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奸似忠说陈祗
沈伯俊
董允（？－246），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人。董和之子。董和在刘璋手下曾任益州郡太守，执法严谨，为政清廉，深得民众拥戴。刘备夺取益州后，任命他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负责处理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务。他勤于国事，为人坦诚，事有不妥，能与诸葛亮反复磋商，深得诸葛亮称赞。董允继承家风，年轻时即与费祎齐名。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迁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费祎总摄宫中之事。不久，费祎调任丞相参军，董允迁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由于郭攸之性格温顺，而董允忠直敢言，谏诤后主过失的责任实际上都落在他的肩上。他刚直不阿，处事总是防患于未然，对后主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敢于劝阻。例如，后主多次企图增加后宫嫔妃；董允却认为古代后妃人数不能超过十二个，现在人数已经够了，不宜增加。后主无可奈何，对他颇有几分敬畏。对于后主宠爱的宦官黄皓，董允经常管束督责，因而黄皓更是怕他，不敢为非作歹，其身份不过是小小的黄门丞。延熙七年（244），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与蒋琬、费祎并为蜀汉重臣。在这十几年间，蜀汉宫廷风气较正，后主基本上能守君道。因此，蜀汉民众无不追思董允。《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董）允立朝，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
许靖（？—222），字文休，是汉末三国时期名气很大的人物。他年轻时就与从弟许劭以善于品评人物著称，每个月都要更换对当时知名人物的评价排序，号称“汝南月旦评”。大家熟悉的那句对曹操的千古定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出自许劭之口。许靖名气不如许劭，而且由于感情不合，曾被许劭排斥；但凭着正直的品格和过人的才干，在汉灵帝在位时就担任了尚书郎，主管官员的选拔。灵帝死，少帝即位，董卓进京，控制朝政。许靖协助吏部尚书周毖，仍尽力举荐任用优秀人才：进用荀爽、韩融、陈纪等名士为公卿郡守，任命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韩馥等人上任后，都起兵讨伐董卓；为此，董卓杀害了周毖。许靖逃离洛阳，在天下大乱中辗转流徙于豫州、吴郡、会稽，后又远赴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收恤亲里，经纪振赡，出于仁厚”；“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后来，益州牧刘璋派人邀请他，许靖便来到蜀中，先后任巴郡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夺取益州，以许靖为左将军长史（此时刘备的主要官衔是“左将军领荆、益二州牧”）。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以许靖为太傅，名义上位居文臣之首。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又以许靖为司徒，在文臣中仅次于丞相诸葛亮。此时，许靖已经年逾七十，虽然不掌实权，但因几十年的盛名，加之爱惜人才，乐于奖掖后进，威望很高，连诸葛亮都很尊重他。
