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二十六章涸泽而渔
据丘吉尔说，1938-1939年度英国的整个军事开支达到了三亿零四百万英镑，而当时德国至少是十五亿英镑。(手打小说)有趣的是，这个十五亿数字正好是英国1937年-1942年五年中全部国防开支的最初预算总数。不过，当时很快就承认，这个数字必将超出。但是这种领会并没有引起绝望或者害怕国家破产的情绪，而只是发生了一些争论，如筹款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不过，也有人害怕和顾虑会发生过分的利润获得，实行突然而又很重的加税和取消当前的社会进步计划等等。总之，人们很不愿意象德国那样，把那么大的一部分国家税收和其他潜在资源用于重整军备。
为了避免增加税收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张伯伦在1937年曾要求并且获得了议会的批准，通过募集四亿英镑的国防借款来取得重整军备所需的额外经费。到1939年2月为止，仅动用了一亿九千七百万英镑。但是由于预计防务支出总额需五亿八千万英镑，又由于政府的政策是从借款中取得大部分的防务经费，因此财政大臣在2月间决定要求授权借款八亿英镑(即1937年批准数的两倍)。和1937年时的情形不同，这一建议得到了公众很好的接受，因为他们本来害怕增税将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政府借债被看作是医治贸易萧条和失业的一个有效药方。人们并相信，至少在经济衰退得到医治之前，不必担心通货膨胀。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借款的办法可以使国家的大部分税收改用于长期的福利项目，这自然要比用于破坏性的和浪费的战争准备上更得人心了。
在从1939年3月6日通过国防借款法案到战争爆发这六个月中，重整军备的成本费用确实是在不停地猛涨。财政大臣在1939年4月25日提出预算案时说，在1939-1940年度国家总支出十三亿二千二百万英镑中，六亿三千万英镑将用于国防(比他在2月间预计的多五千万英镑)。到7月13日，他又一次把防务预算提高到七亿三千万英镑，并说明其中将近五亿英镑准备用借款来筹措。4月里他曾说过，国家的财政状况现在完全取决于防务。但是如果考虑到很大一部分的费用是靠借债得来的，以及西蒙在7月间说过的那些话，那么财政大臣的这种说法就可能要引起一些疑问，西蒙说“尽管有了这个确实是十分巨大的负担，……我们今年在社会福利事业上大约也要比七、八年前再多花费五千万英镑”。他还说：“我们居然能挑起这双重担子，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的确，是很了不起；不过，只要这种“巧妙的安排”持续下去，重整军备就只能是事倍而功半，而且也不可能赶上德国的步子。
为重整军备而筹集资金时，法国同英国一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顾虑的阻挠，而且它比英国更为不利，因为它的财政状况极其虚弱。和英国不同，它始终没有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而在一定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行公债以筹集国防经费的建议，在法国就比在英国能得到更热烈的响应。1937年3月和1938年5月两次发行国防公债，每次都在几天之内就超额认购完毕。勃鲁姆极其成功地发行了第一次的公债，但却没有能将第二次的建议执行到底，因为他同时遭到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惜以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坚决不让勃鲁姆的政府掌握足够的资金以便它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依靠拥有特别权力的达拉第，才有了可能制造出一种发行公债所必需具备的信任气氛。
雷诺在1938年11月28日提出的1939年度预算，估计花在军备上的费用是二百五十五亿五千一百万法郎(按当时的比价，约合一亿四千二百万英镑)，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约一百二十六亿法郎。的确，在1938年11月第坚持说，这二百五十五亿法郎必须被看作是来年全部防务支出的绝对限额。因此，要求甘末林提出一份按紧急次序排列的需要用款的清单。为此，他以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身份于1938年11月25日召集了一次三军参谋长会议。但是后来他抱怨说，在这次会上参谋长们又一次面临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一些决定都是在没有任何一位参谋长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由政府预先作出的。
