奇大无比，这就是“浮肿病”的症状。
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饿的根本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用胳膊爬着走路。每天我父亲和我姑姑从早上喝过一碗清汤水以后，就守在南墙根儿那里，南墙根儿的土墙上，给我父亲画了一个横道儿，兄妹两个就那么趴在地上看着那根横道儿，用我父亲的话说，啥时候太阳光照到那横道中央位置的时候儿，啥时候队里食堂就要敲钟开中午饭了。
我父亲跟我说这个的时候，脸色带着笑，但是我知道，那笑容的背后，是无尽的辛酸与苦楚……
相对来说，我们这一带还好些，我父亲、我母亲、我老丈人都很明确地说过，我们这里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不过，很多人饿的到生产队上偷粮食吃，抓住以后，那就不得了了。据说黄河边上，抓住偷社会主义粮食的人，用麻袋装了以后，直接扔河里去，那黄河里边儿，因此不知道葬送的多少枯骨亡魂。同时，也听说有地方出现人吃人的事件，不过还是不在我们这一带，他们还有顺口溜，叫做“人吃人，狗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同年秋，某一天，我太爷的忌日。那时候，活人都保不住，哪儿还能顾得上死人呢，不过，我奶奶却每年都要到坟地里祭拜，这时候家里边儿呢，黄纸早就没了，就剩下我奶奶私藏的半捆线香，我奶奶抽了九根，趁着夜深没人的时候，一摇三晃来到坟头，给我太爷、我太奶、我爷爷，每人分别点了三根，也不敢哭，怕给别人发现，因为我奶奶这时候是“地主婆”，成分不好，要是给人知道私自来坟地上坟，搞封建迷信，又会是麻烦事儿。
我奶奶跪在我太爷他们三个的坟头，轻声的嘟囔：“爹呀、娘呀、哥……你们好不？这眼下呀，又闹上饥荒了，不过呢，你们也不用再受这份儿罪了……”说着，眼泪下来了。
一九六一年秋，党中央眼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解散大食堂。**建议，给每家每户分出一小块保命的“自留地”，这个建议得到了通过。
老百姓分到“自留地”以后，又有了干劲儿，因为这块“自留地”不用缴“公粮”，自己种了自己吃，渐渐的，饿死的人越来越少，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大饥荒基本结束，当然了，我说是我们这一带，并不代表全国各地。我们这一带最难熬的也就六零年这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饥荒里饿死、加上某些不正当原因致死的人数，大约是两千多万，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并没有发生灾害，那几年还算风调雨顺。
这三年，海外一些学者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则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事后，国家总结这次饥荒的起因时，**说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
我奶奶拿着黄纸站在坟头，愣了许久，最后看着小鬼猴子消失的那片玉米地，低声说道：“小鬼猴子，你来晚了呀！”再回头看看埋着我太爷的那胚黄土，眼泪忍不住再次落了下来……
一个孤苦伶仃的寡妇，带着两个孩子，这日子，可想而知……
这人世间，其实就是这个样子，谁能一辈子风调雨顺呢？
一年后，时间来到了一九五八年，这一年，我奶奶四十岁，我父亲九岁，我母亲七岁，我姑姑七岁。
一九五八年，这是一个雪藏了很多故事的年份。
