兜回去一看，顾新娘依然在忙活，我不好意思打扰她，只好又重新走到门外去抽烟。
谁知抽完烟后却更觉无聊了，看样子也只有进屋找老太太闲聊来打发时间，只希望别有什么代沟之类的障碍存在。
找了个话题，我开始和顾新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这话。
从老人的谈吐来看，她应该不是没文化的人，而且绝对受过一定的教育，完全不像一般的农村老太太，当然，这种感觉是我们聊久了之后才有的。
若非是岁月的流逝改变了人许多，我想顾新娘原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又或者是她刻意这么做的。
而从顾新的小名来看，她与顾新父亲又不像是受过教育的人。‘狗娃’这种带着强烈农村味的小名，除了像我老家那样的乡下，一般的知识分子估计是不会用的。
但直觉告诉我，顾新娘以前不是农村人，顾新父亲应该也不是。
闲聊中，我得知顾新一家是七十年代初来到这里的。
具体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从哪里来，老太太没说，我也不好意思多问。
这对于我以前的那个疑问稍有帮助，难道就是因为是外地搬来，为了交流的方便才使用了普通话？
总之，顾新是他们老俩口搬到这里以后才出生的。
顾新娘在顾新父亲快五十岁的时候，生下了顾新，那时顾新娘也有四十多岁了。有了顾新后，老两口那个高兴啊，确实有点老来得子的感觉。
顾新父亲早在十七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去世了，那一年顾新才十岁。
我又问起顾新娘的病情，她说就是有点不舒服，到底哪里不妥也说不清楚。上次顾新带她去看医生，不光顾新没说啥，就连医生都说没啥大病。
幸好我也多了心眼，没直接问，只是心里觉得凄凉，又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顾新娘说，他爹出事后就有些感觉了，但好像并无什么不妥，即便是现在，除了经常感觉没有气力之外，和往常也没太大差别。
我只好劝了几句，无非是“您可能太悲伤，也太思念伯父的原因吧”这类的话来安慰老太太。
最后告诉她，自己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帮她治病的。
这时，老太太一听就慌了：“不必看了，我都一把年纪了，没别的什么盼头了！”
“就想着狗娃能找个媳妇，我也闭眼了。”老太太忽然黯然了。
为了打消老太太的疑虑，我又把自己和顾新认识的事再重复了一遍，意思就是告诉老太太，我就想尽点心意，没别的意思。
然后又把自己的事情略略带了一下，但始终没再去聊老太太的病情的事。
不过，我自始至终都感觉到顾新娘对我不是那么坦诚，多多少少总有点戒心的味道。心里有感觉，但又说不出问题出在哪儿。
这么一来，我的好奇心便被勾了起来。
碰到问题不能直接解决时，我从来都是喜欢曲线救国的，特别是对某些奇怪的事感兴趣时。
消除隔阂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坦诚相待，想着这娘俩和以前那些人不同，应该不是我所担心的那伙人，所以在接下来的聊天中，我们就聊的更多更细了。
大到我的工作，细到我的家庭琐事，我都一一如实讲给顾新娘听。
不知道是不是我很久没回家，很久没和我老爹老妈聊天了，倾诉起来淋漓痛快至极，毫无保留，当然，这也仅限于一些生活琐事和那些自己经历过而无伤大雅的经历。
我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会在一个刚认识的老太太面前如此地放得开。
聊到最后，顾新娘停下了手里的活——估计也做得差不多了，她干脆坐下来和我聊，并点了一盏灯，因为那时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如果没有灯，房间里就更加黑了。
大概老太太是看得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扯谎，而且话语也都很平淡、实在，渐渐地，她好像慢慢降低了对我的戒心。
聊到尽兴之处，老太太几乎把我当成了她自己的孩子。
最后，她终于逐渐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和我无话不谈。
我也忘了当时具体的情形，也不知从哪句话起的头，大约是通过聊天顾新娘知道了我在业余时间还热爱搜奇，在后来的聊天中，我就听到了一个故事，为了方便阅读，所以我整理一下，使之看起来更加顺畅。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1971年，牟永年那时刚届而立之年，邓红梅也不过二十七八。
牟永年是西安某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邓红梅也是该研究所见习生，作为同事，二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对考古研究相当投入，其痴迷程度几乎让人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再加上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大都比较单纯，以至于过了婚嫁之龄很久了都浑不自觉。
那一年四月，研究所接到上级命令，组成一个考古小组随一个中央考古队进入某处进行一项科考任务。而且，任务非常紧急，当天下达，第二天便要出发。
研究所派出了一个六人小组，其中有四个专家，两个助理。这四个专家分别属于古文字、古生物、古人类、古地质四个领域，都是所里的顶尖人物。
牟永年专攻的是古生物，邓红梅专攻的是古地质。两人由于根正苗红，且对专业业务熟络而被选入。
他们是第二天晚上约十二点左右出发，随行共有十三辆军用卡车，全部以帆布罩住。
同时，还有行动禁令，即所有人被禁止向帆布外面张望。
牟永年和他们研究所的六人乘的是同一辆车，车上还有另外两名军人，荷枪实弹，同时还放了不少装备，包括武器弹药。
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国家行为通常都是有军人参与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时，牟永年并不感到意外。
一般情况下，科考人员外出都是配备了指南针的，但那天出发前，大家被告知，队伍行进中先由带队军官统一保管。
用意很明显，指南针在此期间是不能被使用的。
任务没有被告知具体内容及位置，极为隐秘。
那个年代，像这种任务，多问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枪毙。
...
