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六十六章
1941年1月1日，保加利亚首相菲洛夫教授离开索非亚到维也纳去“就医”，在那里从1月2日逗留到7日；里宾特洛甫在参加将于1月8日到9日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德国元首会议之前，秘密地接见了他。(手打小说)此后不久，马季斯特拉蒂(当时是意大利驻索非亚公使)就告诉齐亚诺，他认为，保加利亚虽然不肯公开参加轴心国，可是它会听任自己受到侵犯而“不作多大抵抗”。但当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于1月19日到20日访问伯格霍夫时，里宾特洛甫却告诉齐亚诺，“特别由于博里斯国王的优柔寡断的性格而造成的”种种困难，现在都已克服了，他说，大概在2月底的时候，保加利亚将加入三国公约。俄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懊丧。他们通过塔斯社连续发表了象1月12日发表的那样的公报，声称，如果德军已经渗透入保加利亚领土，那就大大违反了俄国人的意愿。1月17日，莫洛托夫在提到德军在罗马尼亚集结的情况后，向舒伦堡提出抗议说，苏联政府已经一再“要求德国政府注意，苏联把保加利亚的领土和把海峡看作是它的一个安全区域”，因此，不论有什么外**队在那些地方出现，都将被看作是侵犯了俄国的“安全利益”。里宾特洛甫在伯希特斯加登责备了意大利人后，又在1月21日从富施尔发给苏联一份措词粗鲁的复文，他说，“德国政府自然毫无意图去侵犯苏俄的任何安全利益，即使德**队通过保加利亚的话，那也丝毫无此意图”。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保加利亚这时的局势扑朔迷离，谣言四起，不是说德**队已经开到，就是说保-俄条约已经签订了。德国人越来越象是保护者，去保加利亚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陆军元帅李斯特，他于2月初到了保加利亚。2月8日，他同保加利亚参谋总部进行会商，保方同意为德军提供粮食和运输工具，以换取德国的保护。保加利亚的将领们要求德国在占领他们的国家十天之前通知他们。会议结束时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先进攻希腊，最后进攻土耳其”，罗马尼亚也参加了这个协定，但是保加利亚军队“将不承担进攻上述两个国家的义务”。双方谈到，保加利亚即将加入三国公约，并经双方同意，军事行动将在“伪装”下立即开始。因此，保加利亚就在1941年2日17日同土耳其缔结了一项新的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德国的报纸和亲德的报纸都为此事欢呼，十分恰当地称之为德国外交的胜利。
最后，舒伦堡于2月28日接到指示，要他在当天晚上通知莫洛托夫，保加利亚将于次日加入三国公约。保加利亚的代表、首相兼外交大臣菲洛夫于3月1日到达维也纳的贝尔费德雷宫向德国作最新的效忠表示时，受到里宾特洛甫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舒伦堡把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公使已经通知了维辛斯基(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内容，再通知莫洛托夫，即德**队将立即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俄国人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恼火，但又无能为力。继“马里塔行动”之后，必然会采取“巴巴罗萨行动”。哪里还有时间去营救海峡呢？
第二次贝尔费德雷裁定和占领保加列亚都说明了德国外交的特点，因为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件事都是依靠出其不意地进行威胁与玩弄诡计双管齐下的传统手法来达到目的的，这种传统手法确是经过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的巧妙运用而登峰造极。每一次，与其说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还不如说新的争论又被制造了出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暂时仍保留着一种附属于别国的独立地位，但是在德国的敌方看来，这样反使两国遭到的损害更大。当墨索里尼模仿希特勒的做法时，却引起了希腊的反抗；当德国元首自己企图用计谋来智胜南斯拉夫时，尽管那里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有着世仇，他的外交手腕也还是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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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战争头两年内英联邦的反应
