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野鹤、戴良之不仕，以不忘故国也。
他如杨维祯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诗，所谓「白衣宣至白衣还」也。
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
赵埙、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
张昱征至，以老不仕。
陶宗仪被荐不赴。
王逢以征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
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
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
叶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
此可见当时用法之严也。武臣被戳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宋濂以儒者侍帷闼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
何况疏逖素无恩眷者：
如苏伯衡两被征。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
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
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上梁文腰斩。
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
徐贲仕布政，下狱死。
孙蕡仕经历，王蒙知泰安州，皆坐党死。
其不死者：
张宣修史成，受官谪驿丞。
杨基仕按察，谪输作。
乌斯道授石龙令，谪役定远。
此皆在文苑传中。
当时以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
述论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作者：王军福理论导刊年9期字数：29o7字体：【大中小】
[摘要]读书做官历来是中国文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价值抉择。然而，中国历史上明朝初年却出现了“文人多不仕”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有五：明朝官俸太低；朱元璋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部分文人的封建正统观念。
[关键词]明初；朱元璋；文人；不乐仕进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读书做官历来是中国文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价值抉择。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历史竟然在明朝初年出现了“文人多不佳”现象。仔细探究这一历史现象，是一件有一定意义的事情。
一、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
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相当普遍，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1不愿入仕类。山阴人杨维桢，号铗崖，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其诗号称“铁崖体”。洪武二年，朱元璋召诸儒纂礼乐书，遣人奉币诣门。维桢谢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洪武三年，又被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朱元璋答应了他，特意派车把他接到京城，但却只留了11o天；所纂叙例略定，维桢即请求回家。宋濂赠诗说他：“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庐陵人张昱被征，婉辞不就。朱元璋怜其老，曰：“可闲矣。”从此张昱自号“可闲老人”小心谨慎，绝口不谈时事。他作的一诗极好地描摩了他的心态，也反映了那时读书人的普遍心曲：“洪武初年自日边，诏许还家老贫贱。池馆尽付当时人，惟存笔砚伴闲身。刘伶斗内葡萄酒，西子湖头杨柳春。见人斫轮只袖手，听人谈天只箝口。”
