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晴接过寇京海递过的茶水，她喝了一小口，说道：“我感动震惊的是基层的同志太辛苦太不容易了，就说这次计划生育普查吧，省里下发的文件，不足五百字，同时，我也看了锦安市政府下发的有关计划生育普查的文件，这个文件的文字和要求具体细致了许多，有一千多字。我后来也看了咱们亢州市委政府下发的文件，这个文件就非常具体了，甚至具体到了没一个环节负责的领导人，这个文件估计全文有四五千字。在省里，可能就是一个部门工作，但是到了基层，就变成一个全市的中心工作了。这一点让我很是感慨，感慨基层工作的千头万绪，繁杂琐碎。”
彭长宜点点头，说道：“谢谢省领导对我们基层工作的理解。”
舒晴笑了，说道：“你们别一口一个省领导的，我不是，真正称为省领导的不是我们这个级别的，最起码是副省长以上才能称为省领导，再这样跟我叫，我就可以认定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从市委书记到普通一员，是不欢迎我这个学生的。”
“哈哈，哪里，言重了，言重了。对于省领导，我们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但是一年却能接到无数个省领导签发的有关文件，所以，见到你，自然就称为省领导了。”
舒晴听彭长宜这么说，就不由地噗嗤笑了，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彭长宜感觉她的笑里有几分诡异，就问道：“笑什么？”
舒晴说：“突然想起孟客书记的一句话。”
彭长宜见他不往下说，就问道：“他说什么？”
“这个……不能说……”
“哈哈，那我知道了，肯定没好话。”寇京海说道。
“也不是坏话。”舒晴说道，她其实是想起孟客评论彭长宜时跟她说的一句话，他说彭长宜是没的吃都有的说的主儿。想到这里，她掩住嘴笑了。
彭长宜见舒晴不说，也就不再追问，就说道：“接着谈你的感想，除去刚才说的这些，你感到迷茫和疑惑的是什么？”
舒晴感到彭长宜的确善于抓住话题的核心内容，他不想过多听她对基层的歌功颂德，直接就问她感动疑惑的东西，可见，这是个外粗里细的人。
她看了看曹南和寇京海，又看了看彭长宜，说道：“我不知该不该把我内心的想不通迷惑说出来，尽管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
彭长宜见舒晴吞吞吐吐，就说道：“尽管说，他们三位都是久经考验而且党性原则甚至弟兄情谊都非常强的人，无论你想说什么，都不会引起负面影响。”
舒晴听彭长宜这样鼓励她，就说道：“其实，我这个迷惑是从寇主任汇报的时候产生的，就是你们在汇报时候说的那个计划生育工作最难做的一点就是拿……大月份……”
“哦？”寇京海迅速看了一眼彭长宜，就说道：“是，我在汇报中是有这么一句话。”
舒晴嗫嚅了半天才说：“我也许从没有接触过这个工作，对这项工作认识也比较模糊，一知半解都做不到，我想说是的是……是那个……”
彭长宜见舒晴欲说又止难以启齿的样子，就知道这个象牙塔里的哲学姑娘，遇到了国策问题最为残酷的一个侧面，他不忍逼她直白地说出自己的疑惑，就说道：“我明白了，你想说的是不是两个字的问题……”
舒晴连忙点点头。
此时，在座的都意识到了舒晴想说的是哪两个字的问题，但是谁都不好点破。
彭长宜微微笑了一下，说道：“这两个字，也是咱们这项工作一直受到西方诟病的一个问题。如果单单说这一项工作，是无法解释清这个问题的，我这样跟你说吧。”
彭长宜清了清嗓子，说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克莱因，他一直关注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前去访问者说过，中国静静的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而导致这个困难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人均收入超级偏低。你刚下来，可能没有体会，我在贫困地区工作过，我跟你说啊，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走进农民的时候，他们的生存状况都会让我感动震撼和隐痛。”
舒晴皱了一下柳叶眉，她睁着两只漆黑明亮的眼睛看着他，尽管他说得那种震撼和隐痛她不曾亲身感受过，但从彭长宜的神态中，她感到了沉重。
“我们有相当多的贫困地方，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落后，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苦难和悲壮，而伴随着这些的往往就是人口的过度生育，经常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家庭有三四个、四五个的孩子，当然，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这样的家庭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少了些。”
