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七十章遍地烽火
经典战例西班牙内战
世界各地的人，在西班牙的国土上，进行国际势力和意识形态的对决。而每一颗炸弹，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最后，大家扔下西班牙，留下满目疮痍，无数尸骨。没有人确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
精神上分裂的西班牙
1931年，马德里街头红旗飘扬，西班牙又一次共和，这是它的第二共和国。
新的共和体制是否能维持，要看国家局面。理想状态是民众认同基本理念，对达到理念的方式可以有分歧，通过选举让不同群体有机会实践。理论上很通顺，可就怕遇到当时西班牙的局面，没有大家认同的基本理念——不是奔向目标的路径不同，是目标本身不同。西班牙左翼偏向公有制，右翼偏向私有制；左翼较能容忍地区自治，右翼要求一个“统一西班牙”；天主教是左翼摒弃的对象，却是右翼生命的一部分。极端左翼有无政府倾向，右翼要求社会秩序。而且半对半地分裂了民众。
1931年的共和政府着手广泛变革，实行土地改革、宗教改革。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被强令解散。政教分离和教育改革，无可通融地一刀切非常危险。右翼感觉他们的基本要求，“财产、信仰、祖国”都岌岌可危。
那是个动荡的西班牙。1932年8月，右翼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而暴动，被左翼政府镇压；土地政策不见效，南方无政府主义农民宣布成立**公社，也遭镇压。1933年左翼联合阵线在大选前瓦解，右翼联盟赢得大选胜利。可惜，西班牙模式是，不论谁上台，双方理念完全相悖。在野方用暴动说话，官方则武力镇压，种下更深仇恨，周而复始。
彼时欧洲激进思潮激荡，西班牙处在漩涡中，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在关注西班牙。20世纪初种种思潮，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因面向底层而流行一时，一不小心就出来一个新变种，象无害病毒突然变异而变得有害
西班牙的左翼称为“共和派”，其实涵盖众多不同组织。1936年大选，左翼当选。与强调秩序的右翼政府相比，左翼更难控制骚动不安的局面。于是右翼党派要求原总理宣布戒严，不把政权交出去，以防止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军界强人佛朗哥将军也主张全国戒严，遭原总理拒绝。2月19日，右翼政府服从大选结果，按程序向左翼交出权力。
失控的局面果然发生。问题出在左翼这头，民众要求政府实行更左政策，不满意就自行其是。新政府很难下决心严厉镇压将自己推上台的民众。监狱发生暴*，无能为力的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大赦暴*犯人，使街头更加动荡。土地被农民以哄抢的方式瓜分，政府却发布特殊公告予以认可。右翼民众纷纷成立长枪党群众组织，与左翼民间组织对抗，也同样失控。左翼政府上台仅四个月，据记载“有161座教堂被烧毁，死亡269人，1287人受伤，213人被谋杀，总罢工113起，部分罢工228起，扔炸弹146起”。鉴于苏联经验，右派更怕自己会被收拾掉，苏联正是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国际靠山。
紧张关头，一名左翼下级军官被右翼极端分子暗杀，激起左翼报复，将右翼议员索特罗劫持杀害。索特罗是右派在国会的主要发言人。对议员开杀戒，是对共和制本身的重大打击，也令右翼对通过正当程序表达自己，变得完全没有信心。议会宣布休会一周。右翼民众声势浩大送葬游行，结果警察向送葬队伍开枪，又当场打死两人。
西班牙人尚武，危机时刻军人干政，被看作是一种光荣传统。三天以后，1936年7月17日，摩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做了一个“宣言”，这是传统中军人宣布接手政权的方式。西班牙内战打响了。