上海人郁惟正被征为官时，装疯卖傻，唱道：“上海人京郁惟正，现患四肢风湿病，皇帝若还可怜儿，饶了一条穷性命。江阴人王逢是张士诚的馆客。朱元璋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鸟泾。洪武十五年以征，有司敦追上道。亏得他儿子在朝廷做官，以父年高，叩头泣请，才放回去。
新喻人粱寅，太祖定四方，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寅就征。书成，将授官，以老病辞。
泰和人陈谟，洪武初，征诣京师，赐坐议学。宋濂、玉祚请留为国学师，谟引疾辞归。祁门人汪克宽、金华人胡翰、新喻人赵埔、临海人朱右、义乌人朱廉等，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皆不受归。有些人“家有好学之子，恐为郡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以防被召去做官。
有些人为免被征出仕，竟至自残肢体，如沙县罗辅等十三人私下议论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们)各断了手指，一便没用了。”
2被迫入仕类。有不愿为官，但抗拒不了的。大名人秦裕伯避乱寓居上海，两次被征不出。朱元璋亲笔写信威胁他说；“海滨居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秦裕伯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读学士，固辞，不允。临海人陶凯获知使者将至，隐避不出。朱元璋对使者说：“陶凯如果不来，把他的九族以内亲党的脑袋割来。”陶凯只得乖乖上路。
3辞官归田类；有不少很有才干的人出仕之后，过若千年又找各种理由辞官不干。朱升在朱元璋亲征徽州时前来投奔，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为他说降徽州，保全婺州，推荐刘基、叶琛、章溢三贤，还在鄱阳湖战役中救过朱元璋的命，明朝建立后又为之制定各种礼仪，文治武功均称卓绝。但在朱元璋称帝次年，却辞官不做，乞“请老归”，退隐林泉了。
陈遇“天资沉粹，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朱元璋渡江后以秦从龙荐，书聘之，“引伊、吕、诸葛为喻”，留参密议。朱元璋称吴王后，授予供奉司丞，辞而不就。朱元璋称帝后，三授翰林学士，皆辞。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隐，还赐金帛，又先后授以中书左丞、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太常少卿、礼部尚书等职，通通固辞。朱元璋想给他儿子官做，他也推辞不允，说：“臣之子皆幼，学未成，请俟异丑。”
做了官想辞职归田，有时也会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而受重罚。大理寺卿李仕鲁劝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元璋不理会，仕鲁着急，闹起迂脾气，当面把朝笏扔在地下，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当即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
朱元璋曾颁布“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律例，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专门颁布法令，严惩不做官者，从反面也反映了当时“人多不乐仕进”现象的普遍性。
二、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的原因
明初文人为什么“不乐仕进”?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明朝的官俸太低
朱元璋出身农民，常把宫俸与农民的收入相比较，用“禄以代耕”作为制订官吏俸禄的标准，因此，实行低俸制。明代官员俸禄，始定于洪武四年(1371)，因支米，故称禄米。禄米以石计，九品年禄依次为9oo、75o、6oo、5oo、4oo、3oo、27o、24o、18o、16o、1oo、9o、8o、75、7o、65、6o、5o。各按月支给。这次所定官俸，签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与前代相比，整体上偏低。洪武十三年(138o)，重定官员俸禄，除给禄米外，还给俸钞。这次所定官俸，较前一次普遍提高。到洪武二十年(1387)，又一次重定官员俸禄，取消了俸钞，只保留禄米，除正一品和八、九品外。其余均低于洪武十三年禄米而与洪武四年禄米大略相当。这次所定的俸米数，成为明朝官俸的“永制”。后人对明代俸禄。作了种种评论。赵翼《廿二史札记》专门列了一条：“明官俸最薄。”《明史》也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唐、宋、元时期，官位分品，职官者给俸禄、颁公田(即职田)，以职田之租入，补充俸禄之不足。宋代县令有职田，而且职田的收入可观，多者可达9oo余斛，少者亦有3oo来斛。洪武十年之前，亦有职田制，以其租赋，充实俸禄；但洪武十年后，“令还田给禄米”。罢废职田制，官员的实禄就更低了。比如，汉朝的太守，岁实禄是12oo石米，而明初正一品的岁禄才1ooo石米，大致等同于汉代一个县令的俸禄。又据《皇朝经世文编》所载：“麒上州司马，秩五品，岁禀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足以养家。今(指明初洪武时期——笔者注)之制禄不过唐人之十二三，彼无以自瞻。”相比之下悬殊之大令人乍舌!
