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4日
尊敬的皮尔首相，阿伯丁外相：
在明年春天国会开始时，请帮我向国会提交这份外交报告。
璞鼎查爵士在一八四一年乘轮船来到印度，麻恭少校在一八四一年乘轮船携带南京条的到英国去，雨人都是取道苏伊士运河“横跨大陆”的路线，这雨件事都被认为是有特别重要性的。在一八四三年，大英轮船公司为从南安普顿到香港的每月快班船采取了这条航线，一个小的木制明轮船“满丽伍德夫人号”总吨数五五三吨，这就是当时航行在远东和英格兰之间效费比最高的船舶。
这就是当时交通情况，就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商人在条约所准许的自由下前往发展对中国的贸易。
在一八三四年他们已趣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所加在英国商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一八四二年中国垄断的重担也被撤除，他们得到了在五个口岸无限制贸易的权利，不再局限于广州一地。
外国人数是二五九名，其中一四七名是履于二十四个商行的英国人，四八名是属于四个商行的港脚人和其他来自英属印度人，四九名是属于十一个商行的美国人;再下一年，在一八四三年，总数是三五二名。
新口岸的开放和澳门的兴起，对于贸易起了一个很大的刺激作用，
在一八四三年，在除广东以外四个通商口岸共有二一九个商行;其中一百一十一个是英国人的，四十五个是港脚人和其他印度人的，二十三个是美国人的，七个是普鲁士和其他德国人的，六个是葡萄牙人的(在澳阳的不包括在内)，五个是瑞士人的(是制造撞表的)，六个是法国人的，二个是荷兰人的，三个是丹麦人的，二个是秘鲁人的。
上海是在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由我通告开埠通商的;美国第一任公使是亚伯拉罕林肯。
上海城墙与河之间有一片城郊，就象一个中国城常有的情形一样，它的面积很有限，在它的上面不容有任何房屋的;后来外国租界所占的地区就是一块没有房屋的荒地。所以，在上海并没有发生一个象在福建和广州“反入城”事件。
商人和傅教士都在城里有房屋。因为中国人并未坚持把外国人排斥出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留居在这观瞻和嗅味都不好的城里，
经过协商，英国和美国，还有其他的外国人获得在城外取得土地建筑房屋的权利。英国颁事首先为公使馆租了一块二十三英亩的土地，现在的英国公使馆就座落在这块地区之内;根据一把四二年，我本人与上海道台胡林翼签订的条约，北以苏州河为界，南洋泾浜为界，东以黄浦江，西面的界址却井未确定，在这个地区内，准箭英国臣民得与中国士地所有主以私人契构取得土地。包括一八o英亩的面积;
美国人主要在苏州河北岸到虹口发展他们的租界。为了商务和管理的方便，英美租界顺利的合并了，并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工部局，英国三个席位，美国和清国各一个席位，最后一个席位用来引诱和安抚其他西洋国家。
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惬意得多。有广大的空简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井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充分自由。
在这些情.况下，贸易繁荣了，西方商人终于进入了他们期待的那个黄金时代，仅仅英国在上海的出口，1843年就有四百万元，相对于战争以前，是大大增长了。而我们进口商品的大宗，茶和丝，其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就在上海一百英里以内。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把苏州和杭州，直接纳入上海口岸的行政范围以内。
