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教授的意思——历数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体制改革，一个比较成功的案例就是明朝张居正所实施的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改革，历史抹杀不了张居正的功绩，但史学家却将张居正的政治改革的功效定性为——将大明王朝奄奄一息的寿命延长了几十年，张居正整顿吏治的核心手段就是绩效制和问责制，简单的说就是你下面的官员干出的成绩我给你统计起来，大家排个名，成绩不好的官员自然会有压力，你下面的官员要是没干出成绩甚至出了事闯了祸，我张居正就问你的责，这样一来，官员们自然不敢怠慢自己的本职工作，吏治起到了效果，官僚地主阶层剥削农民的现象得到了收敛，社会上的矛盾摩擦减少了，农民也就不造反了。张居正虽然是千古一相，其政治改革上的成就在中国的历史上几乎无人匹敌，但这也只能说明张居正把中央集权体制内的人治功能发挥到了极致，并且借着问责制的形式排除了异己，形成了家天下的模式，这其实是一种很危险的模式，后来张居正“人亡政息”的结果就是历史无情地否定了他的政治经济改革的功劳，看一项改革成不成功，“人亡政不息”是一个很重要的标准，这里面包涵的意义就是——当一位的政治家的改革已经深入人心的时候，他虽然离去了，但是他的政治经济改革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并且社会将继续沿着这种模式运转下去，不会因为他（她）的离去而分崩离析。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最深入人心的理念就是计划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变，包括黑猫白猫的实用哲学理念都已经深入人心，这一点应该给予肯定。但是政治体制改革却没有一个本质地飞跃。历朝历代的绩效制和问责制的实施无疑都会给这个古老的国家注入一支强心针，延长了这个国家的寿命，但这种疗法无疑就是一种治标不治本的疗法，并且还有可能拖延治疗的最好时机。中央集权模式下的官僚因为缺少监督，他们好吃懒做，贪赃枉法是必然趋势。于是在这种中央集权的模式下，唯有用问责制才能既不触动统治阶级的核心利益，又能起到整顿吏治的效果。这种问责制的实施甚至能够起到巩固皇帝权威的效果。实际上官员怕的只是皇帝，并不怕老百姓。而明朝的言官制度的成熟使张居正的这种问责制实施起来事半功倍，明朝的问责制就算排斥了老百姓的参与，但因为体制内的监督机制已经比较成熟，使得绩效制和问责制能够顺利开展，并且起到了良好的效果。那么目前中国体制内的民主机制甚至还不如明朝，因为我还没见过哪个处长有胆量弹劾省长，就算有个别人这么做了，但不受到省长打击报复的就更是凤毛麟角了。当然有人说明朝的言官素质不高，都是在搞帮派，泄私愤，为了谋取私人利益而对朝廷里的主要官员进行弹劾，那么我反问一句，现在的官员素质很高吗？现实中的民主机制的实质是什么？就是将大大小小的利益冲突、分配等等问题在公开透明的场合经过法定的程序用投票的方式来进行表决。台湾的议会常常大打出手，因为中国的政客暗地里勾心斗角，玩厚黑、耍流氓、出阴招，都已经养成惯了，现在你能在台上开打已经算是一种进步了，也许打着打着就知道文明了。台湾作为中国民主的试验田，已经初见成效了，研究他的民主走向有着非常深远的意义。
听着这位教授的话，我心想：“中央问责，是出了问题才问责，罗公子在城南工业园里做出来的‘锦绣文章’只要不露馅，利益格局不被打破，中央不会也许也不想知道里面的猫腻，所以对于预防**而言，问责制只是在望洋兴叹罢了。”。
(*^__^*)
听着这位教授的话，我心想：“中央问责，是出了问题才问责，罗公子在城南工业园里做出来的‘锦绣文章’只要不露馅，利益格局不被打破，中央不会也许也不想知道里面的猫腻，所以对于预防**而言，问责制只是在望洋兴叹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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