“我们常常说，我们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提供了粮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多的人口的。”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伴随着人口极限，就繁衍出了另一个现象，就是落后，就是贫穷。”
舒晴静静地听着，这是唯一一次谈话中，她从这个基层市委书记的脸上没有发现以往的那种狡黠和随性，她看到了他少见的严肃和庄重的表情。灯光下，他的眼睛看起来是褐色的，暖暖的，回荡着爱怜和迷惘，沉重和无奈，他的鬓如刀削的脸庞，他的高挺的鼻子，他的线条利落的下巴，都加重了此时这个男人的沉重感和庄严感……
“西方人，让我说就是温庆轩常说的那句话，忘我之心不死，拿计划生育这事大做文章。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和国策，谁家过日子都是按照自己家的实际情况过的，一家有一家的经，明明锅里没有那么多的米，我们为什么还要增添那么多吃饭的嘴，当然要控制生育了。再说了，他们就那么讲究那两个字吗？我记得美国美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你的身体里流淌着哪怕一滴黑人的血液，那么你就是黑人。种族歧视到现在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就这一项，他就没有任何权力对别人说三道四。当然了，我们在具体工作的时候，也难免有时候会有执行起来有失偏颇的地方，但是，必须看到这项工作的主流，不然，也不会把这项工作当做一项基本国策还实行了。”
“所以，我们只需念好我们的经，不要去理会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不适之词。你头来的时候，我 说让你协助栋梁书记抓抓计划生育工作，吕秘书长就担心，担心你会对这项工作有看法，还担心你会接触到在象牙塔里接触不到的一些严肃而又无奈的现实问题，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基层的工作，我是门清，但我还是坚持让你彻底地见识见识一下真正的基层。看来，吕秘书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那一刻，舒晴的脸红了，她为自己的少见多怪尴尬了。本来，上次来亢州宣讲那次，在古商州遗址，彭长宜就跟自己说过：基层有好多事，干得说不得。这话已经表明了基层工作有着许多的无奈，可是自己还因为今天寇京海汇报中的一句话而少见多怪。这就是基层的同志。他们的多面的，他们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贯彻者，同时，又是广大群众的代言人，他们长年累月在这种角色对冲中游刃，肯定也会有着跟自己相同的感受，只是他们谁也不说罢了，偏偏自己仗着知道的多一些，问了这么一个愚蠢幼稚可笑的问题。
她偷眼看了看其他人，见大家的表情都很庄重地看着彭长宜说话，她也把目光投向了彭长宜，就见这个男人的确比平时神态严肃了几分。
寇京海也论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曹南和吕华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舒晴注意到，他们没有一句话涉及到上边的政策，也都是按照彭长宜的思路展开的话题，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把责任推给政策。这一点，出乎舒晴的意料。
其实，在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想有可能彭长宜会将这一切归于政策，归于上级的决定，但是他没有，他的同僚们也没有，这就说明他们是讲政治讲原则的人。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无数次深思熟虑过的，肯定也和自己一样，有过同样的困惑，这种困惑他们不可能像她一样说出来，他们不敢说，甚至不敢跟同僚们讨论，更不敢跟上级讨论了。她真切地感到了基层同志的伟大。想到这里，她由衷地说道：
“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彭长宜笑了，看着她说：“刚才还对我们持怀疑的态度， 现在又觉着我们了不起了？”