然而，在1938年11月2日接任财政部长的雷诺身上，后勤部门的长官们却发现了这样一位部长：他比他的前任们更加同情他们的需要，而且似乎也更加有办法能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经费。就这样，在年底以前(1938年12月28日)政府又宣布，来年的防务支出将增加到四百一十亿法郎。同时雷诺还警告说，支出的巨大增加并不一定表示军用物资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顺利而迅速的生产受到阻碍，这就意味着钱花得不得当，没有得到它的全部价值；制造得快一些应该意味着造得更便宜一些。空军部预算的报告起草人1938年12月29日对参议院讲的话也含有同样的意思，他说，一架飞机的平均价格是三百万法郎(一万七千英镑)，他们的目标是每月生产五百架。因此，每个月的飞机账单将是十五亿法郎，这同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用于空军武器的全部经费差不多相等。
又过了仅仅四个月，政府决定必须再筹集一百五十亿法郎的防务经费。1939年4月21日，它宣布了一些激烈的财政措施来筹集资金，并加速整个重整军备的步伐。在解释这些措施的一次广播演说中，雷诺一开始就坦率地提醒人们，法国正面对着一个有八千六百万人口、每星期工作六十小时的国家。国此，政府决定使每周工作四十五小时制成为“可以允许的”。在公用事业中这将使它们可以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公共工程必须削减，酒精局撤销后将能节省十二亿法郎的开支。军火利润将限制在百分之十以内，并且必须缴纳附加税，可高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一百。
雷诺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是很有成效的。所以，在1939年7月5日向英美报纸联合社讲话时他才可以宣布说，普通预算是十年来第一次取得平衡，就业人数有了增加，出口额正在上升。他说，现在超时工作的人是去年11月份的十倍；同时，失业人数比1938年6月减少了一万四千人。6月份流回法国的黄金比前一个月增加了一倍。然而，雷诺自己后来写道，假如经济和财政改革在军备竞赛开始之初就实行，假如在那时就以1939年四百一十亿预算数字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用来建造和装备工厂，那么，法国的命运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的了。但是法国人民当时并不要求这样。
被雷诺获得的成就和他对防务问题的特别关心所鼓舞，参谋长们拟订了一份1940-1943年的广泛深入而又综合全面的军备计划。他们聪明地决定，首先应该设法使政府批准他们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款项。但是，正如甘末林后来所写的那样，财政部还没有“改掉它的老习惯，总是目光短浅，对任何事业都要吹毛求疵”。陆军要求的是八百亿法郎，空军是七百五十亿法郎，海军则是四百五十亿法郎。军火制造总监雅科梅现在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切有关军火制造的问题，他在与财政部秘书长密切配合之下，于1939年7月24日告诉陆军参谋部军备处长说，这些估计数字太高了，必须减少。国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也许有必要放慢某些定货的生产速度，有一些企业可以从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改回到四十小时。这实际上等于是破坏为增加生产所作的一切努力。甘末林直接向达拉第呼吁，并附上一份关于陆、海、空三方面一天战争所需费用的估计，用以说明在防务准备上花费几十亿法郎还要犹豫不决，是多么的荒谬。最后，财政部同意了最初提出的数字——至少在一些最急需的项目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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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英国和法国因慕尼黑协定而赢得的一年喘息时间使它们各自的军备状况可能得到的相对的改善有多大，但它们仍不能期望有绝对的改善，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加强大。1939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已接近顶峰，为了把工业转入战时生产而作的准备工作已完成，现在要开始收获它的丰硕的果实了。