在谈论蜀汉的亡国之祸时，人们常常批评后主刘禅的昏庸无能，痛斥宦官黄皓的奸佞乱国，这当然是对的。然而，绝大多数读者，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却忽略了一个助长刘禅的昏庸，促使蜀汉后期朝政**的关键性人物——陈祗。
陈祗（？—258），字奉宗，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蜀汉重臣许靖之兄的外孙。他自幼失去双亲，因而在许靖家长大，并一直跟在许靖身边。
借助许靖在蜀汉的崇高地位和声望，陈祗弱冠（二十岁左右）便已知名，逐步升迁为选曹郎（负责选拔官员的尚书郎）。他相貌堂堂，多才多艺，颇有心计和手段，受到当时执掌朝政的大将军费祎的赏识。延熙九年（246）冬，头号执政大臣、大司马蒋琬和辅助蒋琬、费祎，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侍中、尚书令董允逝世，费祎便把陈祗破格提拔为侍中，代替董允主管宫中事务，从而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然而，陈祗继任侍中后，既没有继承许靖宽仁大度、公忠体国的品格，也没有学习董允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风骨，却一反董允成规，与黄皓内外勾结，一味迎合后主的享乐**，使其开始走上昏庸之路；黄皓也晋升为黄门令，开始干预政事。对费祎、姜维等执政大臣，陈祗则玩弄两面手法，极力敷衍，继续骗取他们的信任。延熙十四年（251），尚书令吕乂卒，他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掌握了更大的权力。由于费祎北驻汉寿（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两年后被刺于该地，姜维则长期在外领兵打仗，两人都很少过问朝政，因此，朝中大权，实际上被陈祗所控制。于是，陈祗更加肆无忌惮地串通黄皓，进一步引诱后主沉溺于声色犬马。在二人的包围和迎合下，后主贪图享乐的性格弱点日益膨胀，觉得二人对自己处处顺从体贴，把自己服侍得很舒服，很顺心。相比之下，那位动不动就谏阻自己的董允，自然让他想起来就不舒服；久而久之，竟至“追怨允日深”。在陈祗掌权的十二年间（246－258），善恶混淆，是非颠倒，后主越来越昏庸，朝政也越来越**。由此可见，他实在是一个看似办事能干，实则奸佞误国的小人！
可叹的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却被糊涂的后主视为“忠臣”。景耀元年（258），陈祗卒，后主竟然深感痛惜，为之流涕，甚至下诏追谥他为“忠侯”！后主还赐其子陈粲关内侯爵位，提拔其次子陈裕为黄门侍郎。如此宠爱厚待，在蜀汉后期极为罕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古人云：“大奸似忠。”陈祗正是这样一个大奸似忠的角色。
陈祗死后，黄皓由黄门令晋升为中常侍、奉车都尉，全面操纵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短短几年就使蜀汉政治败坏到难以收拾，以至“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终于，当曹魏几路大军杀来，姜维等人不得不穷于应付；而当邓艾偷度阴平，诸葛瞻战败而死，后主便仓皇出降，蜀汉就此覆灭。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疆域最小，国力最弱，长期与魏对峙，民力已消耗殆尽；其次是因后期朝政**，加速了国势的衰落。对此，刘禅本人当然要负主要责任；陈祗、黄皓促使刘禅昏庸，朝政**，罪不可赦；而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后期执政大臣缺乏远见卓识，军事、政治举措多有不当，对陈祗、黄皓专权乱国缺乏足够的警觉和有力的抑制，也并非毫无干系。
想当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总结历史经验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可惜，刘禅逐渐淡忘了诸葛亮的谆谆嘱咐。蜀汉后期的历史，再一次印证了这一历史经验。