5月，中国**八大二次会议举行以后，“大跃进”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
大跃进，大致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农业大跃进”，一个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农业大跃进，出现了史无前例、荒唐滑稽的“浮夸风”。浮夸风，也就是漫天吹嘘，也叫放“卫星”。
浮夸风最牛逼的是天津市，当时的《天津日报》声称，天津市东郊区新立村，水稻试验田亩产12万斤。紧接着，是河北保定市徐水县，亩产山药120万斤、小麦12万斤、皮棉5000斤、全县粮食亩产2000斤以上。
我们这里不种水稻，主要是种小麦，水稻我不了解，不过就我们家现在的小麦亩产而言，最好的收成，亩产不过八百到九百斤左右，就过去那生产条件，小麦亩产12万斤？12万斤呐，这是个啥概念？这已经不是一个天文数字，这是一个天大的笑话，不过，就这笑话，还真有人信，党中央明确批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现在看来，真的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放开胆子吹呗！
写到这儿，或许有人会问，上级领导都不下来视察吗？到地里一看不就知道了。知道啥呀，上级领导来了以后，地方领导把几十亩地里的庄稼移栽到一亩地里，那地里的庄稼个个颗粒饱满，拥挤的密不透风，一屁股坐上去都没事儿，看上去那就是逆天的大丰收！
全民大炼钢铁，那时候条件简陋，随便垒个土台子就炼上了，炼钢技术又不过关，好铁炼完了炼下脚料，下脚料炼完了到老百姓家里收，铁锅铁勺，只要是沾点儿铁气儿的都收了去，盲目、又不切实际地扔进炼钢炉里，炼成了一堆堆的废铁疙瘩，最后扔的马路边儿上到处都是，急功近利、好高骛远、劳民伤财！
当时的中央领导，其实是想不蒸馒头争口气，昭告全世界，俺们中国虽然穷，但俺们有志气，俺们有人，没有粮食俺们自己种，没有钢铁俺们自己炼。不过，有事儿，不是志气和人海战术就能成功的，死钻牛角尖儿的，那不叫志气，那叫傻气。当时的赫鲁晓夫批评了中国的冒进，因为这些路，他们俄罗斯已经走过，已经吃过亏了，算是良药苦口，不过，**并没有尝出这是良药，只知道它苦口，这个算是后来跟俄罗斯决裂的诱因。
与此同时，全国农村成立人民公社，特别是在我们河南省新乡市七里营镇，当时的带头人叫史来贺，八十年代史来贺成为全国闻名的“人民公仆”，当时在七里营建立了一个“七里营人民公社”，**视察到七里营，说了句“人民公社这个名字好”。紧跟着，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河南全境全部成立了公社，有些地方甚至强迫群众加入。“跟风”一词，似乎最早就出自这个年代！
人民公社开办了大食堂，也就是俗称的“大锅饭”，到公社食堂里吃饭不要钱，不过，得把自己家里的田地交出来，所有私产变成公产，家里不能私自生火开灶，甚至不能饲养家禽，所有的一切，包括你这个人，全都是“公家”的。
大食堂成立伊始，大多数人表示怀疑，哪有吃饭不要钱的，很多人怀着一副观望心理。据我父亲说，一开始食堂里的伙食非常好，白面馒头大米饭，甚至还有油条，一开始加入食堂的人个个吃的满嘴流油。
后来，那些观望的人忍不住诱惑，纷纷把自己过去“打土豪分田地”分来的田地交给“公家”，加入公社，在大食堂吃起了大锅饭。
我奶奶家，因为家里没有劳动力，一年下来吃不了几次白面馒头，算是最早一批加入大食堂的，我父亲也有幸吃了几天白面馒头加油条。
不过，由于后来“浮夸风”的影响，党中央以为全国各地有吃不完的粮食，于是放出口号：“放开肚皮吃，甩开膀子干”。
