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传统造船厂的技术水平不高，还不会修理西洋船，但是赵大贵觉得好的造船工人难得，而且自己做造船厂连木料去哪里买都不知道，什么人脉都没有，因此还是颇为心动。
不过，赵大贵此行是要到香港去的，在这边不能久待，便只在这里待三天，最后让一位姓白的掌柜留下来办理土地权证，收购一些造船厂，叮嘱他聚拢造船业的工人和管理方面人才，赵大贵带着大部队继续南下。
这位白掌柜，原先给几位官员做过师爷，善于处理涉及官府的复杂事务，之前在上海买地的时候出过大力，才被赵大贵招进商行里大用。
因为帮大贵商行买过很多土地，在上海还有“土地爷”的外号。
坐着船，继续到达厦门，按照之前的做法，在这里又待几天，见过当地的英国领事，又打探这里的生意机会。
可惜的是，厦门这边生意做得不大，也没什么捡漏的机会，据说福州的租界也很一般，贸易额极小，什么都没做起来，赵大贵便失了兴致，很快就离开厦门，直奔香港而去。
到了香港，把船在维多利亚港停泊好，找个当地旅馆，安排众人休息，赵大贵第二天就拿着名刺去拜访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
赵大贵此时也是名声在外的人，就是德庇时也听过上海出了这么一位厉害的买办，还要商谈建立定期邮轮航线的时候，因此很快被德庇时约见。
这时的香港总督，实为英国在华的最有实权最高贵的官员，五个通商港口的领事，包括上海的巴富尔领事，都只是其属下的职员而已，这与数十年后上海崛起以后的情况很不一样。
香港的第一任总督是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其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于1803年随军至印度任职，在1841年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立下功勋，被封为男爵；
战争爆发后义律擅自从定海撤军，只拿下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违背了英国女皇和外相的直接命令，才被撤职查办，改派璞鼎查到中国做远征军司令；
战争结束后，璞鼎查就留在中国，成为香港总督，掌管香港和五个通商港口的所有事务，于1844年五月归国，任枢密院顾问馆；
之后于1847年出任开普（好望角）殖民地总督，1848年至1854年出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璞鼎查在跟耆英谈判签署南京条约时相当强硬，但跟耆英的私交相当不错，甚至将自己长子的名字改为耆英，也就是腓特烈.耆英.璞鼎查。
不过，这位耆英男爵的运气似乎不是很好，在1865年登上一辆正在跑动的马车时，不小心用自己的手枪射伤了自己，最后在悉尼的维多利亚俱乐部死亡。
再啰嗦一下他父亲，香港总督璞鼎查的官运，璞鼎查退休的时候是以陆军中将的军衔退休的，这个职位足够高了；
但是他的前任，义律退休的时候是以海军上将军衔退休；
如今的上海领事巴富尔是他的手下，做上海领事前的军衔只是炮兵上尉，但之后多次晋升，在退休的时候是以陆军上将退休，倒使得让人觉得璞鼎查的官运不够完美。
璞鼎查为英国建立了很多功勋，但为人有些保守传统，上任做香港总督以后，对鸦片贸易商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也就是说鸦片贩子在通商的五口贩卖鸦片的“正常”贸易行为，璞鼎查给予足够的支持；
但鸦片贩子私自跑到五口以外的其他地方贩卖鸦片或进行走私，璞鼎查就不怎么支持，或者说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鸦片贩子圈中的名声很快变化，也让英国外交部非常不满，最终在1844年五月份的时候让他卸任归国。
香港的第二任总督就是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了，按照后世的翻译习惯，应该成为戴维斯更为合适。
德庇时的父亲塞缪尔.德庇时（sael davis）是东印度公司的执行官（应该算ceo吧）和业余艺术家，母亲henrietta boileau是在英国避难的法国贵族家庭的成员。
