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查阅历史资料，我才知道我们在这一带的作战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宜沙战役”。)我王大勇也成了整个大战役当中的一个小小的参与者、目击者和幸存者。
据史料记载，1949年5月初，国民党军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部4个军（我们所属的第二军就在其中）及保安团队共约10万人布防于湖北省秭归至郝穴间长江两岸，重点在宜昌、沙市，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由此渡江。
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解放武汉后，第13兵团进至襄樊、天门地区休整，作歼灭宋希濂集团的准备。7月6日，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所属第38、第47、第49军和配属的第39军共约25万人，乘机发起宜沙战役。
7月12日，第47军和第38军一部从东、西、北三面猛攻宜昌，并以炮火控制长江水面，拦阻国民党军渡江南撤。第38军主力由宜昌东南古老背渡江，拟迂回至宜昌对岸切断国民党军退路，第49军于15日攻占沙市。
宋希濂见宜昌三面被围、向江南的退路将被切断，急令江北部队利用夜间人民解放军炮火不便封锁江面之机渡江，连同江南部队一起向西撤退。
第13兵团于7月16日解放宜昌，并以主力渡江追击，歼国民党军后尾一部。后因宋希濂集团已远逃湘鄂西部山区，遂于7月18日停止追击，战役结束。
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打开了南进湘西的大门，切断了宋希濂集团与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宜昌战斗所以惨烈，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解放军最厉害的“万岁军”，也就是**所率四野的38军，此时的军长是名将梁兴初。
当兵的因受****，既不能看报又听不到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我们对决定两党、两军命运的“三大战役”，对“百万雄狮过大江”等，均是闻所未闻。
国民党军撤出宜昌后，解放军势如破竹，以风卷残云之势，穷追不舍。国民党军闻风丧胆，节节败退，星夜南逃，溃不成军。
**从宜昌到恩施、宜恩、咸丰、黔江等几个县，均未抵抗一枪。这时已经是四面楚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直避到四川彭水，因局势所迫，上峰命令，军队后勤人员及军官家属先向重庆方向撤退。我虽说是一名排长，但还兼着重是文书一职，随身带有公文和印信。也就同一个有病的炊事员一道，随大队人员向重庆撤退。
这时，我们这一队人马已变成乌合之众的散兵游勇，既没有武装保护，也早已是弹尽粮绝。从彭水到綦江不知几百里途中，老百姓也已逃亡。我们不但找不到粮食，就是锅碗瓢盆也没有。幸好在沿途的山坡上，老百姓种的土豆正好成熟，为了活命，我们就挖出土豆，用瓦罐煮熟充饥。
不知这样奔走了几天，我们后勤这一帮人，狼狈不堪地跑到了重庆的綦江。此时，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解放军的首长告诉我们说，你们的长官陈克非中将已宣告向解放军投诚，让我们这些人也立即放下武器，投诚于解放军。这时我们才得知，陈克非将军已经由第二军军长提任为第二十兵团中将司令官，并于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率部起义了。
我们当即由某个军官出面向解放军交涉，并宣布投诚。我并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放下了，因为事前在亡命的路途中，我的枪支及公文早就扔掉了。解放军用汽车把我们这些人送到了重庆（此时重庆已解放），后又被送到了四川的壁山县“解放大队”学习。
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不受虐待，吃饭也不限量。解放军部队首长还定期给我们做形势报告，通过学习讨论，让我们认清形势，改造思想。我还当上了学习组长，负责记录讨论笔记，并向上汇报学习改造情况。在这里学习了三个月后，根据解放军的政策及我个人的表现，如果我愿意留下，可参加人民解放军。如果我想回家也不勉强，就发放路费，遣返回乡。我因思乡心切，决定回到老家去。
1950年3月，我踏上了回乡的路。坐船到宜昌后，我就下船步行了1000余里。每到一地，都是感慨万千。到家后，解放军发给我的路费还剩下两块银元，我就交给了母亲。
回到家时，我穿件旧军大衣，背一条烂被子，一卷破毯子。头发很长，浑身脏污。一家人看到我，都感到十分突然，悲喜交加，抱头哭成一团。
我自出山阳到回家这一年时间里，往返于k省、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步行在万里以上。我到家时，家乡正在搞土改。我作为社会力量帮助政府土改，也开始耕种刚分给我们的5亩田地。
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当时的风云变幻，九死一生。世事无常，造化弄人。
我们当时的最高长官是湘鄂川黔边绥靖公署司令官兼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上将，当年他并没有投诚，1949年12月19日在四川峨边县沙坪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他也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军衔最高的**将领。1959年12月被首批特赦释放，著有《鹰犬将军》一书，于1993年2月13日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为其墓碑题写了“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