俸薄不足以养生，是导致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出现的经济原因。
2朱元璋以猛治国，刑用重典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又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为此，朱元璋进行了频繁的重刑立法。除明律规定的笞、杖、徒、流、死(绞、斩)五种常刑之外，朱元璋还创立了“廷杖”制度和极端残酷的法外刑。
他如杨维祯以纂礼乐书，征至京师，留百余日，乞骸骨去。宋濂送之诗，所谓「白衣宣至白衣还」也。
胡翰应修元史之聘，书成，受赉归。
赵埙、陈基亦修元史，不受官，赐金归。
张昱征至，以老不仕。
陶宗仪被荐不赴。
王逢以征其子掖为通事司，叩头以父年高乞免，乃命吏部符止之。
盖是时明祖惩元季纵弛，一切用重典，故人多不乐仕进。
解缙疏云「陛下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出吏部者，无贤否之分；入刑部者，无枉直之判。」
练子宁疏云「陛下以区区小过，纵无穷之诛，何以为治？」
叶伯臣疏云「取士之始，网罗无遗，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筑城之科，不少顾惜。」
此可见当时用法之严也。武臣被戳者。固不具论。即文人学士。一授官职。亦罕有善终者：
宋濂以儒者侍帷闼十余年。重以皇太子师傅。尚不免茂州之行。
何况疏逖素无恩眷者：
如苏伯衡两被征。皆辞疾。寻为处州教授。坐表笺误死。
郭奎参朱文正军事。张孟兼修史成。仕至佥事。傅恕修史毕。授博野令。后俱坐事死。
高启为户部侍郎。已放归。以魏观上梁文腰斩。
张羽为太常丞投江死。
徐贲仕布政，下狱死。
孙蕡仕经历，王蒙知泰安州，皆坐党死。
其不死者：
张宣修史成，受官谪驿丞。
杨基仕按察，谪输作。
乌斯道授石龙令，谪役定远。
此皆在文苑传中。
当时以授官而卒不免于祸，宜维祯等之不敢受职也。
述论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作者：王军福理论导刊年9期字数：29o7字体：【大中小】
[摘要]读书做官历来是中国文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价值抉择。然而，中国历史上明朝初年却出现了“文人多不仕”现象。这一现象的出现，原因有五：明朝官俸太低；朱元璋以猛治国，刑用重典；朱元璋大兴文字狱；佛教和道教思想的影响；部分文人的封建正统观念。
[关键词]明初；朱元璋；文人；不乐仕进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做官)高。读书做官历来是中国文人实现自己人生理想的最佳价值抉择。然而，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历史竟然在明朝初年出现了“文人多不佳”现象。仔细探究这一历史现象，是一件有一定意义的事情。
一、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
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相当普遍，大体可分为以下三类：
1不愿入仕类。山阴人杨维桢，号铗崖，是元末明初著名诗人，其诗号称“铁崖体”。洪武二年，朱元璋召诸儒纂礼乐书，遣人奉币诣门。维桢谢日：“岂有老妇将就木，而再理嫁者耶?”洪武三年，又被有司敦促，赋《老客妇谣》，曰：“皇帝竭吾之能，不强吾所不能则可，否则有蹈海死耳。”朱元璋答应了他，特意派车把他接到京城，但却只留了11o天；所纂叙例略定，维桢即请求回家。宋濂赠诗说他：“不受君王五色诏，白衣宣至白衣还。”庐陵人张昱被征，婉辞不就。朱元璋怜其老，曰：“可闲矣。”从此张昱自号“可闲老人”小心谨慎，绝口不谈时事。他作的一诗极好地描摩了他的心态，也反映了那时读书人的普遍心曲：“洪武初年自日边，诏许还家老贫贱。池馆尽付当时人，惟存笔砚伴闲身。刘伶斗内葡萄酒，西子湖头杨柳春。见人斫轮只袖手，听人谈天只箝口。”
上海人郁惟正被征为官时，装疯卖傻，唱道：“上海人京郁惟正，现患四肢风湿病，皇帝若还可怜儿，饶了一条穷性命。江阴人王逢是张士诚的馆客。朱元璋灭士诚，欲辟用之，坚卧不起，隐上海鸟泾。洪武十五年以征，有司敦追上道。亏得他儿子在朝廷做官，以父年高，叩头泣请，才放回去。