舒晴怪嗔地看了彭长宜一眼，申辩道：“我没有对你们持怀疑态度。”
“不是对我们，是对我们的工作持怀疑态度。”彭长宜纠正她的用词。
舒晴不好意思地说道：“也不是，只是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点疑虑，就拿出来向彭书记请教了，怎么能说是怀疑呢？”
彭长宜知道舒晴说的是真心话，就不想继续为难她，转了个话题，说道：“我听吕秘书长说你上午找我着，有什么事吗？”
听彭长宜这样一说，曹南和寇京海知趣地走了出去，随后，吕华也拿起水壶，佯装去要水，也走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回避。
舒晴一看，大家都走了出去，就说道：“哦，是这样，妇联徐主席找到我，想让我给女同胞们讲讲课，我因为不太了解市情，不知该讲什么好，就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否有这个必要。”
彭长宜感觉舒晴是个谦虚的女孩子，她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看不起人，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学识而高高在上。就问道：“给女同胞们讲课？”
“是的。”舒晴回答。
彭长宜说道：“首先要明确给哪个层面上的女同胞讲课。是女干部，还是全市所有的妇女，还是女家属？”
“女家属？”舒晴不解地问道。
“是的，女家属就是目前干部们的女性家属们。”彭长宜解释着说：“不瞒你说，我在没离婚前，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能不能给女家属们讲讲课，讲讲怎样当好领导干部的家属，后来，唯恐这个话题遭到女权拥趸者们的轰炸，所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而且那个时候我人在三源，即便是三源搞这样的活动，我当时的家属也不可能到三源去听课，如果我家属不去听课，那么搞这个活动就对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舒晴问道：“你当时的家属为什么不可能去三源听课？”
彭长宜说：“因为我不可能把她拘到三源，再说，路这么远，孩子还要上学，如果因为这个我家属这么兴师动众地去三源听课，我反而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反正种种原因吧，这个念头也就从脑中一闪而过了。”
舒晴笑了，她说道：“看来，彭书记有这个想法也的确是想有的放矢。”
彭长宜也笑了一下，他看着舒晴笑着露出的洁白牙齿，感觉她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意图，不然她不会笑得这么会心，就说道：“不瞒你说，我的确有私心。那个时候，我就从我的家庭中，看出了问题。领导家属，是领导干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筑牢固了，领导的安全系数就会高，就会少给领导找好多不必要的麻烦。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例子，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离婚了，再说这些就更不好了。”
舒晴收住笑，认真地点点头，说道：“我保证。”
彭长宜接着说道：“还是在我刚到三源的时候，当决定整顿矿山后，三源那些矿主们就开始钻到我家来了，我家属没有告诉我，就收下了礼物，当然还有现金。这期间我不说天天也差不多总是往家里打电话，但是我家属没有告诉过我，等我回来后，发现了这些礼物还有大量现金，才知道有人来我家了。幸好我家属记下了这些送礼的人名单。尽管后来这些礼物包括现金我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退了回去，但还是伤了一批人，无形中就把我置于这些人的对立面上来了……”
舒晴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什么是极其特殊方式退礼？”
“特殊方式就是非正常的方式。”彭长宜说道：“我没有建廉洁账户，也没有把这些东西充公上交。你不是有钱送礼吗？那就送吧，你送多少，我就收多少，然后，一笔不拉地我都捐给了养老院，学校，包括单个资助贫困生。”
“哦？”舒晴感兴趣地看着他。
彭长宜又说道：“当然，我不是以我彭长宜的名义捐助的，如果那样的话，别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我是一点撤都没有，我做得比较实在，我是以送礼人的名义捐助的，知情范围只有秘书和秘书长两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样，既保住了送礼人的面子，也保住了我自己的清白。”