到1940年底的时候，对英伦三岛的进攻已经被挡住了，这就使英**队有可能转而至少采取一部分攻势。可以进行反攻的地区首先是北非和东非，1940年和1941年的几次大规模战役就是在那里展开的。这个战略因素将给英联邦带来一些间接的然而是重大的后果，因为立刻可以用来增援这一中东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来自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在西部沙漠、希腊、克里特、叙利亚、伊拉克、阿比西尼亚和波斯等地作战的部队中，联合王国的军队虽占不小的比例，但基本上却是英联邦的军队。这些军队都在联合王国将领——先后有韦维尔和奥金莱克——的指挥下作战，但是，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英联邦各国的军队保有其国家独有的特点，每个英联邦国家完全各自负责训练和装备自己的军队。从来没有组成过一支象1951年在朝鲜组成的英联邦师那样的部队。可是，英联邦的高级军官所指挥的范围，却超过了他们自己那个自治领的军队。帝国澳大利亚军的指挥官布莱迈少将担任了中东地区的副司令官，新西兰的弗赖伯格将军(后为勋爵)受权指挥驻克里特岛的英国、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军。来自自治领部队的其他军官，则在该地区担任了参谋或专家的职务。
英联邦各国向中东战区派遣的军队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避免地将使英联邦各国政府完全牵连进在那里发生的外交和战略方面的问题。英联邦各国之间通常用来进行磋商的方法得到了加强，一是通过联合王国政府同来访的英联邦各国部长在伦敦进行的直接讨论，二是丘吉尔同其他英联邦成员国总理之间频繁的电报往返。在法国沦陷后发生的第一个直接与自治领有关的大问题，是作出封闭滇缅公路的决定。1940年6月，日本要求英国政府不再让战争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输入中国。英国政府与各自治领商议后，于7月18日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这一决议表示担忧。这个绥靖行动只实施了三个月。英国政府原来希望，这样一来，远东问题将可和平解决，但是后来证明，这种希望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轴心国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条约，条约承认了日本要求在东亚称霸的权利。
与整个英联邦有关的第二个重大的战略决议是，1941年春派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去保卫希腊。能够远征到希腊去作战的军队，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远征军。由于这次远征显然非常冒险，因此这两个自治领政府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同两国进行了充分的磋商。史末资也前往开罗同这时担任外交大臣的艾登和帝国参谋总长迪尔陆军元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南非军队没有直接牵涉进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一致决定向希腊派遣远征军，但是两国政府对派兵的结果都非常担心，并强烈要求，必须预先为撤退这些军队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到时候有必要撤军的话。
在这些战争岁月里，史末资陆军元帅(1941年中，他被授与这一更高的军衔)在英联邦各国的这些磋商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与丘吉尔的长期友谊，以及他在1917年时担任过帝国战时内阁阁员的经历，使他的看法具有相当的威信。1950年9月13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讲话时称赞这位陆军元帅说：