这口号，其实是句空话，大食堂成立以后导致的结果是：粮食浪费不说，很多吃大锅饭的人消极怠工，反正干多干少一个样儿，到了吃饭的时候一口也不回少吃，一个偷懒，一群人跟着学，继而导致无数农田荒废，麦苗长的还不如野草高，有的田地甚至颗粒无收。不过，国家上层领导并不知道这些，就是知道了也不敢说，睁眼瞎似的以为国家已经进入了一片大好的“**”社会，共同生产、共同分配。而且，在国家粮食局的统计数字里，全国粮食产量那是成几何数字的翻倍增长，当时农业部公布夏粮产量同比增长69%，总产量比美国多出40亿斤，这样的数字，就好比金三胖摆下一块巨石，扬言能碾碎美国新式坦克一样不切实际。
一九五八年冬，很多地方的大食堂出现了断粮现象，局部出现饥荒。与此同时，国家因为“浮夸风”，提高了农粮赋税，全国各地为了能够缴齐“公粮”，只能让那些社员饿肚子，即便这样，那些被浮夸出来的公粮数目也没办法交齐，有些地方怀疑有人私藏了粮食，出现了生产队干部上门追逼公粮，甚至出现殴打、逼死人的情况。
一九五九年春，史称的“三年自然灾害”全面爆发！
这时候的大食堂，哪里还有啥大米油条，一日三餐，每人一小勺儿能当镜子照的稀汤水，喝下去一泡尿就没了，人们不得已又像42年那样儿，挖草根、剥树皮，最好的食物是红薯穰子，也就是红薯的茎蔓。
一九六零年，最艰难的一年，饿死人无数，活着的人几乎人人患上“浮肿病”。胳膊腿骨瘦如柴，肚子却奇大无比，这就是“浮肿病”的症状。
我父亲和我姑姑当时饿的根本就站不起来，趴在地上，用胳膊爬着走路。每天我父亲和我姑姑从早上喝过一碗清汤水以后，就守在南墙根儿那里，南墙根儿的土墙上，给我父亲画了一个横道儿，兄妹两个就那么趴在地上看着那根横道儿，用我父亲的话说，啥时候太阳光照到那横道中央位置的时候儿，啥时候队里食堂就要敲钟开中午饭了。
我父亲跟我说这个的时候，脸色带着笑，但是我知道，那笑容的背后，是无尽的辛酸与苦楚……
相对来说，我们这一带还好些，我父亲、我母亲、我老丈人都很明确地说过，我们这里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不过，很多人饿的到生产队上偷粮食吃，抓住以后，那就不得了了。据说黄河边上，抓住偷社会主义粮食的人，用麻袋装了以后，直接扔河里去，那黄河里边儿，因此不知道葬送的多少枯骨亡魂。同时，也听说有地方出现人吃人的事件，不过还是不在我们这一带，他们还有顺口溜，叫做“人吃人，狗啃狗，老鼠饿的啃砖头。”
同年秋，某一天，我太爷的忌日。那时候，活人都保不住，哪儿还能顾得上死人呢，不过，我奶奶却每年都要到坟地里祭拜，这时候家里边儿呢，黄纸早就没了，就剩下我奶奶私藏的半捆线香，我奶奶抽了九根，趁着夜深没人的时候，一摇三晃来到坟头，给我太爷、我太奶、我爷爷，每人分别点了三根，也不敢哭，怕给别人发现，因为我奶奶这时候是“地主婆”，成分不好，要是给人知道私自来坟地上坟，搞封建迷信，又会是麻烦事儿。
我奶奶跪在我太爷他们三个的坟头，轻声的嘟囔：“爹呀、娘呀、哥……你们好不？这眼下呀，又闹上饥荒了，不过呢，你们也不用再受这份儿罪了……”说着，眼泪下来了。
一九六一年秋，党中央眼看饿死的人越来越多，只好解散大食堂。**建议，给每家每户分出一小块保命的“自留地”，这个建议得到了通过。
老百姓分到“自留地”以后，又有了干劲儿，因为这块“自留地”不用缴“公粮”，自己种了自己吃，渐渐的，饿死的人越来越少，到了一九六二年秋，大饥荒基本结束，当然了，我说是我们这一带，并不代表全国各地。我们这一带最难熬的也就六零年这一年。
据不完全统计，这场饥荒里饿死、加上某些不正当原因致死的人数，大约是两千多万，所谓的“自然灾害”，其实并没有发生灾害，那几年还算风调雨顺。
这三年，海外一些学者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则称其为“大跃进饥荒”。
事后，国家总结这次饥荒的起因时，**说了一句：“三分天灾，七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