但另一个口岸，宁波的情况就不那么理想。
照它作为葡萄牙和早期英国贸易的商港的历史看来，宁波是曾经被寄以很大的希望，但是这些希望却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个口岸是在一八四一年十二月英国领事到达时正式开放的;这个口岸的贸易假如能发展起来的话，无疑会象在上海一样，划出一块外国人侨居的区域，可是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作到，只是指定一块外国人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区域。这个区域是和中国城位置在河的主流的同一边，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却被河的支流所分开;凡是同这口岸贸易有关的人们，无谕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受到拘束和压制。
总之，宁波的萧条是由于其道台叶名琛的无所作为所导致的。
但我们不急于放弃，也不急于改变策略，上海仍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等上海的商业饱和之后，我们仍旧有时间来调整在宁波的政策。
福州的开放比宁波还要缓慢。这个口岸直接处于闽浙总督刘韵珂的管辖之下，这是一个技巧娴熟的官僚，非常擅长使用官僚的诡计，幸好公使馆的行政总管汉弗莱先生也很擅长这样的诡计，我们不至于落到下风。但福州当地的领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简而言之，刘韵珂对我们总是很客气，却在一切事情上都不合作。目前，我们只是保证福建的茶叶能够稳定的运往上海。
厦门位置在荒芜不毛的厦门岛上，它的繁荣完全依靠与台湾的、经由由西班牙人而与菲律宾的以及与南洋群岛的对外置易;在十七世祀和十八世耙时侯，它是荷兰贸易和英国贸易的中心。厦门道台沈葆桢是一名能干的官员，但对贸易事业并不熟悉，据厦门领事报告，沈葆桢在竭力学习我们的知识。另外，美国人对厦门有一种独特的兴趣，至于美国人的真正目的，还有待观察。
广州，或者说广东，局势最为复杂。我们熟悉的楚剑功将军和李颖修局长领导的叛乱，使得广东这个省份脱离了清国的控制。以我所认知的这两个人的能力和眼界来说，他们毫无疑问将夺取整个清国，假如不列颠不加以干涉的话。
这两个人对贸易的理解是超前的，对我们的商品输出是欢迎的。1843年英国在广东的贸易总额超过一百五十万英镑，七百五十万元。然而，据澳门的额尔金勋爵报告，广东正在成长起来，成长为新兴的工业重地，考虑到广东的面积和资源，比英格兰行政区还要大，而且人口远过之，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遥远而实际的威胁。连不列颠本身都无法承受两个英格兰行政区的竞争，那么，就更不可能容忍在遥远的远东地区出现另一个英格兰。
贸易之剑所向无敌，但这把剑必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然就会被他所伤。因此，英国的广东政策，必须从我们的清国整体政策中独立出来，我建议在下一年度，不再给予广东省与清国其他口岸同等的贸易条件。
从外交上说，我们必须对叛乱保持谨慎态度，这毫无疑问是合乎道义的，必要时，我们应该以保护贸易自由的名义，对广东进行禁运和封锁。
至于另一个叛乱，太平天国，只是中国古老的农民造反，将他们作为异地文明的标本来观察就可以了。
……
写完了给国会的报告，格兰斯顿又给议会的反对党领袖巴麦尊勋爵写了一封私信：
……感谢您邀请我与您共同创立自由党，不胜荣幸，乐意之至。我们在宗教上的分歧无法掩盖我们对自由贸易的信仰。……
……我的朋友埃文斯勋爵将参加明年春季进行的威尔士三个郡的国会补选，请您坚定的支持他，并教导他在国会的言行举止，请您相信，埃文斯勋爵正直而高贵，是一位具有古典品德的绅士，您的支持绝对是正确和有益的。……