佛朗哥一贯是个强调要用铁腕来维持秩序的人，最看不得社会混乱局面。可是，军人起事本身就是叛乱行为，不成功就成仁。所以，大凡军事叛乱都会大开杀戒。而佛朗哥更一向认为，只要最终目的是“恢复秩序”，过程中的杀戮只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内战一开始就十分残酷。
内战前两派间暗杀，这是法律失效的信号。内战爆发初期，不论是在叛军地区，还是政府掌控地区，社会秩序都被群众组织所左右，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1936年的西班牙，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消失了。约束瞬间消失，人们得到长期未能获得的解放感觉，本来隐匿和压抑在内心的人性之卑劣残忍，一涌而出。人们发现，他们曾经嫉妒、讨厌、不喜欢的人，甚至捏着自己借条的人，都可在惩罚“敌人”的借口下任意加害。杀人不再受法律惩罚，竟然还是“正义之举”。双方都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滥杀无辜的高峰。著名诗人洛尔加，就不明不白死在右翼民众手中。而另一方的激进派也存在同样特质，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根据统计，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16，832名。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翼执行的大致各占一半。
国际意识形态的对决战场
马德里没有象样军队，民众却热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除了打佛朗哥，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那就是“国际纵队”。那是二次大战前夜，是国际上左翼思潮的盛期，也是德意的极右翼最猖狂时期。国际上左右翼极端，都到这里小试牛刀，抒发漏*点，虽然很可能抒发得文不对题。志愿军蜂拥而至，西班牙突然成了一个国际战场。
局势并非今天人们划分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两大块。即便万分简化去划，至少也要划出三大块来。把苏联归到“民主阵营”，实在是个误会。这也是二战后，纳粹法西斯这一块消失，世界马上又划为两大阵营的原因。进入西班牙战场的国际势力，主要是苏联和德意，也就是极左和极右。类似美国的国家，正是极左极右之外的第三块，他们忙于应付经济萧条，对西班牙内战的哪一边都没有兴趣。国际左右两极在这里进行意识形态的战争对决，每一颗炸弹，却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战争一开始，马德里政府马上向苏联和第三国际要求支援。苏联的援助，是通过第三国贸易，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要求全部支付黄金。内战**和政府的最大优势，是国家黄金储备在他们手里，并且西班牙是世界第六大黄金储备国。战争初期，西班牙一半以上黄金在1936年10月秘密运入苏联。一方面购武器，一方面有战乱委托保管的意思。存到法国的小部分黄金，法国人在战后还给了新政权佛朗哥。运到苏联的大部分西班牙黄金却从此消失。苏联高官奥罗夫回忆说，黄金到达时，斯大林说：“西班牙人再也休想看到他们的黄金，就像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士为挽救马德里，起了关键作用。在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国际志愿兵达四万左右。马德里保卫战是国际纵队第一次亮相，也把**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国际纵队由第三国际出面，在各国募兵，来自五十几个国家，包括美国人，其中也有中国人。苏联以志愿兵的名义派来了三千人，其中一千名飞行员。
战争是残酷的，毕加索用名作《格尔尼卡》记录了1937年4月26日德军对平民的轰炸。1938年1月28日，九架意大利飞机轰炸巴塞罗那，仅一分钟空袭，就有150名平民丧生。从战争角度看，佛朗哥一方是纯军事行动，而共和派一方，却是政治斗争在支配军事。自始至终，共和派一方没有停止内斗。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记录了共和派的自相残杀。
