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安庆（三十八）
二月八日，大年夜，寒风呼啸，滴水成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麻埠镇里，早早就是一派过年的气氛，连同四十八军这些异乡异客，也早早感受到过年的气氛。从桂南大战中脱身出来，莫敌才发现，门口的红灯笼早已点亮，远近街巷不时传来几声鞭炮，已经是大年夜了。莫敌的大年夜是在警卫连跟着覃国升和弟兄们一起度过的，大家都是异乡异客，坐在一起共谋一醉，不至于太过伤情。麻埠两个平时玩得好的朋友，李柏成要跟他的炮兵团一起扯大炮，韦永成要跟他的政治部一起喊口号，相对莫敌这里，情报已经全部明朗化，反而变得比较清闲，除了喝酒吃肉，还是吃肉喝酒。
进入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抗战局势又是一变，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在元旦发表元旦社论：抗战以来，日军死伤近150万人。顶住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在民国二十八年，日军没有取得战略进展，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退步，比如五月的鄂北会战，比如十月的长沙会战。总的而言，民国二十八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前景光明，胜利可期。南京的汪精卫也不甘寂寞，紧跟在重庆的元旦社论之后就通电全国，决定从事“局部和平”的伟大事业，让中国早一天从战争的泥坑中脱身，投降嘴脸暴露无遗。蒋介石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及“告友邦人士书”，决定加倍努力驱逐日寇，并盼友邦速予制裁。全国各地，群情激愤，在临近春节前，进行了各种集会和抗议活动，远在陕北的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民众“讨汪”大会。*在会上发表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顽固派》的演说，声讨和抨击与汪派里应外合的顽固派的*行径，并为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通电内容：一曰全国讨汪， 二曰加紧团结， 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磨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认为：“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至于桂南，已是旧闻。昆仑关大战，已成过往，称胜后败，乏善可陈。如果说战场上还有什么新闻，就是日军在肖山登陆，准备向浙东进攻。这个消息并非中央军委会宣传部通告，而是浙西的徐乐与黄光化（黄天化到浙西后恢复旧名黄光化）给莫敌的贺年电报中随便提及。浙西方面有了黄光化，徐乐可谓如虎添翼，又有黄绍竑为后台，一举超越了黄八妹，成了浙西地方武装第一把交椅。这大半年，将谢升标之“苏浙皖三省边区抗日游击队”,杨树先之“抗敌义勇军”,郭竟志之“东南抗日义勇军”一一收拢，组成以徐乐为司令的浙西警备司令部和保安司令部，所辖将士已经多达万人，所辖区域也从临安发展到桐庐、淳安、遂安。
农历八月十五，两人应浙江省主席之命来到金华，与黄绍竑共度佳节。黄光化因为通共而被迫离开皖西的遭遇，让黄绍竑捧腹大笑不已，对黄光化说，到了浙江就不要再理这些，本人就是最大的赤化人物。黄绍竑自去民国二十六年从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善于游击战，打仗勇敢，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是出了名的红半边。他告诉黄光化，值此民族存亡之际，谁还将党派的利益凌架于民族利益之上，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除了浙江的徐乐、明光的徐平，还能够采用电报方式给莫敌贺年的，就只有宁明的陈正信和灵山的赵国龙了。