在和巴麦尊爵士谈过党务问题之后，格莱斯顿再次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政敌，著名的小说家，现任财政大臣迪斯累利。在信中，格莱斯顿主要核对了清国贸易的税收账目。但在最后，格莱斯顿写道：
著名小说家迪斯累利先生，你的那一本宣扬你的扩张政策的小说，《内斗帝国》，已经写了九年，明年将是这本书开始连载的十周年纪念，祝你能够好尽快完本。
最后，我讲一个东方故事给你听。是我在清国听到的，富含深刻的哲理。“很久以前，有一个太监……”，本杰明，依你的聪明才智，你能猜到故事的结局吗？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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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皮尔首相，阿伯丁外相：
在明年春天国会开始时，请帮我向国会提交这份外交报告。
璞鼎查爵士在一八四一年乘轮船来到印度，麻恭少校在一八四一年乘轮船携带南京条的到英国去，雨人都是取道苏伊士运河“横跨大陆”的路线，这雨件事都被认为是有特别重要性的。在一八四三年，大英轮船公司为从南安普顿到香港的每月快班船采取了这条航线，一个小的木制明轮船“满丽伍德夫人号”总吨数五五三吨，这就是当时航行在远东和英格兰之间效费比最高的船舶。
这就是当时交通情况，就在这种情况下，西洋商人在条约所准许的自由下前往发展对中国的贸易。
在一八三四年他们已趣从东印度公司的垄断所加在英国商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一八四二年中国垄断的重担也被撤除，他们得到了在五个口岸无限制贸易的权利，不再局限于广州一地。
外国人数是二五九名，其中一四七名是履于二十四个商行的英国人，四八名是属于四个商行的港脚人和其他来自英属印度人，四九名是属于十一个商行的美国人;再下一年，在一八四三年，总数是三五二名。
新口岸的开放和澳门的兴起，对于贸易起了一个很大的刺激作用，
在一八四三年，在除广东以外四个通商口岸共有二一九个商行;其中一百一十一个是英国人的，四十五个是港脚人和其他印度人的，二十三个是美国人的，七个是普鲁士和其他德国人的，六个是葡萄牙人的(在澳阳的不包括在内)，五个是瑞士人的(是制造撞表的)，六个是法国人的，二个是荷兰人的，三个是丹麦人的，二个是秘鲁人的。
上海是在一八四一年十一月十七日由我通告开埠通商的;美国第一任公使是亚伯拉罕林肯。
上海城墙与河之间有一片城郊，就象一个中国城常有的情形一样，它的面积很有限，在它的上面不容有任何房屋的;后来外国租界所占的地区就是一块没有房屋的荒地。所以，在上海并没有发生一个象在福建和广州“反入城”事件。
商人和傅教士都在城里有房屋。因为中国人并未坚持把外国人排斥出城，外国人也就不坚持留居在这观瞻和嗅味都不好的城里，
经过协商，英国和美国，还有其他的外国人获得在城外取得土地建筑房屋的权利。英国颁事首先为公使馆租了一块二十三英亩的土地，现在的英国公使馆就座落在这块地区之内;根据一把四二年，我本人与上海道台胡林翼签订的条约，北以苏州河为界，南洋泾浜为界，东以黄浦江，西面的界址却井未确定，在这个地区内，准箭英国臣民得与中国士地所有主以私人契构取得土地。包括一八o英亩的面积;
美国人主要在苏州河北岸到虹口发展他们的租界。为了商务和管理的方便，英美租界顺利的合并了，并成立了管理委员会——工部局，英国三个席位，美国和清国各一个席位，最后一个席位用来引诱和安抚其他西洋国家。
上海的生活条件比广州要惬意得多。有广大的空简足供愉快的生活，又没有商馆的限制，井且还有前往四乡去的充分自由。
在这些情.况下，贸易繁荣了，西方商人终于进入了他们期待的那个黄金时代，仅仅英国在上海的出口，1843年就有四百万元，相对于战争以前，是大大增长了。而我们进口商品的大宗，茶和丝，其全世界最好的产地，就在上海一百英里以内。我们下一步的目标，就是把苏州和杭州，直接纳入上海口岸的行政范围以内。
但另一个口岸，宁波的情况就不那么理想。