德庇时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最早是作为东印度公司往广东派遣的书记员，于1813年来到中国，之后努力学习中文，翻译一部叫“三与楼”的作品；
1816年作为阿美士德勋爵的随员到过北京；
回来后在1832年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同时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成员之一；
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改为设立驻华商务总监，接着受人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成为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德庇时成为驻华商务副总监（相当于英国领事，义律在鸦片战争前的职务就是驻华商务总监）；
不久，律劳卑善闯广州，与清朝官员发生冲突，使得中英关系恶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本人也在澳门病室，于是德庇时成为驻华商务总监；
德庇时上任后不支持对华强硬态度，后来怡和洋行的渣甸和马地臣等八十五位英国商人向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联名写信，要求罢免德庇时，改派军人担任商务总监，同时派军队过来为律劳卑报仇，最后德庇时上任仅百多天后宣布辞职，返回英国（之后的商务总监似乎都是军人，如义律本人就是少校军官）。
璞鼎查在任的时候，几乎不在香港征收税款，德庇时上任前英国政府就要求他增加香港政府财政收入，以缓解英国要向香港补贴大量资金的窘境。
于是，德庇时上认为登记户口证，征收地税、人头税（1844年普香港第一次人口调查结果是23988人，不管中国人和英国人都要交人头税，逼得很多中国人离开香港）、妓女税（很总要的收入来源，大家懂得）、专利税、财产税等，让人怨声载道，成为最不受香港居民欢迎的总督。
按照南京条约，英国政府本来可以在广州设立领事馆，但清朝官府和民间都想尽办法反对，之后英国就威胁不归还舟山群岛，导致耆英在1846年四月（舟山过几个月后归还）与德庇时立下协议，以后酌情让英国人入广州城；
英方则同意，只要清廷不将舟山群岛许与外国，就会归还舟山群岛，搁置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这一协议出来后，广州的反应情绪高涨，很多人组织团练与广州的英国传教士和商人发生冲突。
最后，1847年4月，德庇时派遣三艘军舰和九百名士兵攻占虎门炮台和广州十三行；接着耆英出面调停，承诺严惩滋事分子，保证英国人在两年内可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耆英签署条约后知道这事情不可能完成，怕两年后被追责，极力向朝廷要求调往其他地方，最后如愿调到别处；之后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合力采取强硬手段拒绝英国人入城，使得德庇时任港督任内始终无法在广州设立英国领事馆。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因为翻译问题，清朝和英国对南京条约的理解有很大分歧，英国认为按照英文版本，香港岛全部割让给英国；清廷却以澳门作为香港的蓝本，也就是要像澳门一样，在香港建立中国官署管辖中国人。
璞鼎查时代，曾同意清廷做出妥协，也就是分享治权，让将犯事的华人交给清廷处置，但被清廷拒绝；后来德庇时单方面宣布英国政府享有对犯事华人的治理权力，最后因为耆英一心跟德庇时搞好关系，就可耻得屈服，让英国获得完整的治理权力。
闲话少说，赵大贵和德庇时的见面倒是堪称愉快。
两人谈论上海的风物，说道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和传统友谊（见鬼，有这东西吗），然后天涯海角地瞎侃，从莎士比亚到弥尔顿，再到牛顿和现任女王陛下，谈得兴致勃勃。