“这个办法好，看来，如果想退礼，是怎么都能退回去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心想退？”舒晴说道。
“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彭长宜说道：“不过首先声明，我彭长宜这么多年也不是绝对的一清二白，事实上别说我，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那么一清二白，但最起码这种时候的钱财我是一点都不敢沾的。我私下就跟个别人说过，我说，我很在乎这个小芝麻官，别看官不大，却是我们家祖宗八辈的坟上冒青烟的结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乌纱帽，说白了就是有官瘾，不想因为自己的私欲弄丢了它，我说还指着这顶乌纱帽过活呢，想把这个官当得长久一些。你今天给我送礼，我就认为你没按好心，就是想买我这顶官帽子，对于爱官如命的我来说，这就跟要我命差不多，你说，对这样的人送的礼，我能要吗？不但不能要，还会把你当做仇敌。”
彭长宜说的很真诚，没有半点的矫情和炫耀：“所以，话还是回到开头我说的那层意思，假如当初我家属打电话告诉我，我就会及时教给她怎么做，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热心捐助’的好心人了。我家属不告诉我的心思我也明白，肯定是舍不得退回去，再有，面对这些送礼的人她也是估量不足。人家既然想送，就会想尽办法让你收下，就不会把礼物带回去。尽管我家属有私心，但她还是用心记下了送礼人的姓名单位，因为她必须对我要有个交代，不然，我就真的没办法以这些人的名义捐赠了。当然，我在后来就给她补上了这一课，给她讲了怎样拒绝他们。其实，作为领导人的家属，要比领导者本人拒礼更有理由，真的。”
说道这里，彭长宜加重了语气：“只要把家门关严就会少许多麻烦的。所以，如果要是你能给家属们讲讲这样的课，我想会对每个干部的仕途大有好处的。还有，光自己做到拒礼还不行，还要从孩子、从家庭利益这个角度去规劝自己的丈夫，要时刻敲警钟，千万不能对这些买你官帽子的人大开方便之门，那样的话，就真的完了。去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批捕的徐炳松，在事后写过一篇忏悔录，他说：像我们这些当官的，也得到巨大好处，老伴、儿子、儿媳，全家都有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尽管组织上规定的待遇并不高，但实际上住房、坐车、医疗、吃饭及其他活动交往等等，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很多很多。但不容置疑，我确实在贪……被捕后，顷刻之间，我的一切全然发生了改变，巨大的落差使我思绪万千，痛苦异常，我想起了过去创业的艰辛，岁月的磨难……等等，说真的，他的话对我有非常的触动，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有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不同的是，他是监狱里反省时想到的，我却是在自由空间里这样想的。我的一位老领导常告诫我说，细水长流，不用说别的，就是职务上的一些实惠就够我们享受的了，要是再贪的话真的就是不知足，就是找死了。但光是领导个人有这样的认识还不行，对家属也要经常这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少犯错误，才能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所以我说你应该给这些干部家属讲讲课，就讲怎么当好领导的后盾，当然不光包括拒腐，也包括支持、理解丈夫们的工作等等。”
彭长宜点点头，说道：“谢谢省领导对我们基层工作的理解。”
舒晴笑了，说道：“你们别一口一个省领导的，我不是，真正称为省领导的不是我们这个级别的，最起码是副省长以上才能称为省领导，再这样跟我叫，我就可以认定自己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从市委书记到普通一员，是不欢迎我这个学生的。”
“哈哈，哪里，言重了，言重了。对于省领导，我们一年到头见不着几次，但是一年却能接到无数个省领导签发的有关文件，所以，见到你，自然就称为省领导了。”
舒晴听彭长宜这么说，就不由地噗嗤笑了，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彭长宜感觉她的笑里有几分诡异，就问道：“笑什么？”
