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不难，难在协调人际关系，难在平衡各方利益。古今同理。
即便赵曦是君王，也一样需要协调和平衡，特别是在大宋这样的王朝。
这一次，对于大宋朝廷而言，推动监察衙门开衙办公，估计是大宋君臣最为一致的一次政事，整个朝廷没一丝杂音。
可能在特定的朝臣眼里，这一切都是官家深远谋划的结果，毕竟这是官家致力推动的。
其实，监察体系的推动，在赵曦看来已经水到渠成了，即便有少许反对者，也掀不起浪来。并不急于这一时。
对于准备就任监察官的培训，赵曦并不单纯培训他们监察条令条例，更多的是要灌输一种信念，忠诚和家国理念。
后世洗脑式的信念灌输方式，在讲武堂已经成型了。
对于军卒和武将，让这种理念扎根脑海，比监察官要容易的多。毕竟这些监察官是接受了所谓的圣贤之道教化，是被国朝士人至上的氛围感染过的。
所以，赵曦还真不急于一时，甚至于他都想与官制改革同步推动。
现在倒成了群情激昂的要求开衙办公了。
这一次，真不是谋划而来的。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如其说现在满朝堂要求推动监察是赵曦谋划，不如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
无数的偶然和谋划，经过长久的酝酿，自然而然的就到了这一步。
没有幼时借曹太后之手拉拢老六家，也就没有了后来可以在广南锰矿和大理矿城中占据话语权的资本。
没有万尹山演习碾压文彦博率领的禁军，并偶然遇到富弼，就不会在文彦博和富弼心里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也是因为那一次，赵曦南征，潜移默化和风细雨的开始解决国朝冗兵之弊。
然后再主导了货币之争，灾年之战，叛军之乱，一步步的构建了可以左右国朝的工坊城体系。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赵曦逐渐有了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势力，还有了可以横扫整个时代的新军武力。
仿佛就在一瞬间，他已经不是朝臣可以抗衡的了。
真正的经历了南征北战，完全的树立了一个尚武而强势的帝王形象。
同时，又不止一次的将朝堂臣工玩于鼓掌，让朝臣心里对他真正的产生了畏惧。
借势、借力，挖坑、填坑、埋人，一件件事做下来，基本上让朝臣有了敬畏，也越发对自己的手段恐惧。
这才有了韩琦和文彦博玩小手段却不得不换个方式解释，才有了皇城司掺合朝政，却无人异议，只得推动监察，用这种委婉的方式阻拦皇城司介入朝政。
因为，没人知道皇城司到底拿捏着多少事！
当然，既然到了这一步，赵曦也没理由去阻拦。用监察衙门去做官制改革的实验田，倒也正合他的意思。
所以，监察衙门就算是正式开衙了，监察官也就顺理成章的以新官制试点的形式推开了。
设立总监察一名，为从二品或正三品级，待遇除保留从二品和正三品本官俸禄外，以国朝所有从二品和正三品的各种贴职俸禄平均数，作为统一的贴职俸禄，取消了其他名目繁多的贴职。
范纯仁是上州府衙就任第一任总监察官，官阶定为从三品。
副总监察官三名，其中一人兼任内参总编撰。官阶为从三品或者正四品，同样是以从三品和正四品本官俸禄为官阶俸禄，以国朝从三品和正四品各类贴职俸禄平均数，作为贴职俸禄。
蔡确也算是真正进入了朝廷高官的层级。
所有贴职俸禄，不再永远跟随本人，只会随本人的职能而变化，同时，官阶俸禄也如此。
一旦致仕，保留本官俸禄，而贴职俸禄减半。
同样，受到朝廷奖惩，若本官不降职，则由贴职俸禄增减来体现。若本官降职，则是本官和贴职双俸禄同时体现惩处力度。
国朝的所有州府郡县，全部设立监察衙门的派出机构，驻地监察官的一律耗费，将由监察总部负责，与地方州府不产生任何关系。