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过去，巴塞罗那就同时大乱，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遭共产国际镇压。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惊讶发现，“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仅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这种左翼间的“武装冲突”，“全国处处可见”。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
后来共和派战斗失败，很难说和他们的内斗没有关系。西班牙的清洗只是苏联1937年大清洗的延伸，就连罪名都常常是一样的。乔治?奥威尔后来写出《1984》和《动物庄园》来揭露极权主义，触动他的正是西班牙内战的经历。1938年奥威尔写道，“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是骗局”。
1937年中开始，攥着西班牙黄金的苏联减少甚至中断了对共和**的援助，相反，德意对佛朗哥的支援增加。国际纵队虽英勇，却敌不过对方的优势装备。193第5旅几乎全军覆没。共和派一边人心溃散，失败主义情绪开始蔓延。苏联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内战打到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处于很危险的状态，西方国家都不愿意插手西班牙内战，怕引发世界大战。同时，内战双方的极端面目，也使得各国都不太愿意坚决地帮助某一方。慕尼黑协定以后，英法以为绥靖政策有效，可以维持和平，更希望把西班牙冲突局限为国内战争。斯大林把德意和约放在自己利益的天平上，和纳粹德国协商一起瓜分波兰。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国际支持者，在背后悄悄拉手。
此刻，国际纵队宣布撤离西班牙。
共和派一方，有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和自相残杀，而佛朗哥一方是一心一意在打仗。战争的走向渐渐清楚。
1938年12月31日，佛朗哥胜利在握。他宣称，共和派是“罪犯”，对他们不存在“赦免和解的可能”。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不战而降。几十万共和**和难民开始了向法国的大逃亡。
直到此时，以马德里为核心的西班牙中心地区仍然在共和派手里，他们还有将近30万的兵力。难以置信，共和国崩溃在即，却还有最后一次尤为残酷的内斗。共和派自己人激战四天，获胜一方枪毙了对手的军官。共和派终于崩溃，他们的头面人物都顺利离开西班牙。而他们的追随者和士兵们，大多来不及离开。等待着他们的，是佛朗哥的行刑队。
1939年3月27日上午11点，佛朗哥占领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这里曾经是世界瞩目的中心，来了许多大国的志愿者、来了他们的军人，有他们援助的飞机大炮在这里轰鸣。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大家扔下西班牙，留下满目疮痍，无数尸骨。没有人确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最流行的说法是，三年内战死了一百万人。比较严谨的历史学家检点证据，认为内战至少死亡64万人，不包括战后遭佛朗哥政权报复而镇压的几万到十几万人。
亲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有一本回顾内战的著作，叫《半个西班牙死了》。书名来自著名评论家拉腊在第二共和前就为西班牙写下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佛朗哥用尽手段让西班牙免于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使西班牙退到过去，稳定下来后，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往前走。而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