舒晴说：“突然想起孟客书记的一句话。”
彭长宜见他不往下说，就问道：“他说什么？”
“这个……不能说……”
“哈哈，那我知道了，肯定没好话。”寇京海说道。
“也不是坏话。”舒晴说道，她其实是想起孟客评论彭长宜时跟她说的一句话，他说彭长宜是没的吃都有的说的主儿。想到这里，她掩住嘴笑了。
彭长宜见舒晴不说，也就不再追问，就说道：“接着谈你的感想，除去刚才说的这些，你感到迷茫和疑惑的是什么？”
舒晴感到彭长宜的确善于抓住话题的核心内容，他不想过多听她对基层的歌功颂德，直接就问她感动疑惑的东西，可见，这是个外粗里细的人。
她看了看曹南和寇京海，又看了看彭长宜，说道：“我不知该不该把我内心的想不通迷惑说出来，尽管我明白其中的道理，但是……”
彭长宜见舒晴吞吞吐吐，就说道：“尽管说，他们三位都是久经考验而且党性原则甚至弟兄情谊都非常强的人，无论你想说什么，都不会引起负面影响。”
舒晴听彭长宜这样鼓励她，就说道：“其实，我这个迷惑是从寇主任汇报的时候产生的，就是你们在汇报时候说的那个计划生育工作最难做的一点就是拿……大月份……”
“哦？”寇京海迅速看了一眼彭长宜，就说道：“是，我在汇报中是有这么一句话。”
舒晴嗫嚅了半天才说：“我也许从没有接触过这个工作，对这项工作认识也比较模糊，一知半解都做不到，我想说是的是……是那个……”
彭长宜见舒晴欲说又止难以启齿的样子，就知道这个象牙塔里的哲学姑娘，遇到了国策问题最为残酷的一个侧面，他不忍逼她直白地说出自己的疑惑，就说道：“我明白了，你想说的是不是两个字的问题……”
舒晴连忙点点头。
此时，在座的都意识到了舒晴想说的是哪两个字的问题，但是谁都不好点破。
彭长宜微微笑了一下，说道：“这两个字，也是咱们这项工作一直受到西方诟病的一个问题。如果单单说这一项工作，是无法解释清这个问题的，我这样跟你说吧。”
彭长宜清了清嗓子，说道：“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获得者克莱因，他一直关注着我国的农业问题，他曾对中国前去访问者说过，中国静静的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杨振宁，也说过相同的话：中国目前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均国民收入太低，而导致这个困难的直接原因就是农民人均收入超级偏低。你刚下来，可能没有体会，我在贫困地区工作过，我跟你说啊，我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只要走进农民的时候，他们的生存状况都会让我感动震撼和隐痛。”
舒晴皱了一下柳叶眉，她睁着两只漆黑明亮的眼睛看着他，尽管他说得那种震撼和隐痛她不曾亲身感受过，但从彭长宜的神态中，她感到了沉重。
“我们有相当多的贫困地方，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贫困，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落后，有着你想象不到的苦难和悲壮，而伴随着这些的往往就是人口的过度生育，经常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家庭有三四个、四五个的孩子，当然，随着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这样的家庭在年轻一代人的身上少了些。”
“我们常常说，我们以世界上百分之七的耕地，养活了世界上百分之二十二的人口，我们的农民为十三亿人提供了粮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世界性的伟大贡献，可是，我们却往往很少想到，我们是在以占世界上百分之四十的农民才养活了这百分之二十多的人口的。”
“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我们的人口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伴随着人口极限，就繁衍出了另一个现象，就是落后，就是贫穷。”
舒晴静静地听着，这是唯一一次谈话中，她从这个基层市委书记的脸上没有发现以往的那种狡黠和随性，她看到了他少见的严肃和庄重的表情。灯光下，他的眼睛看起来是褐色的，暖暖的，回荡着爱怜和迷惘，沉重和无奈，他的鬓如刀削的脸庞，他的高挺的鼻子，他的线条利落的下巴，都加重了此时这个男人的沉重感和庄严感……
