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中英合作的快速扩展,特别是双方在经济、军事合作上的进一步加速后,《中英贸易和互惠通商条约》的意义和价值就变得更为紧迫,双方都想尽快签订,问题是这一条约的前提是中方扩展出足够多的特区工界,允许英方资本进入投资。

    对外投资是英国主要的经济增长指数,英国对此也是非常重视的。

    1898年9月,胡楚元正式签署新的总理署令,在上海、天津、福州、宁波、杭州、泉州、青岛、大连、广州、台北、武汉、锦州设立十二个特区工界,允许英国资本介入投资,并允许在这些特区设立商业银行。

    10月,清政府和美、德、法三大传统贸易国签订类似的贸易条约。

    11月至12月,清政府和沙俄、意大利、奥匈、比利时、丹麦、瑞典等国陆续签署通商条约,规定双方互有投资权限和部分金融开放市场。

    由于中英协约关系是第一权限的,大多数通商条约中,英镑都被规定为除两国货币外的第三选项,进一步维持了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同时,清政府开始更大规模的储备英镑。

    做为一个主要的退让,清政府允许各国流动资本进入股市、上海贵金属交易市场,但也有其他各项条款的限制,防止资金的炒作和大幅度的撤退。

    受这一系列条款的刺激,国际市场对白银的需求和投机陡然增加,白银价位继续疯涨,很快逼近兑1克黄金的历史新高。

    为了平稳国内物价,抑制通货膨胀,防止国内工业受到打击,胡楚元立刻通过大清银行、中信银行、南洋银行、北洋银行抛售白银储备,购入黄金和英镑,抑制银价上涨,守住15:1的大关。

    国际资本的不可控性是很明显的,在短短几个月内,大清银行和四大国内银行的黄金储备量就增长到了3150吨,另外持有超过约值1.4亿英镑的外汇,主要为英镑和美元,白银则大量抛售。

    与此同时,胡楚元也很艰难的守住15:1的大关,使得国内经济的通货膨胀系数维持在较为合适的地步。

    适当的通货膨胀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在对内投资规模较大的时期。

    在这股大潮中,胡楚元进一步加大了对内投资的力度,同时,他也缩减对外国的私人投资,将资本进一步的抽回亚洲。

    截至1899年1月,胡楚元在外国的总资本总额缩减至英镑,在国内的资本总额则增至英镑。

    他名下的企业大多数都没有直接上市,而是纯粹依靠康采恩的模式运作,从投资银行获取启动资本,从商业储蓄银行获取贷款,然后进行大规模的工业投资。

    同样,他也有足够的利润支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他甚至将教育捐款增加到了每年1.4亿清圆,增建了更多的技工学校、中专工程学校和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在这股大浪潮中,他提出全面学习德国的口号,派遣了大量的官员、商人、乡绅、名流前往德国考察,制定详细的德国公报,研究德国经济、政策、军事、政治和文化,从教育、军事、经济、科技各个方面都在抄袭德国的政策。

    然而,事实是中国和德国已经渐行渐远。

    国际局势的变化是说不清,谁也不清楚,或许有一天,中德又要结盟……中国的未来仍然是模糊的,即便是胡楚元也无法说清楚。

    时间过得很快,1899年也仿佛是一晃而过。

    1900年初,清政府陆续和三十多个国家、地区签署了互惠通商协定,伴随着这个过程,中国通商银行、中信银行也加大了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分行的步伐,随着《中央货币管理条例》、新的《贵金属管理法》实施,国内货币政策逐步开始央行化,国家黄金、英镑及其他主要外汇的储备量都在增加。

    中国仍然控制世界上25%的白银储备,对世界银价拥有最大的影响力,也逐步将银价稳定在克黄金的兑价,维持着国内商品的出口指数。

    某种程度上,胡楚元也效仿了日本的一些政策,陆续颁布了《征用土地补偿条列》、《土地交易税收条例》、《国家义务征兵法案》。

    利用这一系列的条款,政府的中央财政收入大规模增加,同时稳定了黄金储备,抑制了国内黄金外流的可能性,对于国内的农业经营,清政府也主推中信社模式。

    事实上,所有后发展起来的国家都有一个统一的特点,那就是早期经济和对外贸易完全依靠农业,类似于美国、中国这样幅员辽阔,劳动力人口充沛的国家,农业发展更是最为关键的基础。

    1873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越英国(仅核算英国本土),至1884年,工业产值超过农业占据总经济比的53.4%,但直到1890年,美国经济出口的主体仍然是农业。