在我们作出一切最重大的决议和最完善的设想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由于自己的看法能同南非总理不谋而合而坚定起来。固然，他在比勒陀利亚近郊的庄园或在南非总理的官邸“大谷仓”庄园中，肯定也接到了所有有关的电报，但是却一点也没有经过象我们这样在彼此之间并同三军参谋长共同磋商的全部工作过程，而是在数千英里之外，几乎独自处理这些事务，却一再向我们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结论和意见，而我们在这里却要通过远为复杂而且全然不同的思考过程，才能在同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和意见。
需要英联邦各国磋商的问题中，大多数都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意见冲突就得到了解决的，尽管有的问题后来证明确实是棘手的。1941年，在将来如何驻防托卜鲁克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次这样意见分歧。该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急于想把那支曾在保卫这个要塞的战斗中起过极大作用的澳军调回本国，因为这支军队的健康情况这时正使国内的人相当担忧。奥金莱克和丘吉尔都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澳大利亚人仍然坚持要求，最后，这支军队还是调防回国。这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在军事方面许多争执中的第一件事。
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过建议，认为英联邦各国进行磋商的方法应予改变，以便适应新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各自治领应当在伦敦常驻一个高级部长，这些部长将作为英联邦的战时内阁同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大臣们取得协调。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伦敦或其他英联邦国家首都的赞同。丘吉尔指出，英联邦各国的常驻部长并不能赋有随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这种做法毫无用处。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主要是通过电报或者通过各自治领部长之间的相互访问来进行磋商。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英联邦国家的高级部长在战争期间每年访问伦敦，并在访问期间参加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会议。1941年6月，英国政府也任命了一位常驻内阁大臣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总部设在开罗。第一任是奥利弗?利特尔顿，他在战争初期曾当过贸易大臣。他以英国内阁阁员的身份而享有威望，他对1941年在中东发生的军事危机有过重大的影响。利特尔顿后来由一个澳大利亚人r?g?凯西接任，后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1941年12月，又作了类似的任命，以达夫?库珀(后为诺里奇勋爵)为常驻远东国务大臣，他在那一年中曾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协调抵御日本的防务计划。
战争也使各自治领外交活动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战前，只有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自由邦在国外驻有外交使节，而且也只有在极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驻节。1940年，澳大利亚向美国派驻公使，从而开设了它在国外的第一个使馆。1941年底，新西兰也效法澳大利亚派了公使。1941年，澳大利亚向日本派了公使，向加拿大派了高级专员。加拿大已经在巴黎和华盛顿设有大使馆，这时又同巴西、阿根廷、爱尔兰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也进一步加强了加拿大同美国的关系。
1940年8月18日，麦肯齐?金在加拿大-美国边境附近的奥格登斯堡会晤罗斯福总统，两位领袖同意常设一个联合防务委员会，规划北美的防务。1941年初，加拿大和美国又采取进一步措施，使两国防务一体化。有关北美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航道和发电工程的规划，终于也达成了协议。1941年4月20日，麦肯齐?金和罗斯福发表了海德公园宣言，这个宣言使加拿大的美元问题大大缓和下来，也使加拿大和美国的生产努力结合在一起。另外，还在加拿大新建了七个飞机场，把阿拉斯加与美国连接起来。
