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零五章坚持抵抗

    1940年新年伊始,荷兰是比较平静的。(手打小说)科林和德?格尔在1月1日和3日发表了广播讲话,科林以私人的身分讲话,同往常一样,讲得比较坦率,他说荷兰正在“进入一个极其危险的时期”,说中立国家已经在大吃苦头。他要求在“当前的动荡时期”保持警惕和信心。1月6日,从海牙发出正式警告,说任何损害荷兰完整的侵略郡将遭到荷兰全力以赴的武装抵抗。但是,直到1月10日,害怕入侵、害怕也许不久就要遭到入侵的心理,才又在荷兰滋长起来。这一天,德国下令伞兵和滑翔机空降部队占领那慕尔以南默兹河上的两个渡口,由于传送命令的一架飞机在默兹河畔的默舍朗附近被迫降,命令落到了比利时人手中。这个行动计划是预定在1月7日于西线发动总攻击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利时政府没有把这些文件的原本给任何外国政府看过,但是它把文件的内容通知了英国、法国和荷兰的军事当局,并且立即增加了军事预防措施。荷兰军队的休假也因此取消了,14日,内阁召开了特别会议;但是这次会议的召开据说是因为欧洲总的局势有不祥的征兆,而不是因为接到任何报告说荷兰有新的危险,也不是因为泄露了蓄意针对荷兰的计划。甚至到了这个时候,不论比利时还是荷兰仍然不愿接受盟国的预先帮助。当德国了解到上述命令可能已被截获时,它似乎无可避免地面临着这样的抉择,要么把进攻的日期提前,以便在盟国采取对策之前行动,要么改变计划,这就需要时间。恶劣的天气替德国人解决了这个难题,进攻终于推迟了。

    到1月16日,虽然德国人在莱茵河以南临近荷德边界的地方增加了几个师,并在那个地区加紧修筑公路,使得荷兰人惶恐不安,但是低地国家的紧张情绪已放松了一些。伦敦方面认为,这种局面可能是德国故意制造出来的;而德国则指责盟国引起了这场惊恐。可是荷兰人说,他们的戒备并不是英国人和法国人促成的;对于国际局势的报道,他们是惯于按照报道本身有无价值而加以判断的。从1月23日起,荷兰军队恢复了惯常的休假。

    第一海军大臣的丘吉尔发表了一篇广播演说,这篇演说大大地激怒了荷兰人。丘吉尔说,中立的小国家在战争中正在首当其冲;它们的处境是可怜的,而且还要更糟。它们现在一面向德国卑躬屈膝,一面却认为盟国将会胜利。它们唯一的安全在于依靠英国和法国的护航。如果它们按照国际联盟公约履行它们的职责,并同英、法两个大国站在一边的话,结果将会怎样呢?荷兰作出的答复是,荷兰的责任无需丘吉尔来规定。荷兰将保持其中立,即使德国的失败将更明显。丘吉尔正企图把一些中立的小国推上前线。而美国、意大利、日本又怎样呢?一些大国只要对自己有利就蓄意无视国际联盟,而对作为国际联盟成员国的中立小国家提出要求,那是不合理的。

    荷兰政府想要全部保持民主制度,但是军事当局对政府的职责却有不同的概念,这种意见上的分歧由于总司令i?h?雷因代尔斯将军在1940年2月5日辞职而变得更明显。他曾想对平民的生活实行更严格的军事管制,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戒严。

    荷兰人的思想被一些相互矛盾的宣传弄糊涂了。例如,2月中旬到达荷兰的一批德国商人,似乎正在企图散布这样的想法,即德国非常希望恢复正常的贸易,与此同时,德国的官方宣传却在谈论“即将作出的决定”。可是,荷兰似乎已在这场“古怪的战争”中稳坐不动,如果在它的船只接连沉没,间谍活动闹得人心惶惶,越过它领空的外国飞机数目日益增加和外国对它的船只进行空袭的同时,它还能够镇静自若的话。