谁知抽完烟后却更觉无聊了，看样子也只有进屋找老太太闲聊来打发时间，只希望别有什么代沟之类的障碍存在。
找了个话题，我开始和顾新娘有一搭没一搭地说这话。
从老人的谈吐来看，她应该不是没文化的人，而且绝对受过一定的教育，完全不像一般的农村老太太，当然，这种感觉是我们聊久了之后才有的。
若非是岁月的流逝改变了人许多，我想顾新娘原本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又或者是她刻意这么做的。
而从顾新的小名来看，她与顾新父亲又不像是受过教育的人。‘狗娃’这种带着强烈农村味的小名，除了像我老家那样的乡下，一般的知识分子估计是不会用的。
但直觉告诉我，顾新娘以前不是农村人，顾新父亲应该也不是。
闲聊中，我得知顾新一家是七十年代初来到这里的。
具体他们为什么到这里来，从哪里来，老太太没说，我也不好意思多问。
这对于我以前的那个疑问稍有帮助，难道就是因为是外地搬来，为了交流的方便才使用了普通话？
总之，顾新是他们老俩口搬到这里以后才出生的。
顾新娘在顾新父亲快五十岁的时候，生下了顾新，那时顾新娘也有四十多岁了。有了顾新后，老两口那个高兴啊，确实有点老来得子的感觉。
顾新父亲早在十七年前因为一次意外去世了，那一年顾新才十岁。
我又问起顾新娘的病情，她说就是有点不舒服，到底哪里不妥也说不清楚。上次顾新带她去看医生，不光顾新没说啥，就连医生都说没啥大病。
幸好我也多了心眼，没直接问，只是心里觉得凄凉，又问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顾新娘说，他爹出事后就有些感觉了，但好像并无什么不妥，即便是现在，除了经常感觉没有气力之外，和往常也没太大差别。
我只好劝了几句，无非是“您可能太悲伤，也太思念伯父的原因吧”这类的话来安慰老太太。
最后告诉她，自己这次来的主要目的是帮她治病的。
这时，老太太一听就慌了：“不必看了，我都一把年纪了，没别的什么盼头了！”
“就想着狗娃能找个媳妇，我也闭眼了。”老太太忽然黯然了。
为了打消老太太的疑虑，我又把自己和顾新认识的事再重复了一遍，意思就是告诉老太太，我就想尽点心意，没别的意思。
然后又把自己的事情略略带了一下，但始终没再去聊老太太的病情的事。
不过，我自始至终都感觉到顾新娘对我不是那么坦诚，多多少少总有点戒心的味道。心里有感觉，但又说不出问题出在哪儿。
这么一来，我的好奇心便被勾了起来。
碰到问题不能直接解决时，我从来都是喜欢曲线救国的，特别是对某些奇怪的事感兴趣时。
消除隔阂的最好办法，当然是坦诚相待，想着这娘俩和以前那些人不同，应该不是我所担心的那伙人，所以在接下来的聊天中，我们就聊的更多更细了。
大到我的工作，细到我的家庭琐事，我都一一如实讲给顾新娘听。
不知道是不是我很久没回家，很久没和我老爹老妈聊天了，倾诉起来淋漓痛快至极，毫无保留，当然，这也仅限于一些生活琐事和那些自己经历过而无伤大雅的经历。
我没想到的是，自己居然会在一个刚认识的老太太面前如此地放得开。
聊到最后，顾新娘停下了手里的活——估计也做得差不多了，她干脆坐下来和我聊，并点了一盏灯，因为那时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如果没有灯，房间里就更加黑了。
大概老太太是看得出我自始至终都没有扯谎，而且话语也都很平淡、实在，渐渐地，她好像慢慢降低了对我的戒心。
聊到尽兴之处，老太太几乎把我当成了她自己的孩子。
最后，她终于逐渐敞开了自己的心扉，和我无话不谈。
我也忘了当时具体的情形，也不知从哪句话起的头，大约是通过聊天顾新娘知道了我在业余时间还热爱搜奇，在后来的聊天中，我就听到了一个故事，为了方便阅读，所以我整理一下，使之看起来更加顺畅。
故事的内容是这样的：
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
1971年，牟永年那时刚届而立之年，邓红梅也不过二十七八。
牟永年是西安某考古研究所的研究员，邓红梅也是该研究所见习生，作为同事，二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爱好，那就是对考古研究相当投入，其痴迷程度几乎让人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形容。再加上那个年代的人思想大都比较单纯，以至于过了婚嫁之龄很久了都浑不自觉。
那一年四月，研究所接到上级命令，组成一个考古小组随一个中央考古队进入某处进行一项科考任务。而且，任务非常紧急，当天下达，第二天便要出发。
研究所派出了一个六人小组，其中有四个专家，两个助理。这四个专家分别属于古文字、古生物、古人类、古地质四个领域，都是所里的顶尖人物。
牟永年专攻的是古生物，邓红梅专攻的是古地质。两人由于根正苗红，且对专业业务熟络而被选入。
他们是第二天晚上约十二点左右出发，随行共有十三辆军用卡车，全部以帆布罩住。
同时，还有行动禁令，即所有人被禁止向帆布外面张望。
牟永年和他们研究所的六人乘的是同一辆车，车上还有另外两名军人，荷枪实弹，同时还放了不少装备，包括武器弹药。
因为那个时代所有的国家行为通常都是有军人参与的，所以，看到这种情况时，牟永年并不感到意外。
一般情况下，科考人员外出都是配备了指南针的，但那天出发前，大家被告知，队伍行进中先由带队军官统一保管。
用意很明显，指南针在此期间是不能被使用的。
任务没有被告知具体内容及位置，极为隐秘。
那个年代，像这种任务，多问一句话都有可能被枪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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