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家商行推出的洋布提货单，本来是以每匹三元的价格交易的，结果直接跌到两块九、两块七、两块五，最后到两块二才勉强停下。
英国人将洋布卖到上海的到岸价格也有两块五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竟比大洋行的进货价还要低，真是岂有此理了。
最要命的是，这两块二的价格也打不住，根本没人愿意补齐剩下的九成资金交割货物，很多人预测洋布的价格肯定会下降到两块钱以下。
原先得到提货单的人，是按照每匹二角五的成本支付订金的，这么说还是让提货单变成废纸，不去兑现更为合算一些，至少能止损。
洋布向来是最大宗的货物，洋布滞销以后，土丝和茶叶价格也跟着下跌，虽然没有洋布那么离谱，但也很少人愿意拿现金购货。
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不少从事提货单贸易的商人赔了本钱，甚至有破产跳楼的（唔，这时候有楼可跳吗）。
更大的问题是，很多商行本来以为自己的商品都卖出去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掏钱交割，才发现这些货物原来都砸在自己手里，仓库里堆放如山的货物竟没有能换钱的。
这一下，整个上海的洋行买办们都惊慌起来。
他们做生意，也有各种资金往来，先前因为觉得货物早晚交割，有各种借款和兑付，现在资金链突然断裂，这是要人命的。
在整个十月份，除了大贵商行因火灾退出以外，其他所有商行零售的洋布交易额，合起来都不到两万元，这连以前的零头都不到。
十一月份开始，就有二十多家洋行关门停业，不再经营生意，其中不乏从曼彻斯特过来的有实力纺织厂的代理行。
他们还算是幸运的，还能止损全身而退，其他很多洋行，想退也无法退。
在这种情况下，洋布价格还在跳水，从两块二一路下探到一块九，然后继续下跌，到了一块五才勉强停止，但也摇摇欲坠。
洋布这样的大宗货物价格几乎腰斩，其影响力是极大的。
很多商行盘点自己的库存和资金，发现这两年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钱。
以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义升行而言，原先几乎占了上海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此时才发现自己受到的冲击最多。
原来，林阿钦做生意向来敢于冒险，去年从赵大贵手里拿到大量洋布外，今年还疯狂囤积洋布，手中共有一百多万匹的洋布，价值三百万元以上；
要命的是，义升行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是跟当地钱庄和英国银行等借了很多钱的，借债总量达到二百五十万以上。
如果是平常，这是三百万货物，二百五十万外债，至少净赚五十万；但在现在这个当口，就是一百五十万货物，二百五十万外债，欠债接近一百万元。
赵大贵在1844年做物物贸易的时候，也是发现库存多、现金少，才惊觉这当中的风险巨大，才急忙一百八十度转身，出清手中的库存，几乎退出洋布生意的。
林阿钦冲得比赵大贵还猛，还做了两年以上的物物贸易，遇到的问题自然比赵大贵那时还要严峻得多。
到了这时，就是一向装着豪气的林阿钦也不由面色大变。
本来，洋布滞销的兆头，在1845年年初的时候就显现，但当时赵大贵突然复出，还要跟别的商家争抢市场，各家疲于应付，才把这个危机忘却了；
三月份开始，各家联合起来打压赵大贵，知道大贵商行的厂丝出来，又从广州低价买洋布倾销，最后双方谁都耗不起，只能握手言和；
六月份的时候则是出现提货单这样奇怪的生意方式，投机商人们踊跃购买提货单，相当于提前下订金，让各家商行以为手中的货物全部卖出去了，才麻痹大意，到了此时才幡然醒悟，但已经太晚了。
洋布滞销危机终于露出狰狞的面貌，大部分商人想抽身离开都做不到。