    阿姆斯特丹方面报道了德国一个新的企图,想强迫中立国家不要屈服于英国禁运管制制度;荷兰政府答复说,它非但不曾劝告其国民屈服,甚至还保留了禁止他们这样做的权利。3月3日,德国当局发表了一个公然进行威胁的声明,说任何一艘中立国的船只,只要停靠过英国的港口或是接受了英国禁运管制的条件,就要被击沉。3月30日,丘吉尔再度以战争为题发表广播演说。他说,欧洲许多小国正被威逼向德国提供物资,这种做法可能使战争延长,从而给许多国家带来严重的后果。英国对那些不幸而同德国为邻的中立国家最为同情,但是如果这些国家由于自己的懦弱而助长了侵略者的势力,那就不对了。他认为,这些中立国随时会遭到钢铁和火力排山倒海般的袭击。荷兰人认为在这篇演说中,对中立国的责备是温和的,并且对它们的困境表示谅解。丘吉尔的论点可以归纳为两个问题:中立国家在道义上是否有义务参加封锁以向德国挑战?它们的自取灭亡又是否能保证盟国的胜利?张伯伦就加紧封锁发表的一篇演说,荷兰人理解为中立国必须把它们同德国的合法贸易置于英国和法国的监督之下;但是,如果这样做了,它们就将间接地偏袒盟国,结果破坏了自己的中立。

    4月9日,丹麦和挪威遭到了德国的入侵。荷兰内阁召集了会议,并宣布,除了某些小的例外,停止一切军队休假,这不是因为荷兰担心会有什么新的危险,而是为了表示有坚定的决心来扞卫自己的中立。据报道,荷兰人民确信,荷兰早已准备好应付任何事变,确信政府的政策和军事上的准备都无需任何明显的调整。沿着边界线和在海防工事内的军事单位,日夜严阵以待。科林说,没有人能怀疑荷兰的态度,甚至实力远胜于它的敌军也将发现它不好对付。4月12日,荷兰报纸上登出了一则反对散布谣言和从事投机的警告。政府接着说,它既充分注意到外部的安全,也充分注意到内部的安全。它为了有吉斯林的先例而担心,正在告诫荷兰的国家社会党人(人们有些担心,政府对这些人的活动警惕不够)。4月15日,官方的一个声明说,荷兰人不会被交战国在他们四周散布的战争谣言弄糊涂。可是,荷兰虽然表示了这种不可动摇的信心,卖国贼在挪威所起的作用仍然是荷兰人的主要话题,人人都在怀疑身边的某人是失败主义者或卖国贼。在现代历史上,荷兰先前还从来没有过这样一种怀疑的气氛(这时在比利时正有数千外侨被拘留)。4月19日,全国实行戒严,从而使军事当局凌驾于非军事当局之上;德?格尔号召人们保持安静和信心,他援用了沉默的威廉的策略,“任凭波涛汹涌,依然镇定自若”,他说,荷兰不存在同任何一个交战国就可能受到另一方攻击的事举行任何秘密会谈的问题。从27日起,总司令宣布暂停出版自由,对所有报纸实行严格的军事检查;人们有些吃不准,全面的军事干涉将达到何种程度,不过他们相信,这些措施将会有节制地实行。从4月9日起暂停的军队休假又恢复了。荷兰人对里宾特洛甫27日广播的反应是,在他为侵略挪威所作的辩解中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这样做,更加看不出侵略丹麦又有什么理由;他们决心使火药保持干燥,使土地保持潮湿。

    5月4日,荷兰政府突然接到报告,说荷兰可能在几天内遭到入侵;这个报告在第二天从另一方面得到了证实,虽然对于确切的日期没有进一步的说明。这个情报没有转告盟国,以免德国人可能听到风声,而指责荷兰破坏中立;同时人们怀疑,盟国即使接到这样的临时通知,又能给予什么帮助呢。5月7日,休假取消,正在休假的人毫无例外都被召回。没有讲明理由,只是说这个决定是由于“国际局势进一步的动荡”;不过荷兰人已经习以为常地听到“狼来了”的叫嚷,看到在前几个月内采取过这么许多相同的措施,所以他们在当天和后一天都镇定如常,尽管官方继续保持缄默。紧张的情绪甚至似乎放松了一些,这可能是由于英国外交大臣的一篇讲话,其中说到盟国的军队已从挪威撤出,以便在别处开展行动。这件事,以及法国和英国的军舰向地中海调动,似乎表明欧洲西北部可能将安定一个时期。同时,在荷兰,这时已有五十万人武装起来,并且正在采取最后的戒备措施。阿姆斯特丹的斯希普霍尔机场从5月10日起向所有的外国飞机(实际是德国飞机)关闭,何时开放,另行通知,被指控为间谍的人每天都有被逮捕的。

    德国在5月10日凌晨4时开始进攻,事先没有警告。这个消息立刻用电话传到了伦敦和巴黎,荷兰人长时期以来曾一直拒绝就援助事作任何准备,甚至拒绝为此举行初步商谈,这时却来寻求援助,并且立刻得到了援助,于是荷兰就加入了盟国。当天早晨6时15分,里宾特洛甫交给荷兰驻柏林公使一份长长的备忘录;戈培尔在7时广播;大约同时,德国驻海牙公使冯?策希向范?克勒芬斯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后者是从内阁会议上离席来接受的;那天早晨,里宾特洛甫向德国和外国报馆的代表发布了一项声明。