这一年中英国和法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良好的决心、但行动缓慢、不能及时地有所收获的年头。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最多不过是两年以前才开始认真地发奋努力，它们都还没有着手改组国民经济来为全面重整军备奠定基础。直到1939年4月英国才迈出重要的一步，成立了一个供应部(成立得如此之晚，以致在开始时它几乎不能帮什么忙，反而成了一种妨碍物)。而法国则直到战争开始以后才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有些必须预先做的事情可能已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了，它们不仅仅是组织或行政方面的变更，而且须要摆脱心爱的放任主义传统，的确，这些变革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专政。在英国，甚至1939年5月1日实行的征兵也成了一项重大的原则性变更，当然它也是一项重要的(如果是长期的)防务措施。最后，由于法国和英国政府不大愿意抛弃“绥靖”思想，它们的种种努力继续受到妨碍，结果是两国政府没有能在人民和肩负着重整军备任务的那些人的心中激发起必要的紧迫感。从广义上讲，这些就是隐藏在和平的最后一年民主国家重整军备平衡表数字后面的一些因素。
慕尼黑危机降临英国时，英国正在朝下列目标努力前进：计划到193第一线飞机，到1940年3月31日，大城市空军部队将拥有二千三百七十三架第一线飞机并配有后备队。在慕尼黑危机发生的那个时候，一般认为英国大概已经有了一千五百架左右的飞机，不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式飞机。那时，在三十个作战中队中只有一个中队装备有喷火式战斗机，有五个中队正在着手装备著名的旋风式战斗机；许多轰炸机中队配备的飞机即使还不算是报废品，也已经过时。一年以后，当战争爆发时，尽管政府早就保证说装备一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的计划已经完成，可是看来第一线的实力仍然不超出一千五百架的水平，因为在当时的空军名册上只列有一百二十五个中队。鉴于飞机生产率毫无疑问已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种情况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并引起了公众的很大忧虑。计划未能完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出于一种值得称赞的愿望，即希望只用最新式的飞机装备第一线。因此，主要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改装现有的中队，而不在于成立新的中队。
到1939年7月时，英国已有二十六个中队全都配备了新式的有八挺机枪的战斗机。的确，战斗机所占的比例自上一年起已提高很多，原因是政策有了改变，详情还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1939年夏季每月大约生产一百三十架战斗机，而一年以前每月只生产三十架左右：这一事实反映了这种政策上的变化。这种增产也并不是靠牺牲轰炸机的生产取得的，在这同一时期，轰炸机从每月生产约一百二十架增加到约三百二十架。确实，军用飞机的每月总产量，从1938年8月的大约二百五十架，猛增到1939年9月的大约七百八十架。而且，除数量上的增加外，还有飞机体积的显著加大(指轰炸机)和速度、火力等的明显增加(指战斗机)。
法国空军实力的状况，就象一幅细节不清、轮廓平淡的图画。要说战前一年的飞机产量提高了五到六倍，可能会造成错觉，忘记了法国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都承认的这样一个事实，即1938年夏季每月平均只生产三十九架飞机。到了1939年9月，产量可能已达到每月二百到三百架。但是，因为据拉尚布尔说，到1939年2月产量只提高到每月一百架，生产速度的增加来得太迟，以致只能重新装备第一线中队的半数。
根据法国官方的数字，战斗机的增产速度，就象英国的一样，是战前一年的成就中最出色的一项，从1938年夏季的每月生产五架，增加到1939年夏季的每月生产一百九十一架。在这段时期里，法国除自己生产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靠从美国购买战斗机来补充。可是在1940年夏天法兰西战役期间，法国战斗机的实力，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只不过略微超过五百架而已。因为最终的第一线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依靠从美国购买飞机，法国官方公布的战斗机产量看来就象是大大地夸大了。至于轰炸机，法国的境况更为不妙。根据官方的数字，与1938年夏季的每月十四架相比，1939年夏季每月只生产了十二架轰炸机。战争爆发时可以使用的三百九十架轰炸机中，没有一架可以算是新式的。
