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宋献策、许知远为耽罗朝廷日夜操劳的时候，楚凡也没闲着，除了不断给两人答疑解惑之外，他还在修改审定以《大明律》为基础的《耽罗律》；除了《大明律》本身外，楚凡还得参考大明历朝作为《大明律》补充的各种律令，工作量相当大。
在这过程中，楚凡发现，如果仅仅从纸面上看，大明对于百姓是相当宽厚的，最为典型的便是“养济院”、“惠民药局”和“漏泽园”，这三样分别相当于后世的敬老院、全民医保和公墓，让楚凡吃惊地是，这些全都是免费的！
不仅如此，养老也是免费的，洪武年间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每月给五斗米三斤酒和五斤肉，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更加给一匹帛和十斤絮”；明太祖之后成化之前，历任皇帝还不断给这个制度加码，英宗时更把养老年龄降低到了七十岁！
民生方面如此，限制土地兼并同样如此，《大明律》中虽然有士绅免除徭役的条款，可从没规定士绅和读书人可以不纳粮！士绅不纳粮是从嘉靖年间才开始写入补充律令的，而且还根据品级有相应的限额——当然，楚凡也知道在此之前这帮子读书人肯定就开始逃税了，嘉靖朝不过是补了个合法的手续而已。
这也难怪，所谓“好经都被和尚念歪了”，只要是人*治社会，这样的变化就避免不了。
如何把人*治社会变为法*治社会，彻底杜绝这样的现象那是后话，楚凡当前的任务就是先把纸面的功夫做好，修订出一本可以立即执行的《耽罗律》。
好的律令当然要保留，楚凡动刀的地方便是士绅特权这一块。
既然士绅免税的滥*觞是《大明律》中免除徭役的条款，那楚凡干脆就把除了兵役之外的所有徭役都免了！
他这么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古代的徭役制度实在是个滥用权力的大黑洞！平心而论，不用花钱便能让人白干活这种事对于人性的考验太大了，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诱惑下把持得住，尤其是那些一手遮天的“父母官”——既然征发民伕服徭役的借口多得是，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帮自己干点私活呢？即便没私活可干，也可以用他们的劳动换点利益呀，这就是古代徭役越来越繁重的根本原因！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也简单，那就是将所有需要征发徭役的事务，比如修筑城墙、兴修水利、押运物资等等全部改为有偿服务；百姓付出劳动，官府给予报酬，最终将无偿征发转变为外包业务。
光把免除徭役这个口子扎紧还不够，楚凡在《耽罗律》中特意加了一条便是“所有田土，无论大小，均需依律纳税，士绅不得例外”，从纸面上杜绝了特*权阶级兼并土地转移赋税的可能。
当然，楚凡知道这么搞“一刀切”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帮你打江山？
为此，楚凡抛出了另一个诱饵，那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份——耽罗国乃至即将成立的朝鲜傀儡政府中，各种勋贵和官吏将根据各自等级获得一定数量的股份；获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赏赐，一种是购买权。
这样做好处多多：首先是特*权得以彰显。所谓特*权，无非就是普罗大众没有的你有，而且拥有的这个权利能带来巨大好处。大明的读书人为什么能高人一等？还不就因为一入此门就能获得免除徭役赋税的特*权；而这特权又能转化为巨大的经济利益——本来应该交给朝廷的税银部分或是全部转交到读书人的手里；试想一下，如果读书人没这点好处，还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吗？
特*权的稀有独特和经济上的好处东印度公司的股份一样不少——自打牛岛基地粗定之后，东印度公司几乎停止了募股，而且以后楚凡将对股份控制得更严；而每一股第一年的分红足以让任何人都嫉妒得发狂。
其次便是能通过股权在经济上将这些权力拥有者们——不管是明人还是朝鲜人——捆绑在一起，大大增加了他们背叛的成本；楚凡相信这样的手段远比什么扣押家人作为人质要高明得多，毕竟，真金白银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终极追求目标。