陈正信的电报很简单，随着桂南战场的进展，左江的日军也兴奋了许多，他们不过年，过元旦，叫大晦日，元旦那天，他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南宁吃瘪，他们一个个也像被阉割的鸡一样兴奋不起来，春节，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宾阳取得了突前的胜利，因此也兴奋了起来，一反常态的过起了春节。他们在越南打劫了大量的特产和女人，闹得乌乎哀哉，鬼哭狼嚎。既然他们目标是越南，不去折腾国内的百姓，陈正信的恨意少了许多，也不愿意擅动刀兵，为当地百姓带来灾难，仍然是默默的监视而已。不过，他对日军的评价有所改变，在安徽时，在他眼里的日军都不怎么样，但是在这里，对日军的观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最重要的就是一点，日军居然极守军纪，除了在凭祥与边防部队有过一次交手，进而对凭祥有过一次侵犯之外，在其它地区，基本上都能做到秋毫无犯。莫敌回电告诉陈正信，不是日本人变好了，而是他们心虚害怕，孤军深入，不敢得罪当地人，否则，群起而攻之，四千多人能有多大的杀头。莫敌认为陈正信做得很对，不要打草惊蛇，认真的观察日本人将如何进入越南，为了进入越南，他们不惜在桂南扔下了数千条尸体，代价不小。因此，进入越南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定是一个极具诱惑力旋钮，一个可以舍弃数千将士生命的巨大目标。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一定很有意思，让陈正信不要错过。
给赵国龙的回电就不一样了，很简洁：“敌后对峙，贵在游击，可仿孙猴入铁扇公主之腹，主动出击，于钦廉一地大闹天宫。”
日军占领宾阳后，邕钦一边的东路军也全面退却，赵国龙的新19师也随着第三纵队撤到了灵山檀圩一带休整。拿到回电，赵国龙立即明白了莫敌的用意，与莫敌的526团相比，自己所在的新19师最大的不足就是不会主动作战。新19师的师长秦靖少将，赵国龙曾经有过一面之交，那还是一年多前，赵国龙跟着莫敌，配合31军渡过淮过进入津浦路时。当时的秦靖，是张光玮174师手下520旅旅长，为人冲动，心胸狭隘，且自以为是。徐埠大战后，31军返桂休整，秦靖少将得廖磊提携，出任175师副师长，之后接替莫树杰担任175师师长，再转任新19师师长。赵国龙还记得，当时，因为不听莫敌的话，秦靖跟着张光玮走断了腿，做了一堆的无用功。当年自己还是莫敌手下的警卫连长，没有与秦靖打过照面，但是，听到过他对莫敌的冷嘲热讽，认为他心中对莫敌是有看法的。因此，赵国龙对这位师长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有事先找副师长阚维雍，在师部会议上，从不太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46军下辖三个师，170师在南宁守卫战中被打残，在之后的二塘作战和高峰隘作战中也有所伤损，之后随周祖晃成立第一纵队，一直不能归建。何宣的第三纵队，就只剩下175师和新19师。之前在与台湾混成旅团作战中，新19师表现良好，在之后对近卫旅团的拦截中，175师立下了战功。两次作战，让军长何宣得了一次大功，但是对于下面来说，得到的直接结果就是减员严重。二月八日大过年，人人都要发饷钱，经统计，新19师能够能领饷钱的只余下三千二百一十六人。这些人的作战能力也很让人担忧，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一直不停的作战，中途有补充却没有休整，兵疲将惫，一身发臭，浑身是疮，按照56团阳丽天团长的说法就是裤裆里的短裤都要发霉了！
过了一个清淡的年，虽然没有吃到什么大菜，可总算有了几天空闲日子，把发霉的短裤都洗了，整个部队清爽了许多。二月的桂南，只要不是下雨的日子，就会让人有初夏的感觉，蓝天如洗，太阳火辣辣的，让人变成慵懒不堪。
不管有没有钱，一级给一级拜年，赵国龙是参谋长，也跟着师长副师长去给灵山的何宣和蔡廷锴拜年，一来一回，又是几天，虽然没有得到红包，也能混个脸熟。在应酬中，赵国龙发现，四十六军军长何宣对新19师师长秦靖不是很热情，却对副师长阚维雍很不错，问了问警卫营的老兵，才知道师长是陆川人，一直来走的都是廖磊的路子，现在廖大将军已经过世，整个陆川帮都有点不太好过。副师长阚维雍就不同，他一出道，就在李长官身边任参谋，只认一个李宗仁，在广西，也算是可以通天的人物。反观自己，什么都不是，行伍出身，跟自己的老大莫敌一样，在中央军校读了一半，就被弄出校园填补空营，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拿到毕业证，如果拿不到毕业证，那就是下一个莫老大。