这里，我想对我们的老军长陈克非将军多写几句。在部队整体期间，我曾听过陈将军的动员报告。也曾在一年多的部队生涯中，多次听老兵谈到陈将军有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陈克非将军在带兵打仗上很有一套，在整个抗战时期屡立战功。就在我们第二军在四川溃退之时，在1949年11月初仍重创了解放军11军先遣团，取得了大陆上国民党军的最后一场胜利。
据史料记载，1949年5月初，国民党军湘鄂边区“绥靖”司令官宋希濂部4个军（我们所属的第二军就在其中）及保安团队共约10万人布防于湖北省秭归至郝穴间长江两岸，重点在宜昌、沙市，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由此渡江。
5月中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解放武汉后，第13兵团进至襄樊、天门地区休整，作歼灭宋希濂集团的准备。7月6日，第13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指挥所属第38、第47、第49军和配属的第39军共约25万人，乘机发起宜沙战役。
7月12日，第47军和第38军一部从东、西、北三面猛攻宜昌，并以炮火控制长江水面，拦阻国民党军渡江南撤。第38军主力由宜昌东南古老背渡江，拟迂回至宜昌对岸切断国民党军退路，第49军于15日攻占沙市。
宋希濂见宜昌三面被围、向江南的退路将被切断，急令江北部队利用夜间人民解放军炮火不便封锁江面之机渡江，连同江南部队一起向西撤退。
第13兵团于7月16日解放宜昌，并以主力渡江追击，歼国民党军后尾一部。后因宋希濂集团已远逃湘鄂西部山区，遂于7月18日停止追击，战役结束。
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5万余人，打开了南进湘西的大门，切断了宋希濂集团与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集团的联系。
宜昌战斗所以惨烈，是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解放军最厉害的“万岁军”，也就是**所率四野的38军，此时的军长是名将梁兴初。
当兵的因受****，既不能看报又听不到广播，完全与世隔绝。我们对决定两党、两军命运的“三大战役”，对“百万雄狮过大江”等，均是闻所未闻。
国民党军撤出宜昌后，解放军势如破竹，以风卷残云之势，穷追不舍。国民党军闻风丧胆，节节败退，星夜南逃，溃不成军。
**从宜昌到恩施、宜恩、咸丰、黔江等几个县，均未抵抗一枪。这时已经是四面楚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一直避到四川彭水，因局势所迫，上峰命令，军队后勤人员及军官家属先向重庆方向撤退。我虽说是一名排长，但还兼着重是文书一职，随身带有公文和印信。也就同一个有病的炊事员一道，随大队人员向重庆撤退。
这时，我们这一队人马已变成乌合之众的散兵游勇，既没有武装保护，也早已是弹尽粮绝。从彭水到綦江不知几百里途中，老百姓也已逃亡。我们不但找不到粮食，就是锅碗瓢盆也没有。幸好在沿途的山坡上，老百姓种的土豆正好成熟，为了活命，我们就挖出土豆，用瓦罐煮熟充饥。
不知这样奔走了几天，我们后勤这一帮人，狼狈不堪地跑到了重庆的綦江。此时，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团团包围。
解放军的首长告诉我们说，你们的长官陈克非中将已宣告向解放军投诚，让我们这些人也立即放下武器，投诚于解放军。这时我们才得知，陈克非将军已经由第二军军长提任为第二十兵团中将司令官，并于1949年12月24日在四川郫县率部起义了。
我们当即由某个军官出面向解放军交涉，并宣布投诚。我并没有什么武器可以放下了，因为事前在亡命的路途中，我的枪支及公文早就扔掉了。解放军用汽车把我们这些人送到了重庆（此时重庆已解放），后又被送到了四川的壁山县“解放大队”学习。
出人意料的是我们不受虐待，吃饭也不限量。解放军部队首长还定期给我们做形势报告，通过学习讨论，让我们认清形势，改造思想。我还当上了学习组长，负责记录讨论笔记，并向上汇报学习改造情况。在这里学习了三个月后，根据解放军的政策及我个人的表现，如果我愿意留下，可参加人民解放军。如果我想回家也不勉强，就发放路费，遣返回乡。我因思乡心切，决定回到老家去。
1950年3月，我踏上了回乡的路。坐船到宜昌后，我就下船步行了1000余里。每到一地，都是感慨万千。到家后，解放军发给我的路费还剩下两块银元，我就交给了母亲。
回到家时，我穿件旧军大衣，背一条烂被子，一卷破毯子。头发很长，浑身脏污。一家人看到我，都感到十分突然，悲喜交加，抱头哭成一团。
我自出山阳到回家这一年时间里，往返于k省、河南、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步行在万里以上。我到家时，家乡正在搞土改。我作为社会力量帮助政府土改，也开始耕种刚分给我们的5亩田地。
现在回想起来，仍感到当时的风云变幻，九死一生。世事无常，造化弄人。
我们当时的最高长官是湘鄂川黔边绥靖公署司令官兼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上将，当年他并没有投诚，1949年12月19日在四川峨边县沙坪被人民解放军俘虏。他也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军衔最高的**将领。1959年12月被首批特赦释放，著有《鹰犬将军》一书，于1993年2月13日在纽约逝世，享年86岁。其骨灰安葬在长沙唐人永久墓地的“名人区”，当时的**湖南省委书记熊清泉为其墓碑题写了“抗日名将宋希濂之墓”。
这里，我想对我们的老军长陈克非将军多写几句。在部队整体期间，我曾听过陈将军的动员报告。也曾在一年多的部队生涯中，多次听老兵谈到陈将军有抗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陈克非将军在带兵打仗上很有一套，在整个抗战时期屡立战功。就在我们第二军在四川溃退之时，在1949年11月初仍重创了解放军11军先遣团，取得了大陆上国民党军的最后一场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