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ript>readx();</script> 杨震这些异常诚恳的话，叶企孙沒有立即回答他，而是突然沉默了下來，眼下东北的一切，让他感觉到异常的震惊，他沒有想到在条件这样艰苦的情况之下，不过一隅之地的东北，会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來。
不要说那些大型的工厂，就是根据地内仅有的两所大学也足以让他吃惊的了，这两所大学，虽然条件和师资还很简陋，但却配备了大量的最新式的科研仪器，教师和学生居住的条件，不仅是目前全东北最好的，就是与之前的清华、北大相比，也毫不逊色。
尤其是在得知眼前这个年轻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之下，却依旧实施了免费的强制九年义务教育制，他更是从内心中极为敬佩，再加上眼下在东北的自己两大得意门生熊大缜和阎裕昌的劝说，便更加坚定了他留在东北的决心。
自己除了学生之外无家无业，留下來沒有任何的问題，只是其他人，而且这次來东北的教授如果都留在东北，那关内的学生怎么办，总不能为了东北一地，将关内的那些大学理学院和工学院都给关了吧。
尽管在这位中国教育界的宗师和泰斗看來，按照目前抗联提供的条件來看，留在东北更能发挥这些教授的能力，让他们真正的学以致用，不是只能在课堂上授课，却无法做任何的科研研究，想带着学生做一些化学和物理实验，都得费尽周折。
七七事变之后，目前组成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几所大学，从北平先迁长沙，再迁昆明，一路上科研、教学仪器，甚至教材损失大半，运到大后方的十不足一，师生和家属之中有被土匪和溃军绑架的，有不知道因为什么失踪的，有死于日军空袭的，现在只能承担最基本的教学工作，至于其他的东西，只能暂时放弃。
再加上大后方因为战局吃紧，物价飞涨，国民政府调拨的那些平价大米配额，早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讲师、教授领的七五国难薪，面对飞扬的物价，也早已经入不敷出，学子们也是整日的半饥半饱，尤其是那些家在沦陷区的学子，甚至连过冬的棉衣都无法备齐。
在时局如此艰难的情况之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不仅要承担授课，还要想办法挣一点外快，以补充家用和补贴学生，这些忙着填报肚子的教授，压根就沒有办法安心坐下來研究一些本专业的课題。
如果堂堂曾文正公的曾孙，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北大教育长兼化学系主任都沦落到沒有鞋子穿，此次來东北之前，还是抗联的地下人员给购置了一双布鞋才能上路的地步，可见环境恶劣成什么样子了。
此次來到东北之后，在熊大缜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几大兵工厂，特别是专门生产步话机、电台等各种通讯设备的电子工厂，以及电子干扰机、晶体管等一系列秘密设备，尤其是参观刚刚组建的，只有小鸟两三只的专门负责航空、电子、光学设备、动力等研发的第一研究设计院，以及东北军区理工大学之后，便下决心留在东北。
只是对于总指挥担任军区理工大学校长的邀请，却是拒绝了，只是接受了物理系主任以及第一研究院物理所所长的任命，对于军区理工大学校长，他则力荐与他一起來的吴有训教授担任。
他与吴有训教授现在已经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留在根据地，但其他那些教授却是谁也不能就说保证留在根据地，很多的教授是來这里为自己学生的未來寻找一个机会，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來东北进行考察。
还有的人之所以不远万里來到东北，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抗联有治疗他们夫人肺结核的特效药，这些人來到这里不仅仅可以继续做教书育人的工作，还可以治疗自己夫人的肺病。
像那位被称之为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中国建筑界的大师夫妇，就是因为妻子的肺病來东北的，还有西南联大的周培源教授、吴大猷教授，万里迢迢來到东北除了來考察之外，就是为了妻子的病。
当然叶企孙先生也清楚，來到东北的这些教授之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就是冲着东北给出的以美金或是现大洋形式支付的两倍于关内薪水來得，时局艰难，在大后方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物价狂涨之下难以为继的生活，让这些曾经以高新闻名的大学教授、讲师早就风采不在。