第三便是能通过募股回笼大量的银子。这次撒出去的股权大部分都将是购买权，赏赐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东印度公司虽说不怎么缺银子，可未来几个大项目，比如烟草、甘蔗、辣椒等原料的种植基地建设都是烧钱的黑洞，未雨绸缪是上策。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楚凡准备利用东印度公司扭转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观念，他要以商立国！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几次摸到了资本主义的门边，却因种种原因失之交臂；宋末是一个，明末是一个，两个时期江南一带手工作坊的规模都已经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最后却没能完成那临门一脚。
表面上看，这两次都是因为异族入侵打断了这个进程，可深究一下便可以发现，“士农工商”这个等级观念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换句话说，即便没有蒙古人和鞑子的入侵，资本主义也不可能顺利地在中国大地上降生。
以明清时期的盐商为例，无论是财力还是政治影响力，都可谓空前绝后，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扬州的盐商没有任何一家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原因无他，就因为商业是贱业！
绝大多数的盐商，其发展轨迹是这样的：通过贩盐赚取银子，有了银子就买地、供子弟读书，等到子弟考取功名后，继续兼并土地，最终成为大地主并放弃贩盐。
这也是当时其他许多工商业成功者的发展轨迹，他们赚取的利润大多转移到了土地上，使得工商业本身始终处于一种缺乏积累的状况，最终无法完成英国的那种工业革命。
楚凡现在面临的，是改变这种观念最好的时机——他的核心团队要么是经历过家破人亡的辽东流民，要么是杀人如麻的东海海盗，或者是被剥夺了官职的朝鲜流官，总之都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观念当然就不会像既得利益者那么固化，“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要模糊得多。
如果在他们从社会底层向特权阶级转化的过程中将之与“工商”捆绑在一起，也就是和东印度公司捆绑在一起，再加上强力压制土地兼并，无形中就能让“工商”的地位大大提升，最终变成“工商”利益的守护者。
有了这样一个阶层作为后盾，楚凡才有可能在将来同大明那些不可一世的读书人掰一掰手腕，把江南的巨商大贾争取过来，让资本主义最终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
这，才是耽罗国鼎故革新的核心！(未完待续。)
在这过程中，楚凡发现，如果仅仅从纸面上看，大明对于百姓是相当宽厚的，最为典型的便是“养济院”、“惠民药局”和“漏泽园”，这三样分别相当于后世的敬老院、全民医保和公墓，让楚凡吃惊地是，这些全都是免费的！
不仅如此，养老也是免费的，洪武年间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每月给五斗米三斤酒和五斤肉，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更加给一匹帛和十斤絮”；明太祖之后成化之前，历任皇帝还不断给这个制度加码，英宗时更把养老年龄降低到了七十岁！
民生方面如此，限制土地兼并同样如此，《大明律》中虽然有士绅免除徭役的条款，可从没规定士绅和读书人可以不纳粮！士绅不纳粮是从嘉靖年间才开始写入补充律令的，而且还根据品级有相应的限额——当然，楚凡也知道在此之前这帮子读书人肯定就开始逃税了，嘉靖朝不过是补了个合法的手续而已。
这也难怪，所谓“好经都被和尚念歪了”，只要是人*治社会，这样的变化就避免不了。
如何把人*治社会变为法*治社会，彻底杜绝这样的现象那是后话，楚凡当前的任务就是先把纸面的功夫做好，修订出一本可以立即执行的《耽罗律》。
好的律令当然要保留，楚凡动刀的地方便是士绅特权这一块。
既然士绅免税的滥*觞是《大明律》中免除徭役的条款，那楚凡干脆就把除了兵役之外的所有徭役都免了！
他这么做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古代的徭役制度实在是个滥用权力的大黑洞！平心而论，不用花钱便能让人白干活这种事对于人性的考验太大了，很少有人能在这样的诱惑下把持得住，尤其是那些一手遮天的“父母官”——既然征发民伕服徭役的借口多得是，那为什么不让他们帮自己干点私活呢？即便没私活可干，也可以用他们的劳动换点利益呀，这就是古代徭役越来越繁重的根本原因！