在历史上，上海、香港、广州以及其他通商港口都在1845年经历严重的洋布滞销危机，大量商行倒闭，很多洋行关门停业回英国老家。
1847年2月24日的时候，香港总督德庇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的信函上写道，“包揽四分之三的中英商人的交易的掮客们之濒于破产，和1845年制造品进口充斥市场以致物价跌落，似乎对上海的前途发生不利的影响”。
以宁波为例，定海在之前两年的贸易额，每年都能达到五十万元以上，但在1845年，贸易额直接下降到1.2万元以上。
在香港，也有很多洋行和买办破产，英国本土不得不下令，停止在香港进行的所有在建建筑的建设，减少开支。
另外，广州的洋布滞销危机是最先显示的，这使得很多广州商人将洋布运到上海来出售，这使得广州的洋布危机减轻了一些，但也使得上海的危机变得更为猛烈。
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次危机对中国是有利的，英国人原先是不想将定海还给中国的，本来跟清政府说好在1846年归还定海，但在1845年的时候很多军官和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言论，鼓吹用不着将定海还给中国人，那样能给英国带来极为庞大的利益。
但是，洋布危机爆发后，定海的经济价值立刻几近于无，呼吁归还没用的岛屿的呼声占了上风，最终也导致定海在1846年顺利归还给中国。
甚至在香港，也有位副领事（还是副总督）提出应该将香港还给中国人，免除这个经济包袱，一度还做得有声有色，只是后来这位副领事回国，才使得这事情搁置，最终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才真正解决。
在这个时候，赵大贵却深居简出，很少跟其他商人见面。
经过前段时间的多项操作，赵大贵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存货，反而是积攒了大量真金白银。
在1845年，赵大贵先是通过卖生丝积攒了三四十万元；
之后提货单投机的时候，又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操控市场，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机推销货物，又赚了二三十万元；
最后，火灾后套现五六十万元，清除所有库存；
加上之前的现金，手中有一百三十万银元以上的真金白银，在此时显得弥足珍贵，并不需要在这个前途难卜的市场上拿命打拼。
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干。
英国人将洋布卖到上海的到岸价格也有两块五左右，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竟比大洋行的进货价还要低，真是岂有此理了。
最要命的是，这两块二的价格也打不住，根本没人愿意补齐剩下的九成资金交割货物，很多人预测洋布的价格肯定会下降到两块钱以下。
原先得到提货单的人，是按照每匹二角五的成本支付订金的，这么说还是让提货单变成废纸，不去兑现更为合算一些，至少能止损。
洋布向来是最大宗的货物，洋布滞销以后，土丝和茶叶价格也跟着下跌，虽然没有洋布那么离谱，但也很少人愿意拿现金购货。
短短一个月内，就有不少从事提货单贸易的商人赔了本钱，甚至有破产跳楼的（唔，这时候有楼可跳吗）。
更大的问题是，很多商行本来以为自己的商品都卖出去的，此时没有人愿意掏钱交割，才发现这些货物原来都砸在自己手里，仓库里堆放如山的货物竟没有能换钱的。
这一下，整个上海的洋行买办们都惊慌起来。
他们做生意，也有各种资金往来，先前因为觉得货物早晚交割，有各种借款和兑付，现在资金链突然断裂，这是要人命的。
在整个十月份，除了大贵商行因火灾退出以外，其他所有商行零售的洋布交易额，合起来都不到两万元，这连以前的零头都不到。
十一月份开始，就有二十多家洋行关门停业，不再经营生意，其中不乏从曼彻斯特过来的有实力纺织厂的代理行。