并且，所有监察官全部实行五年轮岗制，即监察官在一地一州一县，甚至一路任职都不得超过五年。
每一路设路监察一名，巡监两名。每一府设府监一名，副府监两名，以此类推，一直到县。
各级监察衙门属官若干，根据军路的地域大小，重要与否等等要素，确定派出监察官的数量。
所有路一级的路监察，官阶统一为正四品或者从四品，俸禄计算方法与总监察衙门相同。
路一级的监察官，调查的权限仅限于州府郡县，涉及路一级的朝廷大员，将由总监察衙门派员调查……避免路监察的权利过盛而干涉地方州府的政事。
同样，府一级的监察权限仅限于一府以下的县官。
在监察体系中，国朝权发遣职衔的陈例并摈弃了，也就是说，就任监察衙门的职位，同时会对应相应的官阶。
所有监察衙门没有干预州府郡县官员任命的权利，而州府郡县也无权干涉监察衙门调查定罪。
已经定罪，将由监察衙门依照相关条令条例执行，执行有专门的执行官，皆为因各种原因不再能征战的军卒组成。
如此一来，监察体系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体系。
同时，各州府驻军也派驻了监察官，统属于该州府监察衙门，不参与军伍各项工作，只负责查办不法事。
国朝的整个监察衙门，只负责调查和侦办事宜，并不参与定罪。经过侦查后所得到的证据，形成卷宗，统一移交到刑部衙门或大理寺定罪。
地方州府官员，不再负责有官身人员的刑名事，统一由监察衙门负责。
同时，朝廷开通了地方官奏报监察衙门的通道，形成地方州府主官和监察衙门相互监督的机制。
监察衙门直接向君王负责，而地方官则对应朝廷的政事堂，也就是将来官制改革后的议政和内阁。
以此体制，上升到最顶层的君臣制衡。
整个环节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刑部和大理寺定罪和处置权分离。
刑部和大理寺只负责定罪，根据不同官员职位，最终处置权归朝廷和君王。
说到底，这还是集权的具体体现，更有利于朝廷对地方州府的统治。
这一系列流程，分权…～制衡……集权，最终还是君王或者朝廷意志的体现。
即便赵曦是君王，也一样需要协调和平衡，特别是在大宋这样的王朝。
这一次，对于大宋朝廷而言，推动监察衙门开衙办公，估计是大宋君臣最为一致的一次政事，整个朝廷没一丝杂音。
可能在特定的朝臣眼里，这一切都是官家深远谋划的结果，毕竟这是官家致力推动的。
其实，监察体系的推动，在赵曦看来已经水到渠成了，即便有少许反对者，也掀不起浪来。并不急于这一时。
对于准备就任监察官的培训，赵曦并不单纯培训他们监察条令条例，更多的是要灌输一种信念，忠诚和家国理念。
后世洗脑式的信念灌输方式，在讲武堂已经成型了。
对于军卒和武将，让这种理念扎根脑海，比监察官要容易的多。毕竟这些监察官是接受了所谓的圣贤之道教化，是被国朝士人至上的氛围感染过的。
所以，赵曦还真不急于一时，甚至于他都想与官制改革同步推动。
现在倒成了群情激昂的要求开衙办公了。
这一次，真不是谋划而来的。
事物的发展变化是遵循一定规律的，如其说现在满朝堂要求推动监察是赵曦谋划，不如说是事物发展的必然。
无数的偶然和谋划，经过长久的酝酿，自然而然的就到了这一步。
没有幼时借曹太后之手拉拢老六家，也就没有了后来可以在广南锰矿和大理矿城中占据话语权的资本。
没有万尹山演习碾压文彦博率领的禁军，并偶然遇到富弼，就不会在文彦博和富弼心里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
也是因为那一次，赵曦南征，潜移默化和风细雨的开始解决国朝冗兵之弊。
然后再主导了货币之争，灾年之战，叛军之乱，一步步的构建了可以左右国朝的工坊城体系。
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赵曦逐渐有了绝对忠诚于自己的势力，还有了可以横扫整个时代的新军武力。