过了初六人日，算是过完了年，赵国龙找到了副师长阚维雍。
阚维雍是位典型的儒将，清秀的五官，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一开口，浓浓的柳州腔，性格很好，平时都是一脸的浅笑。他与赵国龙的关系不错，首先是因为赵国龙是他一手招来，第二是他对平乐有比较深的感情，他的少年时代曾随担任平乐县税务局局长的父亲在平乐生活。在父亲的教育下，他秉承“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儒家教条，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先毕业于广州医科学校。毕业时，正值五四运动，深感军阀混战，割据为雄，文冠儒弱，国是日非，更应拿起刀枪，为唤醒民族而战。于是投笔从戎，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宁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一毕业，就被李宗仁录用为军部机要参谋。
听完赵国龙的提议，阚维雍问了几个问题：第一、在桂南邕钦路一带展开游击作战的具体做法。第二、小部队的管理经常会出现大量的逃兵，非战斗减员怎样解决。第三、游击作战的物资和军备如何保障。第四、如何才能激起士兵的作战积极性，把要我作战变成我要作战。
听了阚维雍的几个问题，赵国龙的脸立即垮了下来，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第一是他来到新19师后，把张树雄的营级便衣队全部换装，换成全日械，在这几次作战中，缴获的日械完全可以支撑该营进行几次小规模的作战。第二是对邕钦一线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认为，这个地方是个十分适合小部队作战的地形，小低山地高丘陵，道路曲折崎岖，游击作战容易奏效。第三是广西本土作战，后勤容易解决。第四是南宁日军的补给完全依赖邕钦公路，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可乘之机。第五是自己在八十四军参加过大量的游击作战，有一定的经验。但是阚维雍说的一个问题很尖锐，他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在526旅，在526团，人数只会越打越多，从来没有出过逃兵，原来，在其它部队，逃兵竟然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阚维雍没有否定赵国龙的建议，他知道，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接下来，一定会在桂南进行游击作战，迟作准备不如早作准备。但是毕竟自己只是副师长，不敢擅自作主，拉着赵国龙找到师长秦靖，由秦靖拍板。秦靖听完阚维雍的话，翻了翻白眼，态度很简单：不要做上峰没有安排的事。至于是否可以游击作战，他去向军座何宣长官请示。
二月八日，大年夜，寒风呼啸，滴水成冰，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麻埠镇里，早早就是一派过年的气氛，连同四十八军这些异乡异客，也早早感受到过年的气氛。从桂南大战中脱身出来，莫敌才发现，门口的红灯笼早已点亮，远近街巷不时传来几声鞭炮，已经是大年夜了。莫敌的大年夜是在警卫连跟着覃国升和弟兄们一起度过的，大家都是异乡异客，坐在一起共谋一醉，不至于太过伤情。麻埠两个平时玩得好的朋友，李柏成要跟他的炮兵团一起扯大炮，韦永成要跟他的政治部一起喊口号，相对莫敌这里，情报已经全部明朗化，反而变得比较清闲，除了喝酒吃肉，还是吃肉喝酒。