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其他地方的战争仍然方兴未艾，比如苏联。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人民群众不断被组织参加各种声势浩大的政治游行，或愤怒声讨犯罪分子，或热烈庆祝又一个反党集团被摧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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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分裂的西班牙
1931年，马德里街头红旗飘扬，西班牙又一次共和，这是它的第二共和国。
新的共和体制是否能维持，要看国家局面。理想状态是民众认同基本理念，对达到理念的方式可以有分歧，通过选举让不同群体有机会实践。理论上很通顺，可就怕遇到当时西班牙的局面，没有大家认同的基本理念——不是奔向目标的路径不同，是目标本身不同。西班牙左翼偏向公有制，右翼偏向私有制；左翼较能容忍地区自治，右翼要求一个“统一西班牙”；天主教是左翼摒弃的对象，却是右翼生命的一部分。极端左翼有无政府倾向，右翼要求社会秩序。而且半对半地分裂了民众。
1931年的共和政府着手广泛变革，实行土地改革、宗教改革。西班牙是个天主教国家，学校几乎全是教会学校，被强令解散。政教分离和教育改革，无可通融地一刀切非常危险。右翼感觉他们的基本要求，“财产、信仰、祖国”都岌岌可危。
那是个动荡的西班牙。1932年8月，右翼反对加泰罗尼亚自治而暴动，被左翼政府镇压；土地政策不见效，南方无政府主义农民宣布成立**公社，也遭镇压。1933年左翼联合阵线在大选前瓦解，右翼联盟赢得大选胜利。可惜，西班牙模式是，不论谁上台，双方理念完全相悖。在野方用暴动说话，官方则武力镇压，种下更深仇恨，周而复始。
彼时欧洲激进思潮激荡，西班牙处在漩涡中，苏联和纳粹德国，都在关注西班牙。20世纪初种种思潮，社会主义、**、工团主义、法西斯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都因面向底层而流行一时，一不小心就出来一个新变种，象无害病毒突然变异而变得有害
西班牙的左翼称为“共和派”，其实涵盖众多不同组织。1936年大选，左翼当选。与强调秩序的右翼政府相比，左翼更难控制骚动不安的局面。于是右翼党派要求原总理宣布戒严，不把政权交出去，以防止国家进入无政府状态。军界强人佛朗哥将军也主张全国戒严，遭原总理拒绝。2月19日，右翼政府服从大选结果，按程序向左翼交出权力。
失控的局面果然发生。问题出在左翼这头，民众要求政府实行更左政策，不满意就自行其是。新政府很难下决心严厉镇压将自己推上台的民众。监狱发生暴*，无能为力的政府未经议会批准，大赦暴*犯人，使街头更加动荡。土地被农民以哄抢的方式瓜分，政府却发布特殊公告予以认可。右翼民众纷纷成立长枪党群众组织，与左翼民间组织对抗，也同样失控。左翼政府上台仅四个月，据记载“有161座教堂被烧毁，死亡269人，1287人受伤，213人被谋杀，总罢工113起，部分罢工228起，扔炸弹146起”。鉴于苏联经验，右派更怕自己会被收拾掉，苏联正是西班牙左翼政府的国际靠山。
紧张关头，一名左翼下级军官被右翼极端分子暗杀，激起左翼报复，将右翼议员索特罗劫持杀害。索特罗是右派在国会的主要发言人。对议员开杀戒，是对共和制本身的重大打击，也令右翼对通过正当程序表达自己，变得完全没有信心。议会宣布休会一周。右翼民众声势浩大送葬游行，结果警察向送葬队伍开枪，又当场打死两人。
西班牙人尚武，危机时刻军人干政，被看作是一种光荣传统。三天以后，1936年7月17日，摩拉将军和佛朗哥将军做了一个“宣言”，这是传统中军人宣布接手政权的方式。西班牙内战打响了。
佛朗哥一贯是个强调要用铁腕来维持秩序的人，最看不得社会混乱局面。可是，军人起事本身就是叛乱行为，不成功就成仁。所以，大凡军事叛乱都会大开杀戒。而佛朗哥更一向认为，只要最终目的是“恢复秩序”，过程中的杀戮只是必要的手段。所以内战一开始就十分残酷。