加拿大的地面部队仍然留在欧洲和香港待命作战，因此没有参加1941年的中东地面战争，不过加拿大的空军却在中东和欧洲积极作战，而它迅速扩充的海军则忙于护航工作。到1941年底，驻在联合王国的加拿大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个满员的军、一个坦克旅和一个装甲师。它的海军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它的空军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在印度，1941年也象以前的几个战争年头那样，是既有政治冲突而又作出了卓越的作战努力的一年，这种情况表明了自相矛盾。1941年4月，印度事务大臣l?s?艾默里经英国议会同意，把下述公告的有效期延长十二个月。该公告授权印度各省省长，在他们确信局势的发展已使代议制政府无法再存在下去时，即停止其工作。7月间，印度总督把他的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名额扩大，作为一种起平衡作用的姿态，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足以使他同印方达成协议。1941年12月3日，当日本从东面威胁印度，印度的形势变得越加危急时，政府宣布，决定释放因从事不合作运动而服刑的全体犯人，不问这些人的罪名是正式的还是象征性的。被释放的人中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在获释时声称，虽然他对盟国表同情，可是，只要英国不给他的国家自由，他就不考虑给英国帮助。这种态度后来就成了12月底时国大党的正式方针，那时国大党宣称，只有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才能够在全民的基础上担负起保卫国家的工作。可是，这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的性质仍然是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其他印度团体之间展开激烈争论的问题。
与此同时，缅甸也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明显迹象。整个1940年间，发生了许多民族主义骚动，尽管立法机关和内阁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政府。但在1941年，政局越来越紧张。吴苏总理要求能有机会访问伦敦，目的是向英国政府表示友好，并要求英国阐明对缅甸自治问题的态度。11月4日，他向报界宣称，英国政府不肯保证让缅甸在战后马上获得自治领的地位，而要等到讨论过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后再作决定，使他感到失望。英国内阁对此大为诧异。于是，艾默里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英国以前作过的让缅甸逐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历次保证，但是不肯为此定出一个日期。在吴苏返回缅甸途中抵达火奴鲁鲁时，日本突然在太平洋发动进攻。在他出国期间任代总理的包吞爵士，全力支持英国对日作战。但在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发觉，吴苏在国外访问时曾同日本当局接触，于是就把他扣留起来。
但是，到年底时，缅甸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政治形势的发展。1941年12月7日日本参战时，正是英联邦的资源已经到了极为紧张的时刻。在中东方面，由于11-12月间在西迪雷泽格周围的那场战役的结果，西部沙漠的战局暂时变得有利于英联邦，可是那里的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英国人已在叙利亚集结了一切可以从西部沙漠调出的兵力来保卫其北翼，以防止德军突破高加索后再向他们进攻，这种挺进看来是非常可能的。香港的驻军虽然有加拿大援军去加强，还是处于几乎孤立的状态，至多只能打一场阻滞性的战斗。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虽然已经集结了相当多的英**队，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兵力仍不足以应付今后的任务。在以后的六个月里，不仅英国在远东的那些属地相继被蹂躏，连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受到入侵的威胁，开罗也将再一次遭到严重危险。因此，英联邦本身将在印度、南太平洋、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直接受到威胁。但在1942年，英联邦击退了所有这些进犯，开始了它那缓慢而又艰苦的走向胜利的反攻进军。