应该说赵大贵给德庇时留下的印象是不错的，知识渊博，对西方世界也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德庇时本人回想一下，自己到中国这么多年，能跟他谈论莎士比亚、弥尔顿和牛顿等人物的中国人，似乎只有这赵大贵一个人。
怪不得巴富尔很关注这个人，德庇时心里暗自点头。
“巴富尔跟我说过你想买几条船，运行一条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定期邮轮，这我是支持的。
只是，做这事情花费极大，还需要相当高的专业能力。
首先，开动船舶所需的水手，找好了吗？”德庇时总督问道。
“这就是我希望总督先生和领事先生帮忙的地方。
您也知道，中国船和西洋船完全不一样，能开西洋帆船的中国船员极少，说到更复杂的蒸汽船，就更没有人了。
我是希望总督或领事先生帮忙招募西洋水手，或者派遣海军里的优秀船员，帮忙培训和指导，直至培养出一批能操控西洋船舶的中国船员为止。
这些事情需要的花费，我这边肯定会给足的。”赵大贵礼貌地说道。
“唔，这也没办法的事情。对了，如果用蒸汽船，需要用到煤炭，上海有煤炭吗？”
“上海本地是没有煤矿的，但是我这段时间做准备，从长江流域和大员岛鸡笼山那边运来一些煤矿。
我请一些蒸汽船船长看过，他们说这些煤炭都是浅层煤矿，质量只是勉强够用，如果可以，还是要用上深层的优质煤炭才行。
我倒是有心找煤矿经营，但这需要时间，早期恐怕只能用劣质的浅层煤炭对付了。”
“中国的煤矿应该不少，但开采技术不行，只能用浅层的低质煤炭，极为可惜。
如果能说服贵国政府，引进英国那样的深层开发技术，生产优质的煤炭就好了。”德庇时感慨地说道，看来他在香港也没少为煤炭的事情发愁。
很多网友认为回到古代，随便找个煤矿开采，就能供蒸汽机使用，却不知浅层煤炭质量差，并不特别适合蒸汽机和轮船使用，就是一些后世有名的优质煤矿，也要深层开采和挖掘才行；
如果要挖掘深层煤矿，则需要大量的投资，购买专业的挖矿设备，聘请高水平的工程师才行。
德庇时跟赵大贵聊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虽然之前就有所预料，但赵大贵这边的准备实在是非常不足啊。
“要开办定期邮轮，需要有修船厂支持，而且必须是两边都有。
香港这边，倒有几家英国造船厂，应该没问题，但上海那边，好像什么都没有，但凡船舶出点事情，修理都没法修理，你想怎么解决呢？”德庇时皱眉问道。
“唔，我手上倒有两家中国造船厂，但里面都是中国工人，修理西洋帆船都有些困难，说到蒸汽船那就完全抓瞎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购买必要的机械，招募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上海那边也建立一家完全西式的造船厂，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当然，我在这方面一点人脉也经验都没有，才需要总督先生能够指点迷津。”赵大贵说道，说实话对他来说，建立造船厂本身比买轮船都重要得多。
不过，赵大贵此行是要到香港去的，在这边不能久待，便只在这里待三天，最后让一位姓白的掌柜留下来办理土地权证，收购一些造船厂，叮嘱他聚拢造船业的工人和管理方面人才，赵大贵带着大部队继续南下。
这位白掌柜，原先给几位官员做过师爷，善于处理涉及官府的复杂事务，之前在上海买地的时候出过大力，才被赵大贵招进商行里大用。
因为帮大贵商行买过很多土地，在上海还有“土地爷”的外号。
坐着船，继续到达厦门，按照之前的做法，在这里又待几天，见过当地的英国领事，又打探这里的生意机会。
可惜的是，厦门这边生意做得不大，也没什么捡漏的机会，据说福州的租界也很一般，贸易额极小，什么都没做起来，赵大贵便失了兴致，很快就离开厦门，直奔香港而去。
到了香港，把船在维多利亚港停泊好，找个当地旅馆，安排众人休息，赵大贵第二天就拿着名刺去拜访香港第二任总督德庇时。
赵大贵此时也是名声在外的人，就是德庇时也听过上海出了这么一位厉害的买办，还要商谈建立定期邮轮航线的时候，因此很快被德庇时约见。