进入民国二十九年（一九四零年），抗战局势又是一变，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在元旦发表元旦社论：抗战以来，日军死伤近150万人。顶住了日军的战略进攻，在民国二十八年，日军没有取得战略进展，在某些地区还出现了比较大的退步，比如五月的鄂北会战，比如十月的长沙会战。总的而言，民国二十八年，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局部的胜利，前景光明，胜利可期。南京的汪精卫也不甘寂寞，紧跟在重庆的元旦社论之后就通电全国，决定从事“局部和平”的伟大事业，让中国早一天从战争的泥坑中脱身，投降嘴脸暴露无遗。蒋介石为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及“告友邦人士书”，决定加倍努力驱逐日寇，并盼友邦速予制裁。全国各地，群情激愤，在临近春节前，进行了各种集会和抗议活动，远在陕北的延安各界3万余人举行民众“讨汪”大会。*在会上发表了《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顽固派》的演说，声讨和抨击与汪派里应外合的顽固派的*行径，并为大会起草了《向国民党的十点要求》的通电，通电内容：一曰全国讨汪， 二曰加紧团结， 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磨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认为：“凡此十端，皆救国之大计，抗日之要图。当此敌人谋我愈急，汪逆极端猖獗之时，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倘蒙采纳施行，抗战幸甚，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幸甚。迫切陈词，愿闻明教。”
至于桂南，已是旧闻。昆仑关大战，已成过往，称胜后败，乏善可陈。如果说战场上还有什么新闻，就是日军在肖山登陆，准备向浙东进攻。这个消息并非中央军委会宣传部通告，而是浙西的徐乐与黄光化（黄天化到浙西后恢复旧名黄光化）给莫敌的贺年电报中随便提及。浙西方面有了黄光化，徐乐可谓如虎添翼，又有黄绍竑为后台，一举超越了黄八妹，成了浙西地方武装第一把交椅。这大半年，将谢升标之“苏浙皖三省边区抗日游击队”,杨树先之“抗敌义勇军”,郭竟志之“东南抗日义勇军”一一收拢，组成以徐乐为司令的浙西警备司令部和保安司令部，所辖将士已经多达万人，所辖区域也从临安发展到桐庐、淳安、遂安。
农历八月十五，两人应浙江省主席之命来到金华，与黄绍竑共度佳节。黄光化因为通共而被迫离开皖西的遭遇，让黄绍竑捧腹大笑不已，对黄光化说，到了浙江就不要再理这些，本人就是最大的赤化人物。黄绍竑自去民国二十六年从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善于游击战，打仗勇敢，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是出了名的红半边。他告诉黄光化，值此民族存亡之际，谁还将党派的利益凌架于民族利益之上，谁就是民族的罪人。
除了浙江的徐乐、明光的徐平，还能够采用电报方式给莫敌贺年的，就只有宁明的陈正信和灵山的赵国龙了。
陈正信的电报很简单，随着桂南战场的进展，左江的日军也兴奋了许多，他们不过年，过元旦，叫大晦日，元旦那天，他们的主力部队正在南宁吃瘪，他们一个个也像被阉割的鸡一样兴奋不起来，春节，他们的主力部队在宾阳取得了突前的胜利，因此也兴奋了起来，一反常态的过起了春节。他们在越南打劫了大量的特产和女人，闹得乌乎哀哉，鬼哭狼嚎。既然他们目标是越南，不去折腾国内的百姓，陈正信的恨意少了许多，也不愿意擅动刀兵，为当地百姓带来灾难，仍然是默默的监视而已。不过，他对日军的评价有所改变，在安徽时，在他眼里的日军都不怎么样，但是在这里，对日军的观感有了一个很大的提升，最重要的就是一点，日军居然极守军纪，除了在凭祥与边防部队有过一次交手，进而对凭祥有过一次侵犯之外，在其它地区，基本上都能做到秋毫无犯。莫敌回电告诉陈正信，不是日本人变好了，而是他们心虚害怕，孤军深入，不敢得罪当地人，否则，群起而攻之，四千多人能有多大的杀头。莫敌认为陈正信做得很对，不要打草惊蛇，认真的观察日本人将如何进入越南，为了进入越南，他们不惜在桂南扔下了数千条尸体，代价不小。因此，进入越南对于日本人来说，一定是一个极具诱惑力旋钮，一个可以舍弃数千将士生命的巨大目标。如何达成这个目标的过程，一定很有意思，让陈正信不要错过。
给赵国龙的回电就不一样了，很简洁：“敌后对峙，贵在游击，可仿孙猴入铁扇公主之腹，主动出击，于钦廉一地大闹天宫。”
日军占领宾阳后，邕钦一边的东路军也全面退却，赵国龙的新19师也随着第三纵队撤到了灵山檀圩一带休整。拿到回电，赵国龙立即明白了莫敌的用意，与莫敌的526团相比，自己所在的新19师最大的不足就是不会主动作战。新19师的师长秦靖少将，赵国龙曾经有过一面之交，那还是一年多前，赵国龙跟着莫敌，配合31军渡过淮过进入津浦路时。当时的秦靖，是张光玮174师手下520旅旅长，为人冲动，心胸狭隘，且自以为是。徐埠大战后，31军返桂休整，秦靖少将得廖磊提携，出任175师副师长，之后接替莫树杰担任175师师长，再转任新19师师长。赵国龙还记得，当时，因为不听莫敌的话，秦靖跟着张光玮走断了腿，做了一堆的无用功。当年自己还是莫敌手下的警卫连长，没有与秦靖打过照面，但是，听到过他对莫敌的冷嘲热讽，认为他心中对莫敌是有看法的。因此，赵国龙对这位师长采取的态度是敬而远之，有事先找副师长阚维雍，在师部会议上，从不太明确的表达自己的意见。
