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是看病难的问题。(.)学校没有卫生室，就是铁佛寺街的医疗条件也极差。街上虽有一个卫生所，但有名无实。这里仅有一个听诊器和一个注射器，就连最简单的血压计也没有。学员们患病还得跑很多路，翻山越岭。一些学员患病得不到及时治疗，留下很多后遗症。其中还有两名年轻的学员病逝，最后也不知道患的是啥病。
因为这里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的50多岁，有的不到20岁。因此，也有一些怀孕的妇女在这里学习。就有这样一位妇女主任，临产的时候，还在学校。大家都不会接生，最后在铁佛寺前边的村子里找了一位老婆婆。在老太太的指挥下，大家手忙脚乱地烧上了热水，备上了姜汤，撕下几片还算干净的被单。但老太太的接生工具只有一把不太锋利的剪刀，她将这把剪刀在火上烤了烤，就静等着产妇的分娩了。
不幸的是，脐带紧紧缠在了婴儿的脖子上。也就是说，老太太遇上了让她十分棘手的“搅脐生”。婴儿卡在那里就是掉不下来，小家伙的脸色已变得乌青。老太太也慌了手脚，又拉又拽，接着产妇又出现了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
老太太就请示我们校长，问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校长说都保住最好，如果实在不行，那就保大人。婴儿被老太太用剪刀胡乱地鼓捣了一通，终于被拽了出来。但产妇的大出血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一群人只能干瞪眼。最后，妇女主任硬是因出血过多而死亡。令人痛惜！
医疗条件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决定的，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无能为力。始终也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三是伙食不易管理。当时物价便宜得很，鸡蛋一角钱能买七、八个，大肉也只是三两角钱一斤，其他物价就不言而喻了。按理说，虽不能顿顿成席，至少也能把伙食调剂好。然而学员都是不脱产的小乡干（当时区辖乡，乡干相当于现在的村干部），他们没有工资收入，物价再便宜还是买不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家只能吃些红薯、干萝卜丝等粗食。那时候，就是蔬菜也不常见，肉蛋基本上是不能沾唇的。
为了改善生活，师生们不怕苦不怕累，到铁佛寺后面几十里的猴山上拾柴。当时烧木炭扔的炭梢到处可见，大家只用捆绑起来背回来就行了。进山一趟，就能背回来百余捆。我们就把节余下来的柴草钱，用来改善生活。
那时候，生态环境好。有水就有鱼，有沟就有虾，就是老鳖、鳝鱼也很常见。另外，山上的野鸡、山兔、野猪也是到处可见。为了改善生活，师生们就在课余时间捕鱼摸虾，套兔网獾。就这样，大家不仅能经常改善生活，而且也享受到了野外集体活动的欢快。另外，我们在铁佛寺荒废的庙产上，开垦出了上百亩的田地。种上了庄稼和蔬菜，也尝到了当年陕北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时的生活乐趣。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四是文化生活匮乏。为了活跃大家的文化娱乐生活，每周六晚上我们就自办自演自娱自乐。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有会说书的，绘声绘色，口若悬河。有会说相声的，一唱一和，令人捧腹。有会唱小戏儿的，自弹自唱，余音绕梁。也有会扭秧歌的，腰如杨柳，脚似旋风。通过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大家把文娱活动搞得生动活泼。每到演出节目的时候，附近的村民也赶来来观看。在我们这所成人学校，通过大家的努力，真正体现出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扫盲校风。
“扫盲班”采用的是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由于学员对学文化如饥似渴，勤学苦练，每期三个月能识1500个常用字，能读书看报，会写简单的书信。我们铁佛寺“扫盲班”的教学经验曾刊登在省《教育半月刊》上，不少兄弟县市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交流经验。
我们的工作成了全县的一个亮点。
在这里，有必要对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以表在我这个垂垂老者对祁老师的敬意。同时，我们从祁建华一生的起起落落中也能体会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在旧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以致构成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社会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经济生活逐步改善，扫除文盲、普及文化学习和教育成为迫切任务。普及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学会文字，国家针对没有受过教育的成人举办了夜校及识字班。
扫盲运动虽然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但不久教师们就发现，成年人记忆力不好，头一天刚教的生字，第二天就又不认识了。扫盲班的课是天天上，但有的学生来回来去还是只认识那么几个字。遇到困难，一些上了年纪的学生有些灰心丧气。就在这个时候，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诞生了。
祁建华是一名西南军区的文化干事，他经过反复实践和研究，借助传统的汉语拼音字母为拐棍，终于创立了一套适合部队干部战士中文盲、半文盲学习文化的快速识字方案，能使一个文盲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学会3000多常用汉字，并且会读、会写、会运用。这个识字教学方案被称为《祁建华速成识字法》。