1941年1月1日，保加利亚首相菲洛夫教授离开索非亚到维也纳去“就医”，在那里从1月2日逗留到7日；里宾特洛甫在参加将于1月8日到9日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德国元首会议之前，秘密地接见了他。(手打小说)此后不久，马季斯特拉蒂(当时是意大利驻索非亚公使)就告诉齐亚诺，他认为，保加利亚虽然不肯公开参加轴心国，可是它会听任自己受到侵犯而“不作多大抵抗”。但当墨索里尼和齐亚诺于1月19日到20日访问伯格霍夫时，里宾特洛甫却告诉齐亚诺，“特别由于博里斯国王的优柔寡断的性格而造成的”种种困难，现在都已克服了，他说，大概在2月底的时候，保加利亚将加入三国公约。俄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懊丧。他们通过塔斯社连续发表了象1月12日发表的那样的公报，声称，如果德军已经渗透入保加利亚领土，那就大大违反了俄国人的意愿。1月17日，莫洛托夫在提到德军在罗马尼亚集结的情况后，向舒伦堡提出抗议说，苏联政府已经一再“要求德国政府注意，苏联把保加利亚的领土和把海峡看作是它的一个安全区域”，因此，不论有什么外**队在那些地方出现，都将被看作是侵犯了俄国的“安全利益”。里宾特洛甫在伯希特斯加登责备了意大利人后，又在1月21日从富施尔发给苏联一份措词粗鲁的复文，他说，“德国政府自然毫无意图去侵犯苏俄的任何安全利益，即使德**队通过保加利亚的话，那也丝毫无此意图”。
接下来的情况是可以预料得到的。保加利亚这时的局势扑朔迷离，谣言四起，不是说德**队已经开到，就是说保-俄条约已经签订了。德国人越来越象是保护者，去保加利亚的德国人越来越多，其中包括陆军元帅李斯特，他于2月初到了保加利亚。2月8日，他同保加利亚参谋总部进行会商，保方同意为德军提供粮食和运输工具，以换取德国的保护。保加利亚的将领们要求德国在占领他们的国家十天之前通知他们。会议结束时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先进攻希腊，最后进攻土耳其”，罗马尼亚也参加了这个协定，但是保加利亚军队“将不承担进攻上述两个国家的义务”。双方谈到，保加利亚即将加入三国公约，并经双方同意，军事行动将在“伪装”下立即开始。因此，保加利亚就在1941年2日17日同土耳其缔结了一项新的互不侵犯和友好条约，德国的报纸和亲德的报纸都为此事欢呼，十分恰当地称之为德国外交的胜利。
最后，舒伦堡于2月28日接到指示，要他在当天晚上通知莫洛托夫，保加利亚将于次日加入三国公约。保加利亚的代表、首相兼外交大臣菲洛夫于3月1日到达维也纳的贝尔费德雷宫向德国作最新的效忠表示时，受到里宾特洛甫的热烈欢迎。与此同时，舒伦堡把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公使已经通知了维辛斯基(当时任副外交人民委员)的内容，再通知莫洛托夫，即德**队将立即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进入保加利亚。俄国人听到这消息后非常恼火，但又无能为力。继“马里塔行动”之后，必然会采取“巴巴罗萨行动”。哪里还有时间去营救海峡呢？
第二次贝尔费德雷裁定和占领保加列亚都说明了德国外交的特点，因为在上文我们已经看到，这两件事都是依靠出其不意地进行威胁与玩弄诡计双管齐下的传统手法来达到目的的，这种传统手法确是经过希特勒-里宾特洛甫的巧妙运用而登峰造极。每一次，与其说老的问题得到了解决，还不如说新的争论又被制造了出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暂时仍保留着一种附属于别国的独立地位，但是在德国的敌方看来，这样反使两国遭到的损害更大。当墨索里尼模仿希特勒的做法时，却引起了希腊的反抗；当德国元首自己企图用计谋来智胜南斯拉夫时，尽管那里的塞尔维亚人与克罗地亚人有着世仇，他的外交手腕也还是失败了。
[加为好友]
108楼中国龙魂武警少校发表于2006-7-820:02:54
第五节战争头两年内英联邦的反应