其实要解决这个问题也简单，那就是将所有需要征发徭役的事务，比如修筑城墙、兴修水利、押运物资等等全部改为有偿服务；百姓付出劳动，官府给予报酬，最终将无偿征发转变为外包业务。
光把免除徭役这个口子扎紧还不够，楚凡在《耽罗律》中特意加了一条便是“所有田土，无论大小，均需依律纳税，士绅不得例外”，从纸面上杜绝了特*权阶级兼并土地转移赋税的可能。
当然，楚凡知道这么搞“一刀切”也是有问题的——如果大家都一样，没有任何实际的好处，谁会冒着生命危险帮你打江山？
为此，楚凡抛出了另一个诱饵，那就是东印度公司的股份——耽罗国乃至即将成立的朝鲜傀儡政府中，各种勋贵和官吏将根据各自等级获得一定数量的股份；获得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赏赐，一种是购买权。
这样做好处多多：首先是特*权得以彰显。所谓特*权，无非就是普罗大众没有的你有，而且拥有的这个权利能带来巨大好处。大明的读书人为什么能高人一等？还不就因为一入此门就能获得免除徭役赋税的特*权；而这特权又能转化为巨大的经济利益——本来应该交给朝廷的税银部分或是全部转交到读书人的手里；试想一下，如果读书人没这点好处，还会有那么多人趋之若鹜吗？
特*权的稀有独特和经济上的好处东印度公司的股份一样不少——自打牛岛基地粗定之后，东印度公司几乎停止了募股，而且以后楚凡将对股份控制得更严；而每一股第一年的分红足以让任何人都嫉妒得发狂。
其次便是能通过股权在经济上将这些权力拥有者们——不管是明人还是朝鲜人——捆绑在一起，大大增加了他们背叛的成本；楚凡相信这样的手段远比什么扣押家人作为人质要高明得多，毕竟，真金白银才是绝大多数人的终极追求目标。
第三便是能通过募股回笼大量的银子。这次撒出去的股权大部分都将是购买权，赏赐只占其中很小一部分——东印度公司虽说不怎么缺银子，可未来几个大项目，比如烟草、甘蔗、辣椒等原料的种植基地建设都是烧钱的黑洞，未雨绸缪是上策。
最后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楚凡准备利用东印度公司扭转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观念，他要以商立国！
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几次摸到了资本主义的门边，却因种种原因失之交臂；宋末是一个，明末是一个，两个时期江南一带手工作坊的规模都已经超过了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最后却没能完成那临门一脚。
表面上看，这两次都是因为异族入侵打断了这个进程，可深究一下便可以发现，“士农工商”这个等级观念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阻碍作用，换句话说，即便没有蒙古人和鞑子的入侵，资本主义也不可能顺利地在中国大地上降生。
以明清时期的盐商为例，无论是财力还是政治影响力，都可谓空前绝后，可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扬州的盐商没有任何一家发展成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企业，原因无他，就因为商业是贱业！
绝大多数的盐商，其发展轨迹是这样的：通过贩盐赚取银子，有了银子就买地、供子弟读书，等到子弟考取功名后，继续兼并土地，最终成为大地主并放弃贩盐。
这也是当时其他许多工商业成功者的发展轨迹，他们赚取的利润大多转移到了土地上，使得工商业本身始终处于一种缺乏积累的状况，最终无法完成英国的那种工业革命。
楚凡现在面临的，是改变这种观念最好的时机——他的核心团队要么是经历过家破人亡的辽东流民，要么是杀人如麻的东海海盗，或者是被剥夺了官职的朝鲜流官，总之都不是既得利益者；他们的观念当然就不会像既得利益者那么固化，“士农工商”这样的等级要模糊得多。
如果在他们从社会底层向特权阶级转化的过程中将之与“工商”捆绑在一起，也就是和东印度公司捆绑在一起，再加上强力压制土地兼并，无形中就能让“工商”的地位大大提升，最终变成“工商”利益的守护者。
有了这样一个阶层作为后盾，楚凡才有可能在将来同大明那些不可一世的读书人掰一掰手腕，把江南的巨商大贾争取过来，让资本主义最终在东方这片土地上深深地扎下根。
这，才是耽罗国鼎故革新的核心！(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