甚至孩子多的人家，连饭都吃了上顿沒有下顿，能当的东西，几乎典当一空，來东北又不是去当汉奸，也是为抗日效力，既然抗联能给出高薪來，也是国家、民族效力，便有什么不能來的，总不能看着孩子营养不liáng，家人度日日益艰难。
对于抱着这些想法來的人，只要他们不去沦陷区当汉奸，不接受汪伪政权几十倍大后方薪水的邀请，叶企孙教授也不能说什么，环境如此恶劣，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研究，总得先吃饱饭吧。
而且在参观了这里已经建设好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之后，叶企孙教授知道这些都是专家级的教授，留在这里会有更大的发展，也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是关内的那些学生怎么办，总不能只留下文学院、法学院或是医学院，让所有的学生都转为文科或是学医吧。
而从此次來东北的专家、教授、学生之艰难來看，这位叶企孙教授也清楚，让西南联大或是其他某一个大学整体搬迁到东北，就算抗联能想办将他们从大后方安全的运输到东北，但也只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国家的教授和学生，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迁移到那个地方，却是还要偷偷摸摸，绕路新疆、香港、缅甸、新加坡和苏俄，而且一路上还要隐藏行踪，甚至是鬼鬼祟祟的，扮成商人、流亡者、汽车司机等各种千奇百怪的面孔，以躲避路上无数的检查站，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之中，恐怕只有中国才会发生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那些因为夫人身体的原因，无法经历如此的折腾，自身又作为重点人物被国民政府严密监控的教授之所以能出來，当初还多亏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找到重庆军委会的那位委员长特批的，直接从重庆上的抗联飞机。
当然那位委员长能顺利的放行，与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几次拜会也不是沒有关系，眼下正值国民政府全力争取美援的时候，只要美国大使馆出面了，这位中国最高军事统帅就算再不情愿，也只能同意。
否则他宁愿把这些教授都枪毙了，或是统统的将他们都赶出国，也不愿意让他们去**的地盘，在他看來，这些人到了那边只会增加眼下临时盟友，但未來肯定是对手的实力，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
即便是这样，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三位教授与他们的夫人，在一路上也受到多方的刁难，差点沒有在重庆机场被扣下，当时甚至闹到抗联的接运人员和警卫人员，差点沒有和机场的警卫部队动枪的地步。
虽然最后虽说勉强上了飞机，但三位教授所有携带的书籍和衣物都以违禁物为借口全部被扣在了重庆机场，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这几位教授和他们的家人，可以说赤手空拳來的东北。
从重庆到东北这一路的飞行，如果不是抗联和延安方面派出的人员悉心照顾，以及早早的便在飞机上配备了医生和药品，连必备的急救药都被抢走的几位夫人，甚至根本就到不了东北，尤其是身体最弱的吴大猷夫人，差一点就病逝在半路之上，面对某些方面的如此刁难，一生倔强的周培源先生，在机场当即落泪。
从几个教授为了治疗自己夫人的肺病，來到东北尚且如此的困难，更别说西南联大整个迁移到东北來，而等到了哈尔滨之后，叶企孙教授才知道，相比几位先生的遭遇，西北联大的几位教授的遭遇更加严重。
那几位准备途径兰州、新疆，转到苏联的教授以及西北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毕业的一百多学生，在兰州便被扣了下來，尽管苏联领事馆，以及学校方面多次的交涉，却始终未能被释放，直到现在还在兰州陆军监狱里面关押着，还有为数不少的学子和教师在跨越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时，大部分都被扣留过，甚至逮捕并被秘密处决。
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关内教授、讲师、以及学生去延安，或是途径其他地方转到东北，以国民政府对这些大学的监控程度來说，不是一点察觉沒有，在很多的时候，中统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不采取种种的拦截措施，就真的怪了。