“西方人，让我说就是温庆轩常说的那句话，忘我之心不死，拿计划生育这事大做文章。我们有我们的国情和国策，谁家过日子都是按照自己家的实际情况过的，一家有一家的经，明明锅里没有那么多的米，我们为什么还要增添那么多吃饭的嘴，当然要控制生育了。再说了，他们就那么讲究那两个字吗？我记得美国美国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只要你的身体里流淌着哪怕一滴黑人的血液，那么你就是黑人。种族歧视到现在仍然没有真正解决，就这一项，他就没有任何权力对别人说三道四。当然了，我们在具体工作的时候，也难免有时候会有执行起来有失偏颇的地方，但是，必须看到这项工作的主流，不然，也不会把这项工作当做一项基本国策还实行了。”
“所以，我们只需念好我们的经，不要去理会加在我们头上的种种不适之词。你头来的时候，我 说让你协助栋梁书记抓抓计划生育工作，吕秘书长就担心，担心你会对这项工作有看法，还担心你会接触到在象牙塔里接触不到的一些严肃而又无奈的现实问题，我是从基层一步一步走上来的，基层的工作，我是门清，但我还是坚持让你彻底地见识见识一下真正的基层。看来，吕秘书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
那一刻，舒晴的脸红了，她为自己的少见多怪尴尬了。本来，上次来亢州宣讲那次，在古商州遗址，彭长宜就跟自己说过：基层有好多事，干得说不得。这话已经表明了基层工作有着许多的无奈，可是自己还因为今天寇京海汇报中的一句话而少见多怪。这就是基层的同志。他们的多面的，他们是党的各项方针政策的执行者和贯彻者，同时，又是广大群众的代言人，他们长年累月在这种角色对冲中游刃，肯定也会有着跟自己相同的感受，只是他们谁也不说罢了，偏偏自己仗着知道的多一些，问了这么一个愚蠢幼稚可笑的问题。
她偷眼看了看其他人，见大家的表情都很庄重地看着彭长宜说话，她也把目光投向了彭长宜，就见这个男人的确比平时神态严肃了几分。
寇京海也论述了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曹南和吕华也分别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舒晴注意到，他们没有一句话涉及到上边的政策，也都是按照彭长宜的思路展开的话题，没有一句抱怨的话，也没有把责任推给政策。这一点，出乎舒晴的意料。
其实，在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她就想有可能彭长宜会将这一切归于政策，归于上级的决定，但是他没有，他的同僚们也没有，这就说明他们是讲政治讲原则的人。对这个问题是经过无数次深思熟虑过的，肯定也和自己一样，有过同样的困惑，这种困惑他们不可能像她一样说出来，他们不敢说，甚至不敢跟同僚们讨论，更不敢跟上级讨论了。她真切地感到了基层同志的伟大。想到这里，她由衷地说道：
“你们真是太了不起了。”
彭长宜笑了，看着她说：“刚才还对我们持怀疑的态度， 现在又觉着我们了不起了？”
舒晴怪嗔地看了彭长宜一眼，申辩道：“我没有对你们持怀疑态度。”
“不是对我们，是对我们的工作持怀疑态度。”彭长宜纠正她的用词。
舒晴不好意思地说道：“也不是，只是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点疑虑，就拿出来向彭书记请教了，怎么能说是怀疑呢？”
彭长宜知道舒晴说的是真心话，就不想继续为难她，转了个话题，说道：“我听吕秘书长说你上午找我着，有什么事吗？”
听彭长宜这样一说，曹南和寇京海知趣地走了出去，随后，吕华也拿起水壶，佯装去要水，也走了出去。显然，他们是回避。
舒晴一看，大家都走了出去，就说道：“哦，是这样，妇联徐主席找到我，想让我给女同胞们讲讲课，我因为不太了解市情，不知该讲什么好，就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是否有这个必要。”
彭长宜感觉舒晴是个谦虚的女孩子，她没有因为自己身居高位而看不起人，也没有因为自己的学识而高高在上。就问道：“给女同胞们讲课？”
“是的。”舒晴回答。
彭长宜说道：“首先要明确给哪个层面上的女同胞讲课。是女干部，还是全市所有的妇女，还是女家属？”
“女家属？”舒晴不解地问道。
“是的，女家属就是目前干部们的女性家属们。”彭长宜解释着说：“不瞒你说，我在没离婚前，就一直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想能不能给女家属们讲讲课，讲讲怎样当好领导干部的家属，后来，唯恐这个话题遭到女权拥趸者们的轰炸，所以，一直没有付诸实践。而且那个时候我人在三源，即便是三源搞这样的活动，我当时的家属也不可能到三源去听课，如果我家属不去听课，那么搞这个活动就对我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
舒晴问道：“你当时的家属为什么不可能去三源听课？”
彭长宜说：“因为我不可能把她拘到三源，再说，路这么远，孩子还要上学，如果因为这个我家属这么兴师动众地去三源听课，我反而担心会引起不必要的猜测，反正种种原因吧，这个念头也就从脑中一闪而过了。”
舒晴笑了，她说道：“看来，彭书记有这个想法也的确是想有的放矢。”