到1940年底的时候，对英伦三岛的进攻已经被挡住了，这就使英**队有可能转而至少采取一部分攻势。可以进行反攻的地区首先是北非和东非，1940年和1941年的几次大规模战役就是在那里展开的。这个战略因素将给英联邦带来一些间接的然而是重大的后果，因为立刻可以用来增援这一中东地区的部队，大部分来自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南非。在西部沙漠、希腊、克里特、叙利亚、伊拉克、阿比西尼亚和波斯等地作战的部队中，联合王国的军队虽占不小的比例，但基本上却是英联邦的军队。这些军队都在联合王国将领——先后有韦维尔和奥金莱克——的指挥下作战，但是，在整个这段时期内，英联邦各国的军队保有其国家独有的特点，每个英联邦国家完全各自负责训练和装备自己的军队。从来没有组成过一支象1951年在朝鲜组成的英联邦师那样的部队。可是，英联邦的高级军官所指挥的范围，却超过了他们自己那个自治领的军队。帝国澳大利亚军的指挥官布莱迈少将担任了中东地区的副司令官，新西兰的弗赖伯格将军(后为勋爵)受权指挥驻克里特岛的英国、希腊、澳大利亚、新西兰联军。来自自治领部队的其他军官，则在该地区担任了参谋或专家的职务。
英联邦各国向中东战区派遣的军队所起的重要作用，不可避免地将使英联邦各国政府完全牵连进在那里发生的外交和战略方面的问题。英联邦各国之间通常用来进行磋商的方法得到了加强，一是通过联合王国政府同来访的英联邦各国部长在伦敦进行的直接讨论，二是丘吉尔同其他英联邦成员国总理之间频繁的电报往返。在法国沦陷后发生的第一个直接与自治领有关的大问题，是作出封闭滇缅公路的决定。1940年6月，日本要求英国政府不再让战争物资经由滇缅公路输入中国。英国政府与各自治领商议后，于7月18日同意了日本的要求，尽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这一决议表示担忧。这个绥靖行动只实施了三个月。英国政府原来希望，这样一来，远东问题将可和平解决，但是后来证明，这种希望是毫无根据的，因为在1940年9月27日日本同轴心国签订了一个为期十年的条约，条约承认了日本要求在东亚称霸的权利。
与整个英联邦有关的第二个重大的战略决议是，1941年春派英国和自治领的军队去保卫希腊。能够远征到希腊去作战的军队，大部分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远征军。由于这次远征显然非常冒险，因此这两个自治领政府的态度是极其重要的，英国同两国进行了充分的磋商。史末资也前往开罗同这时担任外交大臣的艾登和帝国参谋总长迪尔陆军元帅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讨论，尽管南非军队没有直接牵涉进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最后一致决定向希腊派遣远征军，但是两国政府对派兵的结果都非常担心，并强烈要求，必须预先为撤退这些军队做好充分准备，如果到时候有必要撤军的话。
在这些战争岁月里，史末资陆军元帅(1941年中，他被授与这一更高的军衔)在英联邦各国的这些磋商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他与丘吉尔的长期友谊，以及他在1917年时担任过帝国战时内阁阁员的经历，使他的看法具有相当的威信。1950年9月13日，丘吉尔在英国下院讲话时称赞这位陆军元帅说：
在我们作出一切最重大的决议和最完善的设想的时候，我们总是感到，由于自己的看法能同南非总理不谋而合而坚定起来。固然，他在比勒陀利亚近郊的庄园或在南非总理的官邸“大谷仓”庄园中，肯定也接到了所有有关的电报，但是却一点也没有经过象我们这样在彼此之间并同三军参谋长共同磋商的全部工作过程，而是在数千英里之外，几乎独自处理这些事务，却一再向我们提出他对这些问题的结论和意见，而我们在这里却要通过远为复杂而且全然不同的思考过程，才能在同时得出这样的结论和意见。
需要英联邦各国磋商的问题中，大多数都没有产生任何严重的意见冲突就得到了解决的，尽管有的问题后来证明确实是棘手的。1941年，在将来如何驻防托卜鲁克的问题上，曾发生过一次这样意见分歧。该年9月，澳大利亚政府急于想把那支曾在保卫这个要塞的战斗中起过极大作用的澳军调回本国，因为这支军队的健康情况这时正使国内的人相当担忧。奥金莱克和丘吉尔都反对这个建议，可是澳大利亚人仍然坚持要求，最后，这支军队还是调防回国。这是澳大利亚与英国之间在军事方面许多争执中的第一件事。
在这件事发生前几个月，澳大利亚政府曾经提过建议，认为英联邦各国进行磋商的方法应予改变，以便适应新的需要。澳大利亚政府建议，各自治领应当在伦敦常驻一个高级部长，这些部长将作为英联邦的战时内阁同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大臣们取得协调。可是，这些建议并没有得到伦敦或其他英联邦国家首都的赞同。丘吉尔指出，英联邦各国的常驻部长并不能赋有随时作出决定的权力，因此这种做法毫无用处。所以，在整个战争时期内，主要是通过电报或者通过各自治领部长之间的相互访问来进行磋商。这个办法证明是有效的。英联邦国家的高级部长在战争期间每年访问伦敦，并在访问期间参加联合王国战时内阁的会议。1941年6月，英国政府也任命了一位常驻内阁大臣为负责中东事务的国务大臣，总部设在开罗。第一任是奥利弗?利特尔顿，他在战争初期曾当过贸易大臣。他以英国内阁阁员的身份而享有威望，他对1941年在中东发生的军事危机有过重大的影响。利特尔顿后来由一个澳大利亚人r?g?凯西接任，后者曾经是澳大利亚驻华盛顿第一任公使。1941年12月，又作了类似的任命，以达夫?库珀(后为诺里奇勋爵)为常驻远东国务大臣，他在那一年中曾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协调抵御日本的防务计划。