可以说，蜀汉后期的**，始于陈祗的当权。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相貌威严、颇有能力的人物，应该说原本具有起码的是非感，为何却偏要昧着良心当小人，以致祸国殃民？他是怎样巧言令色，骗取费祎这样精明强干的贤臣的好感和信任？他又是怎样迷惑后主，竟然成为后主最宠信、最离不开的大臣？这些都很值得研究。
然而，由于《三国演义》没有具体描写蜀汉后期政治的演变，陈祗在小说中根本没有出场，而绝大多数读者又并未通读（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史书《三国志》，因此，这个对蜀汉危害极大的奸臣，竟长期逃脱了多数人的口诛笔伐。有感于此，笔者特撰此文，予以揭露和鞭挞。
ps：这是从一个历史网站摘抄下来的，看着的时候，晴了都觉得一脑门子的冷汗，描绘这样一位奸臣，还得让他立志，格老子的，难度可是不小啊。还好咱只是穿越，所以诸位历史学家等人请勿完全对号入座。
沈伯俊
董允（？－246），字休昭，南郡枝江（今湖北枝江东北）人。董和之子。董和在刘璋手下曾任益州郡太守，执法严谨，为政清廉，深得民众拥戴。刘备夺取益州后，任命他为掌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共同负责处理左将军大司马府事务。他勤于国事，为人坦诚，事有不妥，能与诸葛亮反复磋商，深得诸葛亮称赞。董允继承家风，年轻时即与费祎齐名。初为太子舍人；后主即位，迁黄门侍郎，颇得诸葛亮信任。诸葛亮北伐，留他与郭攸之、费祎总摄宫中之事。不久，费祎调任丞相参军，董允迁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亲兵。由于郭攸之性格温顺，而董允忠直敢言，谏诤后主过失的责任实际上都落在他的肩上。他刚直不阿，处事总是防患于未然，对后主的一些不合理的要求敢于劝阻。例如，后主多次企图增加后宫嫔妃；董允却认为古代后妃人数不能超过十二个，现在人数已经够了，不宜增加。后主无可奈何，对他颇有几分敬畏。对于后主宠爱的宦官黄皓，董允经常管束督责，因而黄皓更是怕他，不敢为非作歹，其身份不过是小小的黄门丞。延熙七年（244），董允以侍中守尚书令，为大将军费祎副贰，与蒋琬、费祎并为蜀汉重臣。在这十几年间，蜀汉宫廷风气较正，后主基本上能守君道。因此，蜀汉民众无不追思董允。《华阳国志·刘后主志》赞许道：“（董）允立朝，正色处中，上则匡主，下帅群司。于时蜀人以诸葛亮、蒋（琬）、费（祎）及允为‘四相’，一号‘四英’。”
许靖（？—222），字文休，是汉末三国时期名气很大的人物。他年轻时就与从弟许劭以善于品评人物著称，每个月都要更换对当时知名人物的评价排序，号称“汝南月旦评”。大家熟悉的那句对曹操的千古定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就出自许劭之口。许靖名气不如许劭，而且由于感情不合，曾被许劭排斥；但凭着正直的品格和过人的才干，在汉灵帝在位时就担任了尚书郎，主管官员的选拔。灵帝死，少帝即位，董卓进京，控制朝政。许靖协助吏部尚书周毖，仍尽力举荐任用优秀人才：进用荀爽、韩融、陈纪等名士为公卿郡守，任命韩馥为冀州牧，刘岱为兖州刺史，孔伷为豫州刺史，张邈为陈留太守。韩馥等人上任后，都起兵讨伐董卓；为此，董卓杀害了周毖。许靖逃离洛阳，在天下大乱中辗转流徙于豫州、吴郡、会稽，后又远赴交趾（治所在今越南河内东北）。无论走到哪里，他都“收恤亲里，经纪振赡，出于仁厚”；“每有患急，常先人后己”，因而赢得了普遍的赞誉。后来，益州牧刘璋派人邀请他，许靖便来到蜀中，先后任巴郡太守、广汉太守、蜀郡太守。建安十九年（214），刘备夺取益州，以许靖为左将军长史（此时刘备的主要官衔是“左将军领荆、益二州牧”）。建安二十四年（219），刘备称汉中王，以许靖为太傅，名义上位居文臣之首。章武元年（221），刘备称帝，又以许靖为司徒，在文臣中仅次于丞相诸葛亮。此时，许靖已经年逾七十，虽然不掌实权，但因几十年的盛名，加之爱惜人才，乐于奖掖后进，威望很高，连诸葛亮都很尊重他。
在谈论蜀汉的亡国之祸时，人们常常批评后主刘禅的昏庸无能，痛斥宦官黄皓的奸佞乱国，这当然是对的。然而，绝大多数读者，包括绝大多数学者，却忽略了一个助长刘禅的昏庸，促使蜀汉后期朝政**的关键性人物——陈祗。