这时的香港总督，实为英国在华的最有实权最高贵的官员，五个通商港口的领事，包括上海的巴富尔领事，都只是其属下的职员而已，这与数十年后上海崛起以后的情况很不一样。
香港的第一任总督是璞鼎查（sir henry pottinger），其经历也很有传奇色彩，于1803年随军至印度任职，在1841年侵略阿富汗的战争中立下功勋，被封为男爵；
战争爆发后义律擅自从定海撤军，只拿下香港这个弹丸之地，违背了英国女皇和外相的直接命令，才被撤职查办，改派璞鼎查到中国做远征军司令；
战争结束后，璞鼎查就留在中国，成为香港总督，掌管香港和五个通商港口的所有事务，于1844年五月归国，任枢密院顾问馆；
之后于1847年出任开普（好望角）殖民地总督，1848年至1854年出任印度马德拉斯总督。
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璞鼎查在跟耆英谈判签署南京条约时相当强硬，但跟耆英的私交相当不错，甚至将自己长子的名字改为耆英，也就是腓特烈.耆英.璞鼎查。
不过，这位耆英男爵的运气似乎不是很好，在1865年登上一辆正在跑动的马车时，不小心用自己的手枪射伤了自己，最后在悉尼的维多利亚俱乐部死亡。
再啰嗦一下他父亲，香港总督璞鼎查的官运，璞鼎查退休的时候是以陆军中将的军衔退休的，这个职位足够高了；
但是他的前任，义律退休的时候是以海军上将军衔退休；
如今的上海领事巴富尔是他的手下，做上海领事前的军衔只是炮兵上尉，但之后多次晋升，在退休的时候是以陆军上将退休，倒使得让人觉得璞鼎查的官运不够完美。
璞鼎查为英国建立了很多功勋，但为人有些保守传统，上任做香港总督以后，对鸦片贸易商没有给予足够的支持，也就是说鸦片贩子在通商的五口贩卖鸦片的“正常”贸易行为，璞鼎查给予足够的支持；
但鸦片贩子私自跑到五口以外的其他地方贩卖鸦片或进行走私，璞鼎查就不怎么支持，或者说并不给予足够的重视，因此在鸦片贩子圈中的名声很快变化，也让英国外交部非常不满，最终在1844年五月份的时候让他卸任归国。
香港的第二任总督就是德庇时（john francis davis）了，按照后世的翻译习惯，应该成为戴维斯更为合适。
德庇时的父亲塞缪尔.德庇时（sael davis）是东印度公司的执行官（应该算ceo吧）和业余艺术家，母亲henrietta boileau是在英国避难的法国贵族家庭的成员。
德庇时是这个家庭的长子，最早是作为东印度公司往广东派遣的书记员，于1813年来到中国，之后努力学习中文，翻译一部叫“三与楼”的作品；
1816年作为阿美士德勋爵的随员到过北京；
回来后在1832年成为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主席，同时成为皇家亚洲学会的成员之一；
1833年英国政府终止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专利权，改为设立驻华商务总监，接着受人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成为第一任驻华商务总监，德庇时成为驻华商务副总监（相当于英国领事，义律在鸦片战争前的职务就是驻华商务总监）；
不久，律劳卑善闯广州，与清朝官员发生冲突，使得中英关系恶化，贸易受到很大影响，本人也在澳门病室，于是德庇时成为驻华商务总监；
德庇时上任后不支持对华强硬态度，后来怡和洋行的渣甸和马地臣等八十五位英国商人向英国国王威廉四世联名写信，要求罢免德庇时，改派军人担任商务总监，同时派军队过来为律劳卑报仇，最后德庇时上任仅百多天后宣布辞职，返回英国（之后的商务总监似乎都是军人，如义律本人就是少校军官）。
璞鼎查在任的时候，几乎不在香港征收税款，德庇时上任前英国政府就要求他增加香港政府财政收入，以缓解英国要向香港补贴大量资金的窘境。
于是，德庇时上认为登记户口证，征收地税、人头税（1844年普香港第一次人口调查结果是23988人，不管中国人和英国人都要交人头税，逼得很多中国人离开香港）、妓女税（很总要的收入来源，大家懂得）、专利税、财产税等，让人怨声载道，成为最不受香港居民欢迎的总督。
按照南京条约，英国政府本来可以在广州设立领事馆，但清朝官府和民间都想尽办法反对，之后英国就威胁不归还舟山群岛，导致耆英在1846年四月（舟山过几个月后归还）与德庇时立下协议，以后酌情让英国人入广州城；