他们还算是幸运的，还能止损全身而退，其他很多洋行，想退也无法退。
在这种情况下，洋布价格还在跳水，从两块二一路下探到一块九，然后继续下跌，到了一块五才勉强停止，但也摇摇欲坠。
洋布这样的大宗货物价格几乎腰斩，其影响力是极大的。
很多商行盘点自己的库存和资金，发现这两年不仅没赚钱，还赔了不少钱。
以市场占有率最大的义升行而言，原先几乎占了上海对外贸易的三分之二以上，此时才发现自己受到的冲击最多。
原来，林阿钦做生意向来敢于冒险，去年从赵大贵手里拿到大量洋布外，今年还疯狂囤积洋布，手中共有一百多万匹的洋布，价值三百万元以上；
要命的是，义升行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是跟当地钱庄和英国银行等借了很多钱的，借债总量达到二百五十万以上。
如果是平常，这是三百万货物，二百五十万外债，至少净赚五十万；但在现在这个当口，就是一百五十万货物，二百五十万外债，欠债接近一百万元。
赵大贵在1844年做物物贸易的时候，也是发现库存多、现金少，才惊觉这当中的风险巨大，才急忙一百八十度转身，出清手中的库存，几乎退出洋布生意的。
林阿钦冲得比赵大贵还猛，还做了两年以上的物物贸易，遇到的问题自然比赵大贵那时还要严峻得多。
到了这时，就是一向装着豪气的林阿钦也不由面色大变。
本来，洋布滞销的兆头，在1845年年初的时候就显现，但当时赵大贵突然复出，还要跟别的商家争抢市场，各家疲于应付，才把这个危机忘却了；
三月份开始，各家联合起来打压赵大贵，知道大贵商行的厂丝出来，又从广州低价买洋布倾销，最后双方谁都耗不起，只能握手言和；
六月份的时候则是出现提货单这样奇怪的生意方式，投机商人们踊跃购买提货单，相当于提前下订金，让各家商行以为手中的货物全部卖出去了，才麻痹大意，到了此时才幡然醒悟，但已经太晚了。
洋布滞销危机终于露出狰狞的面貌，大部分商人想抽身离开都做不到。
在历史上，上海、香港、广州以及其他通商港口都在1845年经历严重的洋布滞销危机，大量商行倒闭，很多洋行关门停业回英国老家。
1847年2月24日的时候，香港总督德庇时在致英国外相巴麦尊的信函上写道，“包揽四分之三的中英商人的交易的掮客们之濒于破产，和1845年制造品进口充斥市场以致物价跌落，似乎对上海的前途发生不利的影响”。
以宁波为例，定海在之前两年的贸易额，每年都能达到五十万元以上，但在1845年，贸易额直接下降到1.2万元以上。
在香港，也有很多洋行和买办破产，英国本土不得不下令，停止在香港进行的所有在建建筑的建设，减少开支。
另外，广州的洋布滞销危机是最先显示的，这使得很多广州商人将洋布运到上海来出售，这使得广州的洋布危机减轻了一些，但也使得上海的危机变得更为猛烈。
不过，从某种角度而言，这次危机对中国是有利的，英国人原先是不想将定海还给中国的，本来跟清政府说好在1846年归还定海，但在1845年的时候很多军官和政客在报纸上发表言论，鼓吹用不着将定海还给中国人，那样能给英国带来极为庞大的利益。
但是，洋布危机爆发后，定海的经济价值立刻几近于无，呼吁归还没用的岛屿的呼声占了上风，最终也导致定海在1846年顺利归还给中国。
甚至在香港，也有位副领事（还是副总督）提出应该将香港还给中国人，免除这个经济包袱，一度还做得有声有色，只是后来这位副领事回国，才使得这事情搁置，最终在一百五十多年后才真正解决。
在这个时候，赵大贵却深居简出，很少跟其他商人见面。
经过前段时间的多项操作，赵大贵手中几乎没有什么存货，反而是积攒了大量真金白银。
在1845年，赵大贵先是通过卖生丝积攒了三四十万元；
之后提货单投机的时候，又通过强大的计算能力操控市场，当然更重要的是借机推销货物，又赚了二三十万元；
最后，火灾后套现五六十万元，清除所有库存；
加上之前的现金，手中有一百三十万银元以上的真金白银，在此时显得弥足珍贵，并不需要在这个前途难卜的市场上拿命打拼。
当然，这也不是说他什么事情都不要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