陈祗（？—258），字奉宗，汝南平舆（今河南平舆）人，蜀汉重臣许靖之兄的外孙。他自幼失去双亲，因而在许靖家长大，并一直跟在许靖身边。
借助许靖在蜀汉的崇高地位和声望，陈祗弱冠（二十岁左右）便已知名，逐步升迁为选曹郎（负责选拔官员的尚书郎）。他相貌堂堂，多才多艺，颇有心计和手段，受到当时执掌朝政的大将军费祎的赏识。延熙九年（246）冬，头号执政大臣、大司马蒋琬和辅助蒋琬、费祎，负责处理日常政务的侍中、尚书令董允逝世，费祎便把陈祗破格提拔为侍中，代替董允主管宫中事务，从而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然而，陈祗继任侍中后，既没有继承许靖宽仁大度、公忠体国的品格，也没有学习董允清正廉明、刚直不阿的风骨，却一反董允成规，与黄皓内外勾结，一味迎合后主的享乐**，使其开始走上昏庸之路；黄皓也晋升为黄门令，开始干预政事。对费祎、姜维等执政大臣，陈祗则玩弄两面手法，极力敷衍，继续骗取他们的信任。延熙十四年（251），尚书令吕乂卒，他又以侍中守尚书令，加镇军将军，掌握了更大的权力。由于费祎北驻汉寿（今四川省广元市昭化镇），两年后被刺于该地，姜维则长期在外领兵打仗，两人都很少过问朝政，因此，朝中大权，实际上被陈祗所控制。于是，陈祗更加肆无忌惮地串通黄皓，进一步引诱后主沉溺于声色犬马。在二人的包围和迎合下，后主贪图享乐的性格弱点日益膨胀，觉得二人对自己处处顺从体贴，把自己服侍得很舒服，很顺心。相比之下，那位动不动就谏阻自己的董允，自然让他想起来就不舒服；久而久之，竟至“追怨允日深”。在陈祗掌权的十二年间（246－258），善恶混淆，是非颠倒，后主越来越昏庸，朝政也越来越**。由此可见，他实在是一个看似办事能干，实则奸佞误国的小人！
可叹的是，这样一个地地道道的小人，却被糊涂的后主视为“忠臣”。景耀元年（258），陈祗卒，后主竟然深感痛惜，为之流涕，甚至下诏追谥他为“忠侯”！后主还赐其子陈粲关内侯爵位，提拔其次子陈裕为黄门侍郎。如此宠爱厚待，在蜀汉后期极为罕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古人云：“大奸似忠。”陈祗正是这样一个大奸似忠的角色。
陈祗死后，黄皓由黄门令晋升为中常侍、奉车都尉，全面操纵朝政，结党营私，卖官鬻爵，短短几年就使蜀汉政治败坏到难以收拾，以至“入其朝，不闻直言；经其野，民有菜色”。终于，当曹魏几路大军杀来，姜维等人不得不穷于应付；而当邓艾偷度阴平，诸葛瞻战败而死，后主便仓皇出降，蜀汉就此覆灭。
蜀汉灭亡的根本原因，是疆域最小，国力最弱，长期与魏对峙，民力已消耗殆尽；其次是因后期朝政**，加速了国势的衰落。对此，刘禅本人当然要负主要责任；陈祗、黄皓促使刘禅昏庸，朝政**，罪不可赦；而姜维、董厥、樊建、诸葛瞻等后期执政大臣缺乏远见卓识，军事、政治举措多有不当，对陈祗、黄皓专权乱国缺乏足够的警觉和有力的抑制，也并非毫无干系。
想当初，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总结历史经验道：“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可惜，刘禅逐渐淡忘了诸葛亮的谆谆嘱咐。蜀汉后期的历史，再一次印证了这一历史经验。
可以说，蜀汉后期的**，始于陈祗的当权。这样一个出身名门、相貌威严、颇有能力的人物，应该说原本具有起码的是非感，为何却偏要昧着良心当小人，以致祸国殃民？他是怎样巧言令色，骗取费祎这样精明强干的贤臣的好感和信任？他又是怎样迷惑后主，竟然成为后主最宠信、最离不开的大臣？这些都很值得研究。
然而，由于《三国演义》没有具体描写蜀汉后期政治的演变，陈祗在小说中根本没有出场，而绝大多数读者又并未通读（甚至根本没有读过）史书《三国志》，因此，这个对蜀汉危害极大的奸臣，竟长期逃脱了多数人的口诛笔伐。有感于此，笔者特撰此文，予以揭露和鞭挞。
ps：这是从一个历史网站摘抄下来的，看着的时候，晴了都觉得一脑门子的冷汗，描绘这样一位奸臣，还得让他立志，格老子的，难度可是不小啊。还好咱只是穿越，所以诸位历史学家等人请勿完全对号入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