彭长宜也笑了一下，他看着舒晴笑着露出的洁白牙齿，感觉她能完全理解自己的意图，不然她不会笑得这么会心，就说道：“不瞒你说，我的确有私心。那个时候，我就从我的家庭中，看出了问题。领导家属，是领导干部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筑牢固了，领导的安全系数就会高，就会少给领导找好多不必要的麻烦。我给你讲一个发生在我身上的真实例子，这件事你知道就行了，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讲过，而且目前我们已经离婚了，再说这些就更不好了。”
舒晴收住笑，认真地点点头，说道：“我保证。”
彭长宜接着说道：“还是在我刚到三源的时候，当决定整顿矿山后，三源那些矿主们就开始钻到我家来了，我家属没有告诉我，就收下了礼物，当然还有现金。这期间我不说天天也差不多总是往家里打电话，但是我家属没有告诉过我，等我回来后，发现了这些礼物还有大量现金，才知道有人来我家了。幸好我家属记下了这些送礼的人名单。尽管后来这些礼物包括现金我以一种极其特殊的方式退了回去，但还是伤了一批人，无形中就把我置于这些人的对立面上来了……”
舒晴打断了他的话，说道：“什么是极其特殊方式退礼？”
“特殊方式就是非正常的方式。”彭长宜说道：“我没有建廉洁账户，也没有把这些东西充公上交。你不是有钱送礼吗？那就送吧，你送多少，我就收多少，然后，一笔不拉地我都捐给了养老院，学校，包括单个资助贫困生。”
“哦？”舒晴感兴趣地看着他。
彭长宜又说道：“当然，我不是以我彭长宜的名义捐助的，如果那样的话，别人说我是沽名钓誉我是一点撤都没有，我做得比较实在，我是以送礼人的名义捐助的，知情范围只有秘书和秘书长两个人，其他任何人都不知道。这样，既保住了送礼人的面子，也保住了我自己的清白。”
“这个办法好，看来，如果想退礼，是怎么都能退回去的，关键在于你是不是真心想退？”舒晴说道。
“有点道理，但不完全。”彭长宜说道：“不过首先声明，我彭长宜这么多年也不是绝对的一清二白，事实上别说我，就是任何人都做不到那么一清二白，但最起码这种时候的钱财我是一点都不敢沾的。我私下就跟个别人说过，我说，我很在乎这个小芝麻官，别看官不大，却是我们家祖宗八辈的坟上冒青烟的结果，所以，我很珍惜这个乌纱帽，说白了就是有官瘾，不想因为自己的私欲弄丢了它，我说还指着这顶乌纱帽过活呢，想把这个官当得长久一些。你今天给我送礼，我就认为你没按好心，就是想买我这顶官帽子，对于爱官如命的我来说，这就跟要我命差不多，你说，对这样的人送的礼，我能要吗？不但不能要，还会把你当做仇敌。”
彭长宜说的很真诚，没有半点的矫情和炫耀：“所以，话还是回到开头我说的那层意思，假如当初我家属打电话告诉我，我就会及时教给她怎么做，就不会有后来那么多‘热心捐助’的好心人了。我家属不告诉我的心思我也明白，肯定是舍不得退回去，再有，面对这些送礼的人她也是估量不足。人家既然想送，就会想尽办法让你收下，就不会把礼物带回去。尽管我家属有私心，但她还是用心记下了送礼人的姓名单位，因为她必须对我要有个交代，不然，我就真的没办法以这些人的名义捐赠了。当然，我在后来就给她补上了这一课，给她讲了怎样拒绝他们。其实，作为领导人的家属，要比领导者本人拒礼更有理由，真的。”
说道这里，彭长宜加重了语气：“只要把家门关严就会少许多麻烦的。所以，如果要是你能给家属们讲讲这样的课，我想会对每个干部的仕途大有好处的。还有，光自己做到拒礼还不行，还要从孩子、从家庭利益这个角度去规劝自己的丈夫，要时刻敲警钟，千万不能对这些买你官帽子的人大开方便之门，那样的话，就真的完了。去年被最高人民检察院批捕的徐炳松，在事后写过一篇忏悔录，他说：像我们这些当官的，也得到巨大好处，老伴、儿子、儿媳，全家都有较好的工作，收入不菲，尽管组织上规定的待遇并不高，但实际上住房、坐车、医疗、吃饭及其他活动交往等等，绝大多数人是达不到的。组织和人民给予我们的确实很多很多。但不容置疑，我确实在贪……被捕后，顷刻之间，我的一切全然发生了改变，巨大的落差使我思绪万千，痛苦异常，我想起了过去创业的艰辛，岁月的磨难……等等，说真的，他的话对我有非常的触动，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我有时就是这么想的，所不同的是，他是监狱里反省时想到的，我却是在自由空间里这样想的。我的一位老领导常告诫我说，细水长流，不用说别的，就是职务上的一些实惠就够我们享受的了，要是再贪的话真的就是不知足，就是找死了。但光是领导个人有这样的认识还不行，对家属也要经常这样教育，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少犯错误，才能真正做到警钟长鸣，所以我说你应该给这些干部家属讲讲课，就讲怎么当好领导的后盾，当然不光包括拒腐，也包括支持、理解丈夫们的工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