    1899年,中国对外出口总额增加到4.78亿美元,纺织品及原料牢牢占据第一位,其他商品排序依次是煤矿、茶叶、铝及铝合金、糖、丝麻原料、瓷器、机械、船舶、中药材及制品、烟叶及卷烟制品,机械、瓷器、轮船、钢铁、金属制品等工业产品主要销往亚洲、南美洲和非洲。

    在和英国达成合作协约后,英国的庞大殖民地市场骤然对中国开放,中国工业品开始获取了几乎等同英国的互惠关税政策,在非洲、西亚、澳大利亚的市场份额迅速扩大。

    英国最为著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曾经说过,50年代,西班牙的铅制品兵人玩具都是英国制造,70年代,英国的铅制品兵人玩具都是德国制造。

    在1870年-1880年,德国制造还属于一种被英国人嘲笑的低附加值和简单的范围,到了80年代中后期,德国制造就已经对英国本土市场构成了威胁。

    从1885年开始,中国的低附加值和简单的工业品进入世界市场,到了1899年,即便是在最为遥远的智利、南非、埃及、加纳,中国制造的马灯、农具、刀具、打火机、火柴、煤油灯、煤炉、玩具、乐器、工业包装用纸、印刷纸都占据着不低的市场份额。

    同样的,美国的机械制品也开始对德国、英国产生冲击,占据农业机械的世界出口份额的40%,而美国的农业机械化也在快速提升。

    不同于80年代的德国,90年代的美国,中国同时还是一个奢侈品出口国,大量对外销售丝绸、丝织品、精纺、精麻织品、瓷器、锡器、银器、白铜制品、木雕、漆器、珐琅、景泰蓝、唐三彩、盆景石雕、玉石首饰、珍珠、狐裘、貂皮等工艺品和奢侈品。

    为了稳固这些出口份额,中国也对工艺品市场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制定了大量的市场准则。

    中国同时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中药材、花生油、蜂蜜、家具、麻油、葵花油、樟脑丸、黄酒、药酒出口国。

    化肥工业诞生于英国,发展于德国,真正将这个产业做大的则是美国人。

    中国的化肥工业也在快速窜升,1898年,中国的化肥消费总量达到2490万吨,相比1890年增加26倍,自产率为63%,成为世界上第三大的化肥生产国和第二大消费国。

    在1899年,伴随着中国内部的铁路、航运市场的进一步扩大,中国的生铁总产量达到3450万吨,占世界生产总产量的30%,一举超越美国、德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铁制造国。

    中国的钢产量则提升到947万吨,仅次于美国和德国,超过英法两国,中国的轮船制造吨位一举超过英德美三国,外销吨位也在世界出口总额占到14%的比例,仅次于英国、德国。

    伴随着纺织工业的进一步膨胀,以及中国化工产业的提升,在染料市场上,中国染料在世界出口总额中的比重虽然不足14%,但在总产能上却超过了英国、美国和法国,仅次于德国。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国内市场,机械、船舶、纺织、化肥、染料等主流市场的产能虽然在不断扩张,仍然不能满足国内商品的需求,德国和美国对华出口随之增长。

    随着英国剩余资本开始大幅度进入中国沿海城市投资,即便中国的国内市场需求仍将保持每年11%的增长幅度,预计在1910年,国内主要工业产能也将基本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开始从内需型经济转向出口型经济。

    市场证明一切。

    中英合作的空间确实是最大的,也最容易契合。

    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吸收国。

    然而,市场经济的繁荣并不能代表和平。

    随着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俄日两国都加快了备战步伐,俄国陆军总数从常备的112万增加到了137万人,日本也从47万增加了53万人。

    在远东,法俄两国投入巨额资金抢修了远东铁路,最前端已经抵达卡缅斯克(全称克拉斯诺卡缅斯克),距离满洲里不过几十公里之遥。

    在西北,新疆起义一直在不停的爆发和覆灭中,通过中亚走廊,法俄日都在挑唆西北地区在中国领土中独立,为中国制造更大的麻烦,为他们出兵远东获取机会。

    1899年4月,就在胡楚元开启“开化运动”,加大力度推行禁烟、放足、新文三大新文化政策的同时,新疆伊犁就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分裂暴乱。

    1900年1月,新疆伊犁地区乱军规模已经超过七万余众,在伊犁一带重新建立叶尔羌汗国,董福祥的甘军本是西北第一军,在西北地区已经驻守了十多年,装备精良,骑兵充足,却反而是连战连败,甚至连经营多年的乌苏要塞都丢失了。

    这一切都让胡楚元意识到,新疆动乱的背后不只是俄国的扶持那么简单。

    他再也无法忍耐,亲自率领湖广兵团最为精锐的李开邺部前往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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