这样，法英两国在1938年到1939年间的飞机产量，表面上是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各自第一线飞机的实际数量，却很少或没有相应的增加。德国的情况却相反。德国第一线的力量，1938年9月已达到二千九百二十八架，到1939年9月就上升到三千七百五十架，增加了八百架以上。另一方面，在飞机产量的增长速度方面，德国远不及法国和英国，就是同它自己以往的记录相比，也是很微小的。1938年9月，每月生产约四百五十架；1939年9月，每月接近七百架。战争爆发后，德国的飞机生产保持在每月八百架左右，直到遭到最初的军事失利和挫败后，才迫不得已重新大规模增产飞机。实际上，德国空中力量的发展已达到其极限。生产飞机的熟练工人来源几乎已枯竭，服兵役的年龄已降低了一级。况且，经过1935年到1937年间的大规模生产试验之后，如果德国的飞机设计要想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就必须有系统地重新改造飞机工业，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产量下降。
据丘吉尔说，1938-1939年度英国的整个军事开支达到了三亿零四百万英镑，而当时德国至少是十五亿英镑。(手打小说)有趣的是，这个十五亿数字正好是英国1937年-1942年五年中全部国防开支的最初预算总数。不过，当时很快就承认，这个数字必将超出。但是这种领会并没有引起绝望或者害怕国家破产的情绪，而只是发生了一些争论，如筹款的方法以及如何使用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不过，也有人害怕和顾虑会发生过分的利润获得，实行突然而又很重的加税和取消当前的社会进步计划等等。总之，人们很不愿意象德国那样，把那么大的一部分国家税收和其他潜在资源用于重整军备。
为了避免增加税收和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张伯伦在1937年曾要求并且获得了议会的批准，通过募集四亿英镑的国防借款来取得重整军备所需的额外经费。到1939年2月为止，仅动用了一亿九千七百万英镑。但是由于预计防务支出总额需五亿八千万英镑，又由于政府的政策是从借款中取得大部分的防务经费，因此财政大臣在2月间决定要求授权借款八亿英镑(即1937年批准数的两倍)。和1937年时的情形不同，这一建议得到了公众很好的接受，因为他们本来害怕增税将不可避免。大规模的政府借债被看作是医治贸易萧条和失业的一个有效药方。人们并相信，至少在经济衰退得到医治之前，不必担心通货膨胀。当然，最大的好处是，借款的办法可以使国家的大部分税收改用于长期的福利项目，这自然要比用于破坏性的和浪费的战争准备上更得人心了。
在从1939年3月6日通过国防借款法案到战争爆发这六个月中，重整军备的成本费用确实是在不停地猛涨。财政大臣在1939年4月25日提出预算案时说，在1939-1940年度国家总支出十三亿二千二百万英镑中，六亿三千万英镑将用于国防(比他在2月间预计的多五千万英镑)。到7月13日，他又一次把防务预算提高到七亿三千万英镑，并说明其中将近五亿英镑准备用借款来筹措。4月里他曾说过，国家的财政状况现在完全取决于防务。但是如果考虑到很大一部分的费用是靠借债得来的，以及西蒙在7月间说过的那些话，那么财政大臣的这种说法就可能要引起一些疑问，西蒙说“尽管有了这个确实是十分巨大的负担，……我们今年在社会福利事业上大约也要比七、八年前再多花费五千万英镑”。他还说：“我们居然能挑起这双重担子，这是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的确，是很了不起；不过，只要这种“巧妙的安排”持续下去，重整军备就只能是事倍而功半，而且也不可能赶上德国的步子。
为重整军备而筹集资金时，法国同英国一样，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这种顾虑的阻挠，而且它比英国更为不利，因为它的财政状况极其虚弱。和英国不同，它始终没有从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中真正恢复过来。而在一定程度上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发行公债以筹集国防经费的建议，在法国就比在英国能得到更热烈的响应。1937年3月和1938年5月两次发行国防公债，每次都在几天之内就超额认购完毕。勃鲁姆极其成功地发行了第一次的公债，但却没有能将第二次的建议执行到底，因为他同时遭到极左和极右两方面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惜以国家的安全为代价，坚决不让勃鲁姆的政府掌握足够的资金以便它能继续维持下去。只是依靠拥有特别权力的达拉第，才有了可能制造出一种发行公债所必需具备的信任气氛。