46军下辖三个师，170师在南宁守卫战中被打残，在之后的二塘作战和高峰隘作战中也有所伤损，之后随周祖晃成立第一纵队，一直不能归建。何宣的第三纵队，就只剩下175师和新19师。之前在与台湾混成旅团作战中，新19师表现良好，在之后对近卫旅团的拦截中，175师立下了战功。两次作战，让军长何宣得了一次大功，但是对于下面来说，得到的直接结果就是减员严重。二月八日大过年，人人都要发饷钱，经统计，新19师能够能领饷钱的只余下三千二百一十六人。这些人的作战能力也很让人担忧，从十一月十五日开始一直不停的作战，中途有补充却没有休整，兵疲将惫，一身发臭，浑身是疮，按照56团阳丽天团长的说法就是裤裆里的短裤都要发霉了！
过了一个清淡的年，虽然没有吃到什么大菜，可总算有了几天空闲日子，把发霉的短裤都洗了，整个部队清爽了许多。二月的桂南，只要不是下雨的日子，就会让人有初夏的感觉，蓝天如洗，太阳火辣辣的，让人变成慵懒不堪。
不管有没有钱，一级给一级拜年，赵国龙是参谋长，也跟着师长副师长去给灵山的何宣和蔡廷锴拜年，一来一回，又是几天，虽然没有得到红包，也能混个脸熟。在应酬中，赵国龙发现，四十六军军长何宣对新19师师长秦靖不是很热情，却对副师长阚维雍很不错，问了问警卫营的老兵，才知道师长是陆川人，一直来走的都是廖磊的路子，现在廖大将军已经过世，整个陆川帮都有点不太好过。副师长阚维雍就不同，他一出道，就在李长官身边任参谋，只认一个李宗仁，在广西，也算是可以通天的人物。反观自己，什么都不是，行伍出身，跟自己的老大莫敌一样，在中央军校读了一半，就被弄出校园填补空营，也不知道将来能不能拿到毕业证，如果拿不到毕业证，那就是下一个莫老大。
过了初六人日，算是过完了年，赵国龙找到了副师长阚维雍。
阚维雍是位典型的儒将，清秀的五官，戴着一副深度的近视眼镜，一开口，浓浓的柳州腔，性格很好，平时都是一脸的浅笑。他与赵国龙的关系不错，首先是因为赵国龙是他一手招来，第二是他对平乐有比较深的感情，他的少年时代曾随担任平乐县税务局局长的父亲在平乐生活。在父亲的教育下，他秉承“不为良相即为良医”的儒家教条，开始了他的求学之路，先毕业于广州医科学校。毕业时，正值五四运动，深感军阀混战，割据为雄，文冠儒弱，国是日非，更应拿起刀枪，为唤醒民族而战。于是投笔从戎，考入广西陆军讲武堂，以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宁广西陆军讲武堂工兵科，一毕业，就被李宗仁录用为军部机要参谋。
听完赵国龙的提议，阚维雍问了几个问题：第一、在桂南邕钦路一带展开游击作战的具体做法。第二、小部队的管理经常会出现大量的逃兵，非战斗减员怎样解决。第三、游击作战的物资和军备如何保障。第四、如何才能激起士兵的作战积极性，把要我作战变成我要作战。
听了阚维雍的几个问题，赵国龙的脸立即垮了下来，在他看来，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第一是他来到新19师后，把张树雄的营级便衣队全部换装，换成全日械，在这几次作战中，缴获的日械完全可以支撑该营进行几次小规模的作战。第二是对邕钦一线的地形进行了详细的了解，认为，这个地方是个十分适合小部队作战的地形，小低山地高丘陵，道路曲折崎岖，游击作战容易奏效。第三是广西本土作战，后勤容易解决。第四是南宁日军的补给完全依赖邕钦公路，这就给我们造成了可乘之机。第五是自己在八十四军参加过大量的游击作战，有一定的经验。但是阚维雍说的一个问题很尖锐，他过去从来没有考虑过，在526旅，在526团，人数只会越打越多，从来没有出过逃兵，原来，在其它部队，逃兵竟然是他们最头痛的问题之一。
阚维雍没有否定赵国龙的建议，他知道，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接下来，一定会在桂南进行游击作战，迟作准备不如早作准备。但是毕竟自己只是副师长，不敢擅自作主，拉着赵国龙找到师长秦靖，由秦靖拍板。秦靖听完阚维雍的话，翻了翻白眼，态度很简单：不要做上峰没有安排的事。至于是否可以游击作战，他去向军座何宣长官请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