英方则同意，只要清廷不将舟山群岛许与外国，就会归还舟山群岛，搁置进入广州城的要求。
这一协议出来后，广州的反应情绪高涨，很多人组织团练与广州的英国传教士和商人发生冲突。
最后，1847年4月，德庇时派遣三艘军舰和九百名士兵攻占虎门炮台和广州十三行；接着耆英出面调停，承诺严惩滋事分子，保证英国人在两年内可在广州设立领事馆。
耆英签署条约后知道这事情不可能完成，怕两年后被追责，极力向朝廷要求调往其他地方，最后如愿调到别处；之后的两广总督徐广缙和广东巡抚叶名琛合力采取强硬手段拒绝英国人入城，使得德庇时任港督任内始终无法在广州设立英国领事馆。
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事情是因为翻译问题，清朝和英国对南京条约的理解有很大分歧，英国认为按照英文版本，香港岛全部割让给英国；清廷却以澳门作为香港的蓝本，也就是要像澳门一样，在香港建立中国官署管辖中国人。
璞鼎查时代，曾同意清廷做出妥协，也就是分享治权，让将犯事的华人交给清廷处置，但被清廷拒绝；后来德庇时单方面宣布英国政府享有对犯事华人的治理权力，最后因为耆英一心跟德庇时搞好关系，就可耻得屈服，让英国获得完整的治理权力。
闲话少说，赵大贵和德庇时的见面倒是堪称愉快。
两人谈论上海的风物，说道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和传统友谊（见鬼，有这东西吗），然后天涯海角地瞎侃，从莎士比亚到弥尔顿，再到牛顿和现任女王陛下，谈得兴致勃勃。
应该说赵大贵给德庇时留下的印象是不错的，知识渊博，对西方世界也有足够的了解，而且德庇时本人回想一下，自己到中国这么多年，能跟他谈论莎士比亚、弥尔顿和牛顿等人物的中国人，似乎只有这赵大贵一个人。
怪不得巴富尔很关注这个人，德庇时心里暗自点头。
“巴富尔跟我说过你想买几条船，运行一条香港和上海之间的定期邮轮，这我是支持的。
只是，做这事情花费极大，还需要相当高的专业能力。
首先，开动船舶所需的水手，找好了吗？”德庇时总督问道。
“这就是我希望总督先生和领事先生帮忙的地方。
您也知道，中国船和西洋船完全不一样，能开西洋帆船的中国船员极少，说到更复杂的蒸汽船，就更没有人了。
我是希望总督或领事先生帮忙招募西洋水手，或者派遣海军里的优秀船员，帮忙培训和指导，直至培养出一批能操控西洋船舶的中国船员为止。
这些事情需要的花费，我这边肯定会给足的。”赵大贵礼貌地说道。
“唔，这也没办法的事情。对了，如果用蒸汽船，需要用到煤炭，上海有煤炭吗？”
“上海本地是没有煤矿的，但是我这段时间做准备，从长江流域和大员岛鸡笼山那边运来一些煤矿。
我请一些蒸汽船船长看过，他们说这些煤炭都是浅层煤矿，质量只是勉强够用，如果可以，还是要用上深层的优质煤炭才行。
我倒是有心找煤矿经营，但这需要时间，早期恐怕只能用劣质的浅层煤炭对付了。”
“中国的煤矿应该不少，但开采技术不行，只能用浅层的低质煤炭，极为可惜。
如果能说服贵国政府，引进英国那样的深层开发技术，生产优质的煤炭就好了。”德庇时感慨地说道，看来他在香港也没少为煤炭的事情发愁。
很多网友认为回到古代，随便找个煤矿开采，就能供蒸汽机使用，却不知浅层煤炭质量差，并不特别适合蒸汽机和轮船使用，就是一些后世有名的优质煤矿，也要深层开采和挖掘才行；
如果要挖掘深层煤矿，则需要大量的投资，购买专业的挖矿设备，聘请高水平的工程师才行。
德庇时跟赵大贵聊了一会儿，皱起了眉头，虽然之前就有所预料，但赵大贵这边的准备实在是非常不足啊。
“要开办定期邮轮，需要有修船厂支持，而且必须是两边都有。
香港这边，倒有几家英国造船厂，应该没问题，但上海那边，好像什么都没有，但凡船舶出点事情，修理都没法修理，你想怎么解决呢？”德庇时皱眉问道。
“唔，我手上倒有两家中国造船厂，但里面都是中国工人，修理西洋帆船都有些困难，说到蒸汽船那就完全抓瞎了。
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我就想购买必要的机械，招募工人和技术人员，在上海那边也建立一家完全西式的造船厂，这样就不用担心了。
当然，我在这方面一点人脉也经验都没有，才需要总督先生能够指点迷津。”赵大贵说道，说实话对他来说，建立造船厂本身比买轮船都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