雷诺在1938年11月28日提出的1939年度预算，估计花在军备上的费用是二百五十五亿五千一百万法郎(按当时的比价，约合一亿四千二百万英镑)，比前一年增加了大约一百二十六亿法郎。的确，在1938年11月第坚持说，这二百五十五亿法郎必须被看作是来年全部防务支出的绝对限额。因此，要求甘末林提出一份按紧急次序排列的需要用款的清单。为此，他以国防军总参谋长的身份于1938年11月25日召集了一次三军参谋长会议。但是后来他抱怨说，在这次会上参谋长们又一次面临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一些决定都是在没有任何一位参谋长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由政府预先作出的。
然而，在1938年11月2日接任财政部长的雷诺身上，后勤部门的长官们却发现了这样一位部长：他比他的前任们更加同情他们的需要，而且似乎也更加有办法能向他们提供所需的经费。就这样，在年底以前(1938年12月28日)政府又宣布，来年的防务支出将增加到四百一十亿法郎。同时雷诺还警告说，支出的巨大增加并不一定表示军用物资的产量有大幅度的增长；顺利而迅速的生产受到阻碍，这就意味着钱花得不得当，没有得到它的全部价值；制造得快一些应该意味着造得更便宜一些。空军部预算的报告起草人1938年12月29日对参议院讲的话也含有同样的意思，他说，一架飞机的平均价格是三百万法郎(一万七千英镑)，他们的目标是每月生产五百架。因此，每个月的飞机账单将是十五亿法郎，这同过去二十年平均每年用于空军武器的全部经费差不多相等。
又过了仅仅四个月，政府决定必须再筹集一百五十亿法郎的防务经费。1939年4月21日，它宣布了一些激烈的财政措施来筹集资金，并加速整个重整军备的步伐。在解释这些措施的一次广播演说中，雷诺一开始就坦率地提醒人们，法国正面对着一个有八千六百万人口、每星期工作六十小时的国家。国此，政府决定使每周工作四十五小时制成为“可以允许的”。在公用事业中这将使它们可以解雇多余的劳动力。公共工程必须削减，酒精局撤销后将能节省十二亿法郎的开支。军火利润将限制在百分之十以内，并且必须缴纳附加税，可高达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八十和百分之一百。
雷诺的经济和财政改革是很有成效的。所以，在1939年7月5日向英美报纸联合社讲话时他才可以宣布说，普通预算是十年来第一次取得平衡，就业人数有了增加，出口额正在上升。他说，现在超时工作的人是去年11月份的十倍；同时，失业人数比1938年6月减少了一万四千人。6月份流回法国的黄金比前一个月增加了一倍。然而，雷诺自己后来写道，假如经济和财政改革在军备竞赛开始之初就实行，假如在那时就以1939年四百一十亿预算数字的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用来建造和装备工厂，那么，法国的命运肯定会是另一个样子的了。但是法国人民当时并不要求这样。
被雷诺获得的成就和他对防务问题的特别关心所鼓舞，参谋长们拟订了一份1940-1943年的广泛深入而又综合全面的军备计划。他们聪明地决定，首先应该设法使政府批准他们认为实施这一计划所必需的款项。但是，正如甘末林后来所写的那样，财政部还没有“改掉它的老习惯，总是目光短浅，对任何事业都要吹毛求疵”。陆军要求的是八百亿法郎，空军是七百五十亿法郎，海军则是四百五十亿法郎。军火制造总监雅科梅现在实际上已掌握了一切有关军火制造的问题，他在与财政部秘书长密切配合之下，于1939年7月24日告诉陆军参谋部军备处长说，这些估计数字太高了，必须减少。国家承受不了这么大的财政压力。也许有必要放慢某些定货的生产速度，有一些企业可以从每周工作六十小时改回到四十小时。这实际上等于是破坏为增加生产所作的一切努力。甘末林直接向达拉第呼吁，并附上一份关于陆、海、空三方面一天战争所需费用的估计，用以说明在防务准备上花费几十亿法郎还要犹豫不决，是多么的荒谬。最后，财政部同意了最初提出的数字——至少在一些最急需的项目上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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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英国和法国因慕尼黑协定而赢得的一年喘息时间使它们各自的军备状况可能得到的相对的改善有多大，但它们仍不能期望有绝对的改善，因为德国的工业生产能力更加强大。1939年，德国重整军备的努力已接近顶峰，为了把工业转入战时生产而作的准备工作已完成，现在要开始收获它的丰硕的果实了。这一年中英国和法国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展，但总的来说，这是一个有良好的决心、但行动缓慢、不能及时地有所收获的年头。无论是英国还是法国，最多不过是两年以前才开始认真地发奋努力，它们都还没有着手改组国民经济来为全面重整军备奠定基础。直到1939年4月英国才迈出重要的一步，成立了一个供应部(成立得如此之晚，以致在开始时它几乎不能帮什么忙，反而成了一种妨碍物)。而法国则直到战争开始以后才采取了同样的步骤。