新喻人粱寅，太祖定四方，征天下名儒修述礼乐。寅就征。书成，将授官，以老病辞。
泰和人陈谟，洪武初，征诣京师，赐坐议学。宋濂、玉祚请留为国学师，谟引疾辞归。祁门人汪克宽、金华人胡翰、新喻人赵埔、临海人朱右、义乌人朱廉等，洪武初，聘至京师，同修。《元史》，书成，将授官，皆不受归。有些人“家有好学之子，恐为郡县所知，反督耕于田亩”，以防被召去做官。
有些人为免被征出仕，竟至自残肢体，如沙县罗辅等十三人私下议论说：“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每(们)各断了手指，一便没用了。”
2被迫入仕类。有不愿为官，但抗拒不了的。大名人秦裕伯避乱寓居上海，两次被征不出。朱元璋亲笔写信威胁他说；“海滨居民好斗，裕伯智谋之士而居此地，坚守不起，恐有后悔。”秦裕伯不得已，偕使者入朝；授侍读学士，固辞，不允。临海人陶凯获知使者将至，隐避不出。朱元璋对使者说：“陶凯如果不来，把他的九族以内亲党的脑袋割来。”陶凯只得乖乖上路。
3辞官归田类；有不少很有才干的人出仕之后，过若千年又找各种理由辞官不干。朱升在朱元璋亲征徽州时前来投奔，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三策，为他说降徽州，保全婺州，推荐刘基、叶琛、章溢三贤，还在鄱阳湖战役中救过朱元璋的命，明朝建立后又为之制定各种礼仪，文治武功均称卓绝。但在朱元璋称帝次年，却辞官不做，乞“请老归”，退隐林泉了。
陈遇“天资沉粹，笃学博览，精象数之学”，朱元璋渡江后以秦从龙荐，书聘之，“引伊、吕、诸葛为喻”，留参密议。朱元璋称吴王后，授予供奉司丞，辞而不就。朱元璋称帝后，三授翰林学士，皆辞。洪武三年奉命至浙江廉察民隐，还赐金帛，又先后授以中书左丞、礼部侍郎兼弘文馆大学士、太常少卿、礼部尚书等职，通通固辞。朱元璋想给他儿子官做，他也推辞不允，说：“臣之子皆幼，学未成，请俟异丑。”
做了官想辞职归田，有时也会引起朱元璋的猜忌而受重罚。大理寺卿李仕鲁劝朱元璋不要太尊崇和尚道士，元璋不理会，仕鲁着急，闹起迂脾气，当面把朝笏扔在地下，要告休回家。元璋大怒，当即叫武士把他掼死在阶下。
朱元璋曾颁布“寰中士夫不为君用”的律例，说：“‘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成说其来远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专门颁布法令，严惩不做官者，从反面也反映了当时“人多不乐仕进”现象的普遍性。
二、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的原因
明初文人为什么“不乐仕进”?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原因：
1明朝的官俸太低
朱元璋出身农民，常把宫俸与农民的收入相比较，用“禄以代耕”作为制订官吏俸禄的标准，因此，实行低俸制。明代官员俸禄，始定于洪武四年(1371)，因支米，故称禄米。禄米以石计，九品年禄依次为9oo、75o、6oo、5oo、4oo、3oo、27o、24o、18o、16o、1oo、9o、8o、75、7o、65、6o、5o。各按月支给。这次所定官俸，签于当时历史条件和经济状况，与前代相比，整体上偏低。洪武十三年(138o)，重定官员俸禄，除给禄米外，还给俸钞。这次所定官俸，较前一次普遍提高。到洪武二十年(1387)，又一次重定官员俸禄，取消了俸钞，只保留禄米，除正一品和八、九品外。其余均低于洪武十三年禄米而与洪武四年禄米大略相当。这次所定的俸米数，成为明朝官俸的“永制”。后人对明代俸禄。作了种种评论。赵翼《廿二史札记》专门列了一条：“明官俸最薄。”《明史》也说：“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
唐、宋、元时期，官位分品，职官者给俸禄、颁公田(即职田)，以职田之租入，补充俸禄之不足。宋代县令有职田，而且职田的收入可观，多者可达9oo余斛，少者亦有3oo来斛。洪武十年之前，亦有职田制，以其租赋，充实俸禄；但洪武十年后，“令还田给禄米”。罢废职田制，官员的实禄就更低了。比如，汉朝的太守，岁实禄是12oo石米，而明初正一品的岁禄才1ooo石米，大致等同于汉代一个县令的俸禄。又据《皇朝经世文编》所载：“麒上州司马，秩五品，岁禀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足以养家。今(指明初洪武时期——笔者注)之制禄不过唐人之十二三，彼无以自瞻。”相比之下悬殊之大令人乍舌!
俸薄不足以养生，是导致明初“文人多不仕”现象出现的经济原因。
2朱元璋以猛治国，刑用重典
朱元璋曾说：“奈何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又说：“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为此，朱元璋进行了频繁的重刑立法。除明律规定的笞、杖、徒、流、死(绞、斩)五种常刑之外，朱元璋还创立了“廷杖”制度和极端残酷的法外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