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便由部队推广到全国各地，把整个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
（朋友，请送鲜花和打赏吧，给八月炸一些动力呵！）
因为这里的学生年龄参差不齐，有的50多岁，有的不到20岁。因此，也有一些怀孕的妇女在这里学习。就有这样一位妇女主任，临产的时候，还在学校。大家都不会接生，最后在铁佛寺前边的村子里找了一位老婆婆。在老太太的指挥下，大家手忙脚乱地烧上了热水，备上了姜汤，撕下几片还算干净的被单。但老太太的接生工具只有一把不太锋利的剪刀，她将这把剪刀在火上烤了烤，就静等着产妇的分娩了。
不幸的是，脐带紧紧缠在了婴儿的脖子上。也就是说，老太太遇上了让她十分棘手的“搅脐生”。婴儿卡在那里就是掉不下来，小家伙的脸色已变得乌青。老太太也慌了手脚，又拉又拽，接着产妇又出现了大出血，情况十分危急。
老太太就请示我们校长，问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校长说都保住最好，如果实在不行，那就保大人。婴儿被老太太用剪刀胡乱地鼓捣了一通，终于被拽了出来。但产妇的大出血还是没有办法解决，一群人只能干瞪眼。最后，妇女主任硬是因出血过多而死亡。令人痛惜！
医疗条件是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决定的，对这个问题，大家都无能为力。始终也没有得到解决，我们只能望洋兴叹。
三是伙食不易管理。当时物价便宜得很，鸡蛋一角钱能买七、八个，大肉也只是三两角钱一斤，其他物价就不言而喻了。按理说，虽不能顿顿成席，至少也能把伙食调剂好。然而学员都是不脱产的小乡干（当时区辖乡，乡干相当于现在的村干部），他们没有工资收入，物价再便宜还是买不起。“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大家只能吃些红薯、干萝卜丝等粗食。那时候，就是蔬菜也不常见，肉蛋基本上是不能沾唇的。
为了改善生活，师生们不怕苦不怕累，到铁佛寺后面几十里的猴山上拾柴。当时烧木炭扔的炭梢到处可见，大家只用捆绑起来背回来就行了。进山一趟，就能背回来百余捆。我们就把节余下来的柴草钱，用来改善生活。
那时候，生态环境好。有水就有鱼，有沟就有虾，就是老鳖、鳝鱼也很常见。另外，山上的野鸡、山兔、野猪也是到处可见。为了改善生活，师生们就在课余时间捕鱼摸虾，套兔网獾。就这样，大家不仅能经常改善生活，而且也享受到了野外集体活动的欢快。另外，我们在铁佛寺荒废的庙产上，开垦出了上百亩的田地。种上了庄稼和蔬菜，也尝到了当年陕北三五九旅在南泥湾时的生活乐趣。自力更生，丰衣足食。
四是文化生活匮乏。为了活跃大家的文化娱乐生活，每周六晚上我们就自办自演自娱自乐。俗话说人上一百，形形色色。我们这里什么样的人才都有。有会说书的，绘声绘色，口若悬河。有会说相声的，一唱一和，令人捧腹。有会唱小戏儿的，自弹自唱，余音绕梁。也有会扭秧歌的，腰如杨柳，脚似旋风。通过广大师生的共同努力，大家把文娱活动搞得生动活泼。每到演出节目的时候，附近的村民也赶来来观看。在我们这所成人学校，通过大家的努力，真正体现出了“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扫盲校风。
“扫盲班”采用的是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由于学员对学文化如饥似渴，勤学苦练，每期三个月能识1500个常用字，能读书看报，会写简单的书信。我们铁佛寺“扫盲班”的教学经验曾刊登在省《教育半月刊》上，不少兄弟县市都派人前来参观学习，交流经验。
我们的工作成了全县的一个亮点。
在这里，有必要对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做一个简要的介绍，以表在我这个垂垂老者对祁老师的敬意。同时，我们从祁建华一生的起起落落中也能体会到一些人生的哲理。
在旧中国，广大工农群众很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以致构成文化落后、文盲众多的社会现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经济生活逐步改善，扫除文盲、普及文化学习和教育成为迫切任务。普及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学会文字，国家针对没有受过教育的成人举办了夜校及识字班。
扫盲运动虽然得到了全国上下的热烈响应，但不久教师们就发现，成年人记忆力不好，头一天刚教的生字，第二天就又不认识了。扫盲班的课是天天上，但有的学生来回来去还是只认识那么几个字。遇到困难，一些上了年纪的学生有些灰心丧气。就在这个时候，祁建华的速成识字法诞生了。
祁建华是一名西南军区的文化干事，他经过反复实践和研究，借助传统的汉语拼音字母为拐棍，终于创立了一套适合部队干部战士中文盲、半文盲学习文化的快速识字方案，能使一个文盲在不到30天的时间里，学会3000多常用汉字，并且会读、会写、会运用。这个识字教学方案被称为《祁建华速成识字法》。
1951年11月29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速成识字教学过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详细介绍了祁建华利用注音识字发明速成识字法，帮助战士在短时间内脱盲的事迹。1952年4月23日，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给祁建华发了奖状。三天后，《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号召各地“普遍推行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便由部队推广到全国各地，把整个扫盲运动推向了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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