内战前两派间暗杀，这是法律失效的信号。内战爆发初期，不论是在叛军地区，还是政府掌控地区，社会秩序都被群众组织所左右，形成“法不责众”的局面。
1936年的西班牙，作为社会公约的法律消失了。约束瞬间消失，人们得到长期未能获得的解放感觉，本来隐匿和压抑在内心的人性之卑劣残忍，一涌而出。人们发现，他们曾经嫉妒、讨厌、不喜欢的人，甚至捏着自己借条的人，都可在惩罚“敌人”的借口下任意加害。杀人不再受法律惩罚，竟然还是“正义之举”。双方都出现了一哄而起的滥杀无辜的高峰。著名诗人洛尔加，就不明不白死在右翼民众手中。而另一方的激进派也存在同样特质，左翼一方把与天主教有关的知识分子几乎斩尽杀绝。根据统计，在内战中被杀害的有名有姓的教士、修士和修女，有16，832名。内战中滥杀无辜的情况，左右翼执行的大致各占一半。
国际意识形态的对决战场
马德里没有象样军队，民众却热情高涨。这时需要一个精神上的整合，需要除了打佛朗哥，没有其他利害心思的力量。这个力量终于出现，那就是“国际纵队”。那是二次大战前夜，是国际上左翼思潮的盛期，也是德意的极右翼最猖狂时期。国际上左右翼极端，都到这里小试牛刀，抒发漏*点，虽然很可能抒发得文不对题。志愿军蜂拥而至，西班牙突然成了一个国际战场。
局势并非今天人们划分的法西斯和反法西斯民主阵营两大块。即便万分简化去划，至少也要划出三大块来。把苏联归到“民主阵营”，实在是个误会。这也是二战后，纳粹法西斯这一块消失，世界马上又划为两大阵营的原因。进入西班牙战场的国际势力，主要是苏联和德意，也就是极左和极右。类似美国的国家，正是极左极右之外的第三块，他们忙于应付经济萧条，对西班牙内战的哪一边都没有兴趣。国际左右两极在这里进行意识形态的战争对决，每一颗炸弹，却都是掉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战争一开始，马德里政府马上向苏联和第三国际要求支援。苏联的援助，是通过第三国贸易，向西班牙政府出售武器，要求全部支付黄金。内战**和政府的最大优势，是国家黄金储备在他们手里，并且西班牙是世界第六大黄金储备国。战争初期，西班牙一半以上黄金在1936年10月秘密运入苏联。一方面购武器，一方面有战乱委托保管的意思。存到法国的小部分黄金，法国人在战后还给了新政权佛朗哥。运到苏联的大部分西班牙黄金却从此消失。苏联高官奥罗夫回忆说，黄金到达时，斯大林说：“西班牙人再也休想看到他们的黄金，就像他们看不到自己的耳朵一样。”
“国际纵队”的志愿人士为挽救马德里，起了关键作用。在1936年12月的马德里保卫战中，国际志愿兵达四万左右。马德里保卫战是国际纵队第一次亮相，也把**推到了西班牙政治的聚光灯下。国际纵队由第三国际出面，在各国募兵，来自五十几个国家，包括美国人，其中也有中国人。苏联以志愿兵的名义派来了三千人，其中一千名飞行员。
战争是残酷的，毕加索用名作《格尔尼卡》记录了1937年4月26日德军对平民的轰炸。1938年1月28日，九架意大利飞机轰炸巴塞罗那，仅一分钟空袭，就有150名平民丧生。从战争角度看，佛朗哥一方是纯军事行动，而共和派一方，却是政治斗争在支配军事。自始至终，共和派一方没有停止内斗。著名作家乔治?奥威尔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一书中记录了共和派的自相残杀。
格尔尼卡的大轰炸刚过去，巴塞罗那就同时大乱，左翼阵营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托洛茨基派遭共产国际镇压。奥威尔从前线回来，惊讶发现，“政治上清醒的人们，已经意识到，这是一场**者和无政府主义者之间两败俱伤的战争，而远非同佛朗哥的战争。”仅一次左翼内战就有四百人死亡，一千人受伤。这种左翼间的“武装冲突”，“全国处处可见”。左翼内斗巷战的俘虏，都被关入监狱，“监狱里人满为患”。国际纵队也有人因“政治经历可疑”被追捕。警察甚至把医院里自己一方的伤兵都抓走了。
后来共和派战斗失败，很难说和他们的内斗没有关系。西班牙的清洗只是苏联1937年大清洗的延伸，就连罪名都常常是一样的。乔治?奥威尔后来写出《1984》和《动物庄园》来揭露极权主义，触动他的正是西班牙内战的经历。1938年奥威尔写道，“报纸上说这场战争是‘为民主而战’，这明摆着是骗局”。
1937年中开始，攥着西班牙黄金的苏联减少甚至中断了对共和**的援助，相反，德意对佛朗哥的支援增加。国际纵队虽英勇，却敌不过对方的优势装备。193第5旅几乎全军覆没。共和派一边人心溃散，失败主义情绪开始蔓延。苏联开始打起了自己的算盘。