照它作为葡萄牙和早期英国贸易的商港的历史看来，宁波是曾经被寄以很大的希望，但是这些希望却注定是要失败的。这个口岸是在一八四一年十二月英国领事到达时正式开放的;这个口岸的贸易假如能发展起来的话，无疑会象在上海一样，划出一块外国人侨居的区域，可是事实上却什么也没有作到，只是指定一块外国人可以在里面居住的区域。这个区域是和中国城位置在河的主流的同一边，但是有很大一部分却被河的支流所分开;凡是同这口岸贸易有关的人们，无谕是中国人或外国人，都受到拘束和压制。
总之，宁波的萧条是由于其道台叶名琛的无所作为所导致的。
但我们不急于放弃，也不急于改变策略，上海仍旧有很大的发展空间，等上海的商业饱和之后，我们仍旧有时间来调整在宁波的政策。
福州的开放比宁波还要缓慢。这个口岸直接处于闽浙总督刘韵珂的管辖之下，这是一个技巧娴熟的官僚，非常擅长使用官僚的诡计，幸好公使馆的行政总管汉弗莱先生也很擅长这样的诡计，我们不至于落到下风。但福州当地的领事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简而言之，刘韵珂对我们总是很客气，却在一切事情上都不合作。目前，我们只是保证福建的茶叶能够稳定的运往上海。
厦门位置在荒芜不毛的厦门岛上，它的繁荣完全依靠与台湾的、经由由西班牙人而与菲律宾的以及与南洋群岛的对外置易;在十七世祀和十八世耙时侯，它是荷兰贸易和英国贸易的中心。厦门道台沈葆桢是一名能干的官员，但对贸易事业并不熟悉，据厦门领事报告，沈葆桢在竭力学习我们的知识。另外，美国人对厦门有一种独特的兴趣，至于美国人的真正目的，还有待观察。
广州，或者说广东，局势最为复杂。我们熟悉的楚剑功将军和李颖修局长领导的叛乱，使得广东这个省份脱离了清国的控制。以我所认知的这两个人的能力和眼界来说，他们毫无疑问将夺取整个清国，假如不列颠不加以干涉的话。
这两个人对贸易的理解是超前的，对我们的商品输出是欢迎的。1843年英国在广东的贸易总额超过一百五十万英镑，七百五十万元。然而，据澳门的额尔金勋爵报告，广东正在成长起来，成长为新兴的工业重地，考虑到广东的面积和资源，比英格兰行政区还要大，而且人口远过之，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个遥远而实际的威胁。连不列颠本身都无法承受两个英格兰行政区的竞争，那么，就更不可能容忍在遥远的远东地区出现另一个英格兰。
贸易之剑所向无敌，但这把剑必须要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不然就会被他所伤。因此，英国的广东政策，必须从我们的清国整体政策中独立出来，我建议在下一年度，不再给予广东省与清国其他口岸同等的贸易条件。
从外交上说，我们必须对叛乱保持谨慎态度，这毫无疑问是合乎道义的，必要时，我们应该以保护贸易自由的名义，对广东进行禁运和封锁。
至于另一个叛乱，太平天国，只是中国古老的农民造反，将他们作为异地文明的标本来观察就可以了。
……
写完了给国会的报告，格兰斯顿又给议会的反对党领袖巴麦尊勋爵写了一封私信：
……感谢您邀请我与您共同创立自由党，不胜荣幸，乐意之至。我们在宗教上的分歧无法掩盖我们对自由贸易的信仰。……
……我的朋友埃文斯勋爵将参加明年春季进行的威尔士三个郡的国会补选，请您坚定的支持他，并教导他在国会的言行举止，请您相信，埃文斯勋爵正直而高贵，是一位具有古典品德的绅士，您的支持绝对是正确和有益的。……
在和巴麦尊爵士谈过党务问题之后，格莱斯顿再次写信给他的老朋友，政敌，著名的小说家，现任财政大臣迪斯累利。在信中，格莱斯顿主要核对了清国贸易的税收账目。但在最后，格莱斯顿写道：
著名小说家迪斯累利先生，你的那一本宣扬你的扩张政策的小说，《内斗帝国》，已经写了九年，明年将是这本书开始连载的十周年纪念，祝你能够好尽快完本。
最后，我讲一个东方故事给你听。是我在清国听到的，富含深刻的哲理。“很久以前，有一个太监……”，本杰明，依你的聪明才智，你能猜到故事的结局吗？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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