对英国和法国来说，有些必须预先做的事情可能已是非常清楚明白的了，它们不仅仅是组织或行政方面的变更，而且须要摆脱心爱的放任主义传统，的确，这些变革意味着一定程度的专政。在英国，甚至1939年5月1日实行的征兵也成了一项重大的原则性变更，当然它也是一项重要的(如果是长期的)防务措施。最后，由于法国和英国政府不大愿意抛弃“绥靖”思想，它们的种种努力继续受到妨碍，结果是两国政府没有能在人民和肩负着重整军备任务的那些人的心中激发起必要的紧迫感。从广义上讲，这些就是隐藏在和平的最后一年民主国家重整军备平衡表数字后面的一些因素。
慕尼黑危机降临英国时，英国正在朝下列目标努力前进：计划到193第一线飞机，到1940年3月31日，大城市空军部队将拥有二千三百七十三架第一线飞机并配有后备队。在慕尼黑危机发生的那个时候，一般认为英国大概已经有了一千五百架左右的飞机，不过其中只有一小部分称得上是真正的新式飞机。那时，在三十个作战中队中只有一个中队装备有喷火式战斗机，有五个中队正在着手装备著名的旋风式战斗机；许多轰炸机中队配备的飞机即使还不算是报废品，也已经过时。一年以后，当战争爆发时，尽管政府早就保证说装备一千七百五十架第一线飞机的计划已经完成，可是看来第一线的实力仍然不超出一千五百架的水平，因为在当时的空军名册上只列有一百二十五个中队。鉴于飞机生产率毫无疑问已有了显著的提高，这种情况确实是令人吃惊的，并引起了公众的很大忧虑。计划未能完成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出于一种值得称赞的愿望，即希望只用最新式的飞机装备第一线。因此，主要的问题变成了如何改装现有的中队，而不在于成立新的中队。
到1939年7月时，英国已有二十六个中队全都配备了新式的有八挺机枪的战斗机。的确，战斗机所占的比例自上一年起已提高很多，原因是政策有了改变，详情还将在下面的章节中论述。1939年夏季每月大约生产一百三十架战斗机，而一年以前每月只生产三十架左右：这一事实反映了这种政策上的变化。这种增产也并不是靠牺牲轰炸机的生产取得的，在这同一时期，轰炸机从每月生产约一百二十架增加到约三百二十架。确实，军用飞机的每月总产量，从1938年8月的大约二百五十架，猛增到1939年9月的大约七百八十架。而且，除数量上的增加外，还有飞机体积的显著加大(指轰炸机)和速度、火力等的明显增加(指战斗机)。
法国空军实力的状况，就象一幅细节不清、轮廓平淡的图画。要说战前一年的飞机产量提高了五到六倍，可能会造成错觉，忘记了法国空军部长居伊?拉尚布尔都承认的这样一个事实，即1938年夏季每月平均只生产三十九架飞机。到了1939年9月，产量可能已达到每月二百到三百架。但是，因为据拉尚布尔说，到1939年2月产量只提高到每月一百架，生产速度的增加来得太迟，以致只能重新装备第一线中队的半数。
根据法国官方的数字，战斗机的增产速度，就象英国的一样，是战前一年的成就中最出色的一项，从1938年夏季的每月生产五架，增加到1939年夏季的每月生产一百九十一架。在这段时期里，法国除自己生产外，在很大程度上还靠从美国购买战斗机来补充。可是在1940年夏天法兰西战役期间，法国战斗机的实力，即使是最乐观的估计，也只不过略微超过五百架而已。因为最终的第一线力量，在很大程度上一定是依靠从美国购买飞机，法国官方公布的战斗机产量看来就象是大大地夸大了。至于轰炸机，法国的境况更为不妙。根据官方的数字，与1938年夏季的每月十四架相比，1939年夏季每月只生产了十二架轰炸机。战争爆发时可以使用的三百九十架轰炸机中，没有一架可以算是新式的。
这样，法英两国在1938年到1939年间的飞机产量，表面上是有了很大的增长，但各自第一线飞机的实际数量，却很少或没有相应的增加。德国的情况却相反。德国第一线的力量，1938年9月已达到二千九百二十八架，到1939年9月就上升到三千七百五十架，增加了八百架以上。另一方面，在飞机产量的增长速度方面，德国远不及法国和英国，就是同它自己以往的记录相比，也是很微小的。1938年9月，每月生产约四百五十架；1939年9月，每月接近七百架。战争爆发后，德国的飞机生产保持在每月八百架左右，直到遭到最初的军事失利和挫败后，才迫不得已重新大规模增产飞机。实际上，德国空中力量的发展已达到其极限。生产飞机的熟练工人来源几乎已枯竭，服兵役的年龄已降低了一级。况且，经过1935年到1937年间的大规模生产试验之后，如果德国的飞机设计要想跟得上时代的发展，那就必须有系统地重新改造飞机工业，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产量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