战争也使各自治领外交活动的范围显著地扩大了。战前，只有加拿大、南非和爱尔兰自由邦在国外驻有外交使节，而且也只有在极少数几个国家的首都驻节。1940年，澳大利亚向美国派驻公使，从而开设了它在国外的第一个使馆。1941年底，新西兰也效法澳大利亚派了公使。1941年，澳大利亚向日本派了公使，向加拿大派了高级专员。加拿大已经在巴黎和华盛顿设有大使馆，这时又同巴西、阿根廷、爱尔兰和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战争也进一步加强了加拿大同美国的关系。
1940年8月18日，麦肯齐?金在加拿大-美国边境附近的奥格登斯堡会晤罗斯福总统，两位领袖同意常设一个联合防务委员会，规划北美的防务。1941年初，加拿大和美国又采取进一步措施，使两国防务一体化。有关北美五大湖和圣?劳伦斯河航道和发电工程的规划，终于也达成了协议。1941年4月20日，麦肯齐?金和罗斯福发表了海德公园宣言，这个宣言使加拿大的美元问题大大缓和下来，也使加拿大和美国的生产努力结合在一起。另外，还在加拿大新建了七个飞机场，把阿拉斯加与美国连接起来。
加拿大的地面部队仍然留在欧洲和香港待命作战，因此没有参加1941年的中东地面战争，不过加拿大的空军却在中东和欧洲积极作战，而它迅速扩充的海军则忙于护航工作。到1941年底，驻在联合王国的加拿大部队已经增加到一个满员的军、一个坦克旅和一个装甲师。它的海军力量几乎增加了一倍，它的空军也有了很大的扩展。
在印度，1941年也象以前的几个战争年头那样，是既有政治冲突而又作出了卓越的作战努力的一年，这种情况表明了自相矛盾。1941年4月，印度事务大臣l?s?艾默里经英国议会同意，把下述公告的有效期延长十二个月。该公告授权印度各省省长，在他们确信局势的发展已使代议制政府无法再存在下去时，即停止其工作。7月间，印度总督把他的行政委员会的委员名额扩大，作为一种起平衡作用的姿态，但是，这种措施并不足以使他同印方达成协议。1941年12月3日，当日本从东面威胁印度，印度的形势变得越加危急时，政府宣布，决定释放因从事不合作运动而服刑的全体犯人，不问这些人的罪名是正式的还是象征性的。被释放的人中有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他在获释时声称，虽然他对盟国表同情，可是，只要英国不给他的国家自由，他就不考虑给英国帮助。这种态度后来就成了12月底时国大党的正式方针，那时国大党宣称，只有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才能够在全民的基础上担负起保卫国家的工作。可是，这个自由和独立的印度的性质仍然是国大党、穆斯林联盟和其他印度团体之间展开激烈争论的问题。
与此同时，缅甸也出现了强大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明显迹象。整个1940年间，发生了许多民族主义骚动，尽管立法机关和内阁继续全心全意地支持英国政府。但在1941年，政局越来越紧张。吴苏总理要求能有机会访问伦敦，目的是向英国政府表示友好，并要求英国阐明对缅甸自治问题的态度。11月4日，他向报界宣称，英国政府不肯保证让缅甸在战后马上获得自治领的地位，而要等到讨论过防务政策和外交政策以后再作决定，使他感到失望。英国内阁对此大为诧异。于是，艾默里代表英国政府重申了英国以前作过的让缅甸逐步取得自治领地位的历次保证，但是不肯为此定出一个日期。在吴苏返回缅甸途中抵达火奴鲁鲁时，日本突然在太平洋发动进攻。在他出国期间任代总理的包吞爵士，全力支持英国对日作战。但在这个时期，英国政府发觉，吴苏在国外访问时曾同日本当局接触，于是就把他扣留起来。
但是，到年底时，缅甸的军事形势的发展完全超出了政治形势的发展。1941年12月7日日本参战时，正是英联邦的资源已经到了极为紧张的时刻。在中东方面，由于11-12月间在西迪雷泽格周围的那场战役的结果，西部沙漠的战局暂时变得有利于英联邦，可是那里的形势仍然是不稳定的。英国人已在叙利亚集结了一切可以从西部沙漠调出的兵力来保卫其北翼，以防止德军突破高加索后再向他们进攻，这种挺进看来是非常可能的。香港的驻军虽然有加拿大援军去加强，还是处于几乎孤立的状态，至多只能打一场阻滞性的战斗。在马来亚和新加坡，虽然已经集结了相当多的英**队，但是事实证明，这些兵力仍不足以应付今后的任务。在以后的六个月里，不仅英国在远东的那些属地相继被蹂躏，连印度和澳大利亚都受到入侵的威胁，开罗也将再一次遭到严重危险。因此，英联邦本身将在印度、南太平洋、非洲和欧洲等地区直接受到威胁。但在1942年，英联邦击退了所有这些进犯，开始了它那缓慢而又艰苦的走向胜利的反攻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