仿佛就在一瞬间，他已经不是朝臣可以抗衡的了。
真正的经历了南征北战，完全的树立了一个尚武而强势的帝王形象。
同时，又不止一次的将朝堂臣工玩于鼓掌，让朝臣心里对他真正的产生了畏惧。
借势、借力，挖坑、填坑、埋人，一件件事做下来，基本上让朝臣有了敬畏，也越发对自己的手段恐惧。
这才有了韩琦和文彦博玩小手段却不得不换个方式解释，才有了皇城司掺合朝政，却无人异议，只得推动监察，用这种委婉的方式阻拦皇城司介入朝政。
因为，没人知道皇城司到底拿捏着多少事！
当然，既然到了这一步，赵曦也没理由去阻拦。用监察衙门去做官制改革的实验田，倒也正合他的意思。
所以，监察衙门就算是正式开衙了，监察官也就顺理成章的以新官制试点的形式推开了。
设立总监察一名，为从二品或正三品级，待遇除保留从二品和正三品本官俸禄外，以国朝所有从二品和正三品的各种贴职俸禄平均数，作为统一的贴职俸禄，取消了其他名目繁多的贴职。
范纯仁是上州府衙就任第一任总监察官，官阶定为从三品。
副总监察官三名，其中一人兼任内参总编撰。官阶为从三品或者正四品，同样是以从三品和正四品本官俸禄为官阶俸禄，以国朝从三品和正四品各类贴职俸禄平均数，作为贴职俸禄。
蔡确也算是真正进入了朝廷高官的层级。
所有贴职俸禄，不再永远跟随本人，只会随本人的职能而变化，同时，官阶俸禄也如此。
一旦致仕，保留本官俸禄，而贴职俸禄减半。
同样，受到朝廷奖惩，若本官不降职，则由贴职俸禄增减来体现。若本官降职，则是本官和贴职双俸禄同时体现惩处力度。
国朝的所有州府郡县，全部设立监察衙门的派出机构，驻地监察官的一律耗费，将由监察总部负责，与地方州府不产生任何关系。
并且，所有监察官全部实行五年轮岗制，即监察官在一地一州一县，甚至一路任职都不得超过五年。
每一路设路监察一名，巡监两名。每一府设府监一名，副府监两名，以此类推，一直到县。
各级监察衙门属官若干，根据军路的地域大小，重要与否等等要素，确定派出监察官的数量。
所有路一级的路监察，官阶统一为正四品或者从四品，俸禄计算方法与总监察衙门相同。
路一级的监察官，调查的权限仅限于州府郡县，涉及路一级的朝廷大员，将由总监察衙门派员调查……避免路监察的权利过盛而干涉地方州府的政事。
同样，府一级的监察权限仅限于一府以下的县官。
在监察体系中，国朝权发遣职衔的陈例并摈弃了，也就是说，就任监察衙门的职位，同时会对应相应的官阶。
所有监察衙门没有干预州府郡县官员任命的权利，而州府郡县也无权干涉监察衙门调查定罪。
已经定罪，将由监察衙门依照相关条令条例执行，执行有专门的执行官，皆为因各种原因不再能征战的军卒组成。
如此一来，监察体系真正成为了一个独立的体系。
同时，各州府驻军也派驻了监察官，统属于该州府监察衙门，不参与军伍各项工作，只负责查办不法事。
国朝的整个监察衙门，只负责调查和侦办事宜，并不参与定罪。经过侦查后所得到的证据，形成卷宗，统一移交到刑部衙门或大理寺定罪。
地方州府官员，不再负责有官身人员的刑名事，统一由监察衙门负责。
同时，朝廷开通了地方官奏报监察衙门的通道，形成地方州府主官和监察衙门相互监督的机制。
监察衙门直接向君王负责，而地方官则对应朝廷的政事堂，也就是将来官制改革后的议政和内阁。
以此体制，上升到最顶层的君臣制衡。
整个环节中，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刑部和大理寺定罪和处置权分离。
刑部和大理寺只负责定罪，根据不同官员职位，最终处置权归朝廷和君王。
说到底，这还是集权的具体体现，更有利于朝廷对地方州府的统治。
这一系列流程，分权…～制衡……集权，最终还是君王或者朝廷意志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