除了西北联大师生的遭遇之外，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等一些列学校的教师和教授，都走的很困难，相比之下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还有浙江大学因为地处云贵，靠近滇缅走的还相对容易一些，那位云南王不知道收了什么好处，或是出于什么心思，也在途中提供了一些帮助。
除了因为身体或是家人的原因，从重庆走的人受到部分刁难之外，大部分人走的还是比较轻松，大部分人直接从云南出境后，便有汽车來接，直接到缅甸港口，乘坐苏联或是美国的轮船抵达海参崴。
福建地区的厦门大学好一些，但是一路上也遭遇到了不少的艰辛，反倒是从沦陷区走的教会大学的人，以及从靠近香港的中山大学等位于靠近香港的广东大学，或是一些地方专科学校走的人，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凡是迁往国统区，尤其是迁往西北与四川的诸多学校，沒有一个教授，甚至学生走的能够顺顺当当走的，一路之上被扣、被查的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之下，谁敢说让这些大学迁移到东北來，眼下将关内的大学迁移到东北來，简直无异于是痴人说梦。
不要说那些大型的工厂，就是根据地内仅有的两所大学也足以让他吃惊的了，这两所大学，虽然条件和师资还很简陋，但却配备了大量的最新式的科研仪器，教师和学生居住的条件，不仅是目前全东北最好的，就是与之前的清华、北大相比，也毫不逊色。
尤其是在得知眼前这个年轻人，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之下，却依旧实施了免费的强制九年义务教育制，他更是从内心中极为敬佩，再加上眼下在东北的自己两大得意门生熊大缜和阎裕昌的劝说，便更加坚定了他留在东北的决心。
自己除了学生之外无家无业，留下來沒有任何的问題，只是其他人，而且这次來东北的教授如果都留在东北，那关内的学生怎么办，总不能为了东北一地，将关内的那些大学理学院和工学院都给关了吧。
尽管在这位中国教育界的宗师和泰斗看來，按照目前抗联提供的条件來看，留在东北更能发挥这些教授的能力，让他们真正的学以致用，不是只能在课堂上授课，却无法做任何的科研研究，想带着学生做一些化学和物理实验，都得费尽周折。
七七事变之后，目前组成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几所大学，从北平先迁长沙，再迁昆明，一路上科研、教学仪器，甚至教材损失大半，运到大后方的十不足一，师生和家属之中有被土匪和溃军绑架的，有不知道因为什么失踪的，有死于日军空袭的，现在只能承担最基本的教学工作，至于其他的东西，只能暂时放弃。
再加上大后方因为战局吃紧，物价飞涨，国民政府调拨的那些平价大米配额，早已经远远无法满足需要，讲师、教授领的七五国难薪，面对飞扬的物价，也早已经入不敷出，学子们也是整日的半饥半饱，尤其是那些家在沦陷区的学子，甚至连过冬的棉衣都无法备齐。
在时局如此艰难的情况之下，西南联大的教授不仅要承担授课，还要想办法挣一点外快，以补充家用和补贴学生，这些忙着填报肚子的教授，压根就沒有办法安心坐下來研究一些本专业的课題。
如果堂堂曾文正公的曾孙，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北大教育长兼化学系主任都沦落到沒有鞋子穿，此次來东北之前，还是抗联的地下人员给购置了一双布鞋才能上路的地步，可见环境恶劣成什么样子了。
此次來到东北之后，在熊大缜的陪同之下参观了几大兵工厂，特别是专门生产步话机、电台等各种通讯设备的电子工厂，以及电子干扰机、晶体管等一系列秘密设备，尤其是参观刚刚组建的，只有小鸟两三只的专门负责航空、电子、光学设备、动力等研发的第一研究设计院，以及东北军区理工大学之后，便下决心留在东北。
只是对于总指挥担任军区理工大学校长的邀请，却是拒绝了，只是接受了物理系主任以及第一研究院物理所所长的任命，对于军区理工大学校长，他则力荐与他一起來的吴有训教授担任。
他与吴有训教授现在已经可以说是百分之百的留在根据地，但其他那些教授却是谁也不能就说保证留在根据地，很多的教授是來这里为自己学生的未來寻找一个机会，或是因为其他的原因而來东北进行考察。
还有的人之所以不远万里來到东北，除了以上的原因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抗联有治疗他们夫人肺结核的特效药，这些人來到这里不仅仅可以继续做教书育人的工作，还可以治疗自己夫人的肺病。
像那位被称之为梁上君子，林下美人的中国建筑界的大师夫妇，就是因为妻子的肺病來东北的，还有西南联大的周培源教授、吴大猷教授，万里迢迢來到东北除了來考察之外，就是为了妻子的病。
当然叶企孙先生也清楚，來到东北的这些教授之中有为数不少的人，就是冲着东北给出的以美金或是现大洋形式支付的两倍于关内薪水來得，时局艰难，在大后方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物价狂涨之下难以为继的生活，让这些曾经以高新闻名的大学教授、讲师早就风采不在。