    德国为进攻低地国家辩解的主要论点如下:盟国旨在扩大战争;它们占领斯堪的纳维亚的计划已彼挫败。它们的舰队调往地中海是要花招;它们真正的目标是鲁尔,德国政府已证实,英、法两国企图取道比利时进攻德国。德国先前尊重荷兰和比利时的中立,是以这些国家遵守严格的中立为条件的;已经有许多实例说明了它们不守中立的态度:它们的报纸怀有敌意,领导人物在公开场合发言时同样怀有敌意;两个国家的参谋总部的高级官员曾实际帮助过英国保密局,以图引起**和推翻元首;荷兰和比利时只有在东部边界设防,只有在那里动员兵力(显然是在同英、法两国参谋总部取得完全一致的情况下作出的部署);荷兰对英国飞机几乎每天侵犯其领空只进行极其软弱的抗议;此外还有其他不守中立的证据。里宾特洛甫的备忘录,在其附件中附有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1940年5月4日的一份报告(煞费笔墨,强词夺理),举例说明了荷兰和比利时的“片面的中立”,以及德国内政部1940年3月29日的一份报告,罗列了据说英国保密局在“荷兰和比利时怂恿下”进行活动的详细情节。

    荷兰和比利时驻柏林的公使在5月10日试图把抗议入侵他们国家的照会交给德国外交部,但遭到拒绝。威廉明娜女王本人在同一天发表了一个声明,“对这一史无前例的背信弃义和破坏文明国家之间一切正当关系的行为提出愤怒抗议。”

    战争的进程使得女王以离开本国为是,5月12日,她偕同王室到了英国。13日,她用无线电话通过纽约发表了告荷兰人民书,说政府已迁到英国,留在荷兰人手中的荷兰领土,不论在欧洲境内还是在欧洲境外,都仍然是一个主权国家。总司令可从军事观点出发采取一切必要的和正当的措施;各地方当局要竭力为居民办事,尤其要为维持治安出力。她在向全世界发表的声明中,说明了她离开荷兰的理由,她说事情已变得很清楚,侵略者的首要目标是俘获王室和政府成员,从而使这个国家丧失一切领导和依法组成的权力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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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方面,外交大臣和殖民大臣在德国开始入侵的当天飞到英国,到5月14日凌晨,内阁其余成员也到了英国。他们得到了广泛的应急权力,能立刻开始工作,把斗争继续下去

    战争爆发时,丹麦的情况在好些重要方面都与挪威不同。丹麦没有天然的屏障来抵挡德国,它已同德国缔结了一项互不侵犯条约;它深刻意识到,万一遭到它南面那个邻邦的进攻时,不能指望西方国家的帮助。1937年春天,艾登就已对丹麦首相托尔瓦尔德?斯陶宁和外交大臣彼得?蒙克说过这样的话。因此,在评价战争初期丹麦对德国的态度及其总的外交政策时,必须考虑到这些事实,尤其要考虑英国的警告对丹麦领导人必然产生的影响。他们知道丹麦将是孤立的。丘吉尔在1940年初的声明,进一步证实了英国的态度。他在伦敦同斯堪的纳维亚记者谈话时,对丹麦人说:

    我不能责怪丹麦。别的国家至少还有一条沟堑,可以隔着沟堑与老虎相抗;而丹麦靠德国实在太近了,简直没法帮助它。总之,我不愿给丹麦任何保证。……丹麦与德国订有条约——可是我不怀疑,一旦时机适宜,德国人将毫不踌躇地侵犯丹麦。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间的关系在文化和经济方面虽然一直是密切的,可是丹麦也不能指望从北面的一些邻邦得到军事上的援助。1937年3月在隆德举行的会议上,瑞典曾提议缔结一项共同防务协定,把三个国家联合起来,但被斯陶宁拒绝了,理由是丹麦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事实是,丹麦不能流露出它在害怕。

    1939年8月底,丹麦、挪威、瑞典和芬兰的外交部长同意,万一发生大的战事,四国将保持中立。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时,它们正式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在9月3日英、法成为德国的交战国时,它们再次发表了这样的声明。四个国家与冰岛于1938年5月27日缔结的中立条约内规定的条款将生效。

    当时执政的社会民主党政府首相斯陶宁是个“善良的丹麦人”;外交大臣蒙克是个和平主义者。这两个人都极不适合在严重的国际危机中领导国家。斯陶宁于9月初曾劝说反对党在咨询的基础上与政府合作,但未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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