内战打到这个时候，国际形势处于很危险的状态，西方国家都不愿意插手西班牙内战，怕引发世界大战。同时，内战双方的极端面目，也使得各国都不太愿意坚决地帮助某一方。慕尼黑协定以后，英法以为绥靖政策有效，可以维持和平，更希望把西班牙冲突局限为国内战争。斯大林把德意和约放在自己利益的天平上，和纳粹德国协商一起瓜分波兰。西班牙内战双方的国际支持者，在背后悄悄拉手。
此刻，国际纵队宣布撤离西班牙。
共和派一方，有如此之多的矛盾冲突和自相残杀，而佛朗哥一方是一心一意在打仗。战争的走向渐渐清楚。
1938年12月31日，佛朗哥胜利在握。他宣称，共和派是“罪犯”，对他们不存在“赦免和解的可能”。1939年1月26日，巴塞罗那不战而降。几十万共和**和难民开始了向法国的大逃亡。
直到此时，以马德里为核心的西班牙中心地区仍然在共和派手里，他们还有将近30万的兵力。难以置信，共和国崩溃在即，却还有最后一次尤为残酷的内斗。共和派自己人激战四天，获胜一方枪毙了对手的军官。共和派终于崩溃，他们的头面人物都顺利离开西班牙。而他们的追随者和士兵们，大多来不及离开。等待着他们的，是佛朗哥的行刑队。
1939年3月27日上午11点，佛朗哥占领马德里。4月1日，佛朗哥宣布，西班牙内战结束了。
这里曾经是世界瞩目的中心，来了许多大国的志愿者、来了他们的军人，有他们援助的飞机大炮在这里轰鸣。突然，一切都消失了。大家扔下西班牙，留下满目疮痍，无数尸骨。没有人确切知道，在1936年7月到1939年4月的内战中，死了多少西班牙人。最流行的说法是，三年内战死了一百万人。比较严谨的历史学家检点证据，认为内战至少死亡64万人，不包括战后遭佛朗哥政权报复而镇压的几万到十几万人。
亲身经历过西班牙内战的纽约时报记者马修斯有一本回顾内战的著作，叫《半个西班牙死了》。书名来自著名评论家拉腊在第二共和前就为西班牙写下的墓志铭：
“这里埋葬着半个西班牙，她死在另外那半个西班牙手里”。
佛朗哥用尽手段让西班牙免于成为世界大战的战场，使西班牙退到过去，稳定下来后，再重新以非常缓慢而谨慎的步子往前走。而苏亚雷兹领导的政治改革，是要从佛朗哥留下的旧体制转变成现代民主制。
西班牙的战争结束了，但是其他地方的战争仍然方兴未艾，比如苏联。
似乎一切都始于基洛夫。他的遇刺，迄今难有令人信服的真相，但却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
基洛夫，苏共政治局委员（苏共无政治局常委）、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他党内资格不老，却拥有极高声望，在1930年代，他是当时苏联政治局委员中，惟一还敢走进工人群中发表演讲的人。
1934年12月1日夜，一位名叫尼古拉耶夫的青年工人在斯莫尔尼宫内近距离枪杀了基洛夫。尼古拉耶夫被捕后供称，刺杀动机是基洛夫介入了他的感情纠葛。
基洛夫之死最广泛的一种说法，是斯大林直接指使，因为他迅速上升的声望威胁到了斯大林。其实，基洛夫是斯大林一手提拔的亲密政治盟友，担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也是斯大林在1926年战胜党内对手季诺维也夫后，在对手势力范围内掺沙子打石头的安排。
基洛夫并非手软的人，清洗季诺维也夫的势力、消灭富农，一点不含糊，他用25万劳改犯完成了白海-波罗的海运河工程。这条运河当时被称为白骨与鲜血运河。
斯大林亲自为办案的内务部负责人雅戈达指示方向：政治谋杀。雅戈达在极短时间内，将数千人流放、判处徒刑，枪决了一些人。斯大林的敌人，已经倒台的前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也成为被告，被判处有期徒刑。
但这不是斯大林想要的结果。于是，全新的人马重审基洛夫案。1年后，基洛夫案终于有了令斯大林满意的结果，1936年8月19日，“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苏联合中心案”在莫斯科开庭。
审判公开进行，全苏的宣传机器都被动员起来。人民群众经教育后得知，那些失势的前反对派们是如此险恶，他们谋杀了基洛夫，他们还想谋杀斯大林，甚至全体政治局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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