甚至孩子多的人家，连饭都吃了上顿沒有下顿，能当的东西，几乎典当一空，來东北又不是去当汉奸，也是为抗日效力，既然抗联能给出高薪來，也是国家、民族效力，便有什么不能來的，总不能看着孩子营养不liáng，家人度日日益艰难。
对于抱着这些想法來的人，只要他们不去沦陷区当汉奸，不接受汪伪政权几十倍大后方薪水的邀请，叶企孙教授也不能说什么，环境如此恶劣，无论是做学问还是做研究，总得先吃饱饭吧。
而且在参观了这里已经建设好的教学和研究环境之后，叶企孙教授知道这些都是专家级的教授，留在这里会有更大的发展，也能为国家做更大的贡献，但是关内的那些学生怎么办，总不能只留下文学院、法学院或是医学院，让所有的学生都转为文科或是学医吧。
而从此次來东北的专家、教授、学生之艰难來看，这位叶企孙教授也清楚，让西南联大或是其他某一个大学整体搬迁到东北，就算抗联能想办将他们从大后方安全的运输到东北，但也只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一个国家的教授和学生，从这个国家的这个地方迁移到那个地方，却是还要偷偷摸摸，绕路新疆、香港、缅甸、新加坡和苏俄，而且一路上还要隐藏行踪，甚至是鬼鬼祟祟的，扮成商人、流亡者、汽车司机等各种千奇百怪的面孔，以躲避路上无数的检查站，在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之中，恐怕只有中国才会发生这种稀奇古怪的事情。
那些因为夫人身体的原因，无法经历如此的折腾，自身又作为重点人物被国民政府严密监控的教授之所以能出來，当初还多亏西南联大的校长梅贻琦找到重庆军委会的那位委员长特批的，直接从重庆上的抗联飞机。
当然那位委员长能顺利的放行，与美国大使馆的人员几次拜会也不是沒有关系，眼下正值国民政府全力争取美援的时候，只要美国大使馆出面了，这位中国最高军事统帅就算再不情愿，也只能同意。
否则他宁愿把这些教授都枪毙了，或是统统的将他们都赶出国，也不愿意让他们去**的地盘，在他看來，这些人到了那边只会增加眼下临时盟友，但未來肯定是对手的实力，这是他最不愿意见到的。
即便是这样，吴大猷、周培源、梁思成三位教授与他们的夫人，在一路上也受到多方的刁难，差点沒有在重庆机场被扣下，当时甚至闹到抗联的接运人员和警卫人员，差点沒有和机场的警卫部队动枪的地步。
虽然最后虽说勉强上了飞机，但三位教授所有携带的书籍和衣物都以违禁物为借口全部被扣在了重庆机场，除了身上的衣服之外，这几位教授和他们的家人，可以说赤手空拳來的东北。
从重庆到东北这一路的飞行，如果不是抗联和延安方面派出的人员悉心照顾，以及早早的便在飞机上配备了医生和药品，连必备的急救药都被抢走的几位夫人，甚至根本就到不了东北，尤其是身体最弱的吴大猷夫人，差一点就病逝在半路之上，面对某些方面的如此刁难，一生倔强的周培源先生，在机场当即落泪。
从几个教授为了治疗自己夫人的肺病，來到东北尚且如此的困难，更别说西南联大整个迁移到东北來，而等到了哈尔滨之后，叶企孙教授才知道，相比几位先生的遭遇，西北联大的几位教授的遭遇更加严重。
那几位准备途径兰州、新疆，转到苏联的教授以及西北联大理学院和工学院毕业的一百多学生，在兰州便被扣了下來，尽管苏联领事馆，以及学校方面多次的交涉，却始终未能被释放，直到现在还在兰州陆军监狱里面关押着，还有为数不少的学子和教师在跨越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线时，大部分都被扣留过，甚至逮捕并被秘密处决。
如此大规模的动员关内教授、讲师、以及学生去延安，或是途径其他地方转到东北，以国民政府对这些大学的监控程度來说，不是一点察觉沒有，在很多的时候，中统的嗅觉还是很灵敏的，面对这种情况，国民政府不采取种种的拦截措施，就真的怪了。
除了西北联大师生的遭遇之外，武汉大学、复旦大学、交通大学、兰州大学、同济大学等一些列学校的教师和教授，都走的很困难，相比之下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还有浙江大学因为地处云贵，靠近滇缅走的还相对容易一些，那位云南王不知道收了什么好处，或是出于什么心思，也在途中提供了一些帮助。
除了因为身体或是家人的原因，从重庆走的人受到部分刁难之外，大部分人走的还是比较轻松，大部分人直接从云南出境后，便有汽车來接，直接到缅甸港口，乘坐苏联或是美国的轮船抵达海参崴。
福建地区的厦门大学好一些，但是一路上也遭遇到了不少的艰辛，反倒是从沦陷区走的教会大学的人，以及从靠近香港的中山大学等位于靠近香港的广东大学，或是一些地方专科学校走的人，还是比较容易的。
但凡是迁往国统区，尤其是迁往西北与四川的诸多学校，沒有一个教授，甚至学生走的能够顺顺当当走的，一路之上被扣、被查的比比皆是，这种情况之下，谁敢说让这些大学迁移到东北來，眼下将关内的大学迁移到东北來，简直无异于是痴人说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