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经济是国民经济的缩影，县委书记如果真正能把一个县管好了，那么给他一个市、一个省，他同样能够管理得很好。***东阳县委书记宋长江目前在全县的发展上，采取的是两手抓两手硬的战略，一手抓工业不停步，一手抓花卉不放松。壮大工业主要是为了强县，增加财政收入。发展花卉主要是为了富民，增加农民收入。
在工业发展上，在吴天然时期已经成长起来的18罗汉，比如“天彪钢铁”、“长风钙业”、“凤凰水泥”等，目前的发展势头都不错。在吴天然离开东阳后，这里又成长起了一家新的大型企业——“东方神玉”，这是一家依托东阳玉成长起来的集玉石开采、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吴天娇相信自己的判断，她依然在这家企业里投入了1000万元，成了集团里面排名第三的董事。靠着这些企业的做大做强，东阳县在整个山阳市的排名已由前几年的第9位上升到了第1位。而且已经和第2名拉开了很大一段距离。与此同时，东阳县在全省的名次也跻身到前30强行列，实至名归地跨入到了第一方阵。
在县财政实力增强的同时，就必须加大对民生的关注，让老百姓一天天富起来。但靠传统的扶贫模式，也就是输血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增强广大农民的造血功能，让他们能掌握一技之长，并在发展壮大中介组织的前提下，促进农民增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宋长江才决定在工业发展不停步的同时，利用东阳县丰富的林木资源，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让每家家户户农民都在苗木产业这一块儿大蛋糕中分得一小块，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在，宋长江也很关心各地的一些发展模式。其中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就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当前，“重庆模式”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地关注，尤其是有关“做蛋糕”与“分蛋糕”的话题，得到许多左派同志的肯定，认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可以“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而广东的汪洋却说：“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于是，便有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孰是孰非、何去何从的争论，便有了“做蛋糕”与“分蛋糕”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争论。许多左派同志认为“两种模式其实就是两条路线的问题”：认为“广东模式”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模式，是为gdp（大蛋糕）牺牲一切的模式”，而“重庆模式”才“顺天应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实在宋长江看来，这件事情上，汪洋的“做蛋糕”与薄熙来的“分蛋糕”并不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所说的“做蛋糕”与“分蛋糕”，所指的并不是同一块蛋糕。“做蛋糕”所做的是整个gdp的“大蛋糕”，而“分蛋糕”所分的还只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小蛋糕。如果非要把它们说成是同一块蛋糕的话，那“分蛋糕”所分的也是“大蛋糕”经过初次分配后剩下的部分，或者是政府所能支配的那部分。宋长江心里很清楚，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便是国有企业也与原来的全民所有制大不相同。在少数人占有资产和掌握分配权的情形下，普通职工与各级管理阶层的收入对比悬殊到离奇，这就造成初次分配的绝大部分所得，都落在外资或利益集团手中，而亲手做这块蛋糕的广大劳动群众所分到的，却少得可怜。这也是我国所津津乐道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吧。
在民怨沸腾的形势下，为了将这块大蛋糕继续做下去，利益集团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于是，就出台了一些所谓“分享改革成果”的办法，诸如扶贫、社保、救济、新农合等，这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和三次分配，是政府手中的“小蛋糕”。重庆在这方面动作比较快，力度比较大，社会反响也比较好，这就是所谓的“分好蛋糕”。
应该说，在当前形势下，迈出“分好蛋糕”这一步实属不易，给予它积极而中肯地评价并不为过；但由于目前它对那块“大蛋糕”还基本没敢触动，所以成效毕竟有限，而且距离“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恐怕还很遥远。此刻，宋长江和很多人一样，所关注的是：下一步它要朝着哪个方向迈，它到底还能走多远？
然而，既使迈出这么小小的一步，就已经惹得鸡飞狗跳了！
什么“市场能做的事情，就让市场做好了。”
什么“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开放市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打破行业间的壁垒，消除不必要的行业垄断，增加转移支付，给弱势群体更多、更有效的补贴，这才是体现国退民进、藏富于民的更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
什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慎行！这不符合温总理分好‘蛋糕’的理念！”
简而言之一句话：只许你们局限在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上搞点小把戏，那块“大蛋糕”绝对不许你们去动！
有的还对政府参与“分蛋糕”声嘶力竭地质问：“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并且讥笑政府说：“政府需要保护市场……总之说白了就是不要充当分蛋糕的角色，一方面你没有那个资格，另一方面你没那个本事。歇歇吧，别再骗人了。”
按照他们的说法，“分蛋糕”要由市场来做，要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分。所以才有了“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重点”的结论。
果真如此么？请问，由市场主宰一切已经三十年了，蛋糕业已做得足够大了，可我们这些普通的劳动群众又分到了多少呢？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求不起学等，不都是由那只“看不见的手”丢给我们的么！
**曾经教导我们说，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全力找出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蛋糕为谁而做，蛋糕由谁来分，蛋糕到底归谁！
很明显，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来说，做蛋糕的厂房、设备和原材料并不掌握在你手中，那蛋糕再大也不是给你做的，更不能由你去分，单靠施舍你又能分得几何呢？即使允许你去分，也是为了让你为他们继续做好蛋糕，做得越大越不嫌大，做得越快越不嫌快。
反过来说，假设厂房、设备和原材料都是我们的，做蛋糕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贪得无厌地去追求高额利润，做好蛋糕“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蛋糕还是个问题么？
虽然时过境迁，相信谁都没忘记吧：上面的假设可是曾经的现实吗！
那么，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当初是怎么丢掉那一切的么？
看来，要想真正把蛋糕分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必须配合好才行。
近日来，中央频频提出要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我们不仅要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应该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这“蛋糕”分好。中央这样的认识是对的，这反映了在改革开放30年来，民众所得到的实惠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奇迹所应该有的程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很说明问题：收入的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这些数据都指向了一个很明确的改革方向：打破行业垄断，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垄断。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和其他资源类、矿产类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竞争，降低行业间来源于垄断的不平等，真正做到国民收入的更合理分配。
再看看另外一些数据：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都远远高于gdp10％左右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是日渐下降的。这是咋回事呢？国进民退！国家富有了，人民相对贫穷了。
人性决定，自己的钱是花得最合理的，对别人的钱就不太上心了。国家如果集中了太多的财富，代理人问题肯定让这些钱的使用不够有效率——诸多的豆腐渣工程已经说明这个道理——好像还没听说谁自家的房子装修装出了豆腐渣。所以，藏富于民是最有效率的国民收入安排。国家就管管军事外交和公共品的供给就好了，其他的钱能发给民众，就公平地发下去。如果发钱的交易成本太高，就尽量不要把钱从民众身上收上来。
直接给低收入者发钱，好事！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把国家的部分收入转移给民众，大好事！降低企业所得税，把国家的财富分一部分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大的空间增加投资和就业岗位，大大的好事！把钱花在教育上，增加人力资本，天大的好事！
当然这一些都是一些理论上的争执，宋长江觉得，作为一名基层的县委书记，他的主要任务是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真正实现强县富民的目标。
宋长江很清楚，中国像他这样一级的干部，是没有资格来讨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的论战的。但他可以通过在东阳县实施两手抓两手硬的办法，来既做大东阳这块蛋糕，又分好东阳这块蛋糕。县强了，民富了，一切都不是问题。
在工业发展上，在吴天然时期已经成长起来的18罗汉，比如“天彪钢铁”、“长风钙业”、“凤凰水泥”等，目前的发展势头都不错。在吴天然离开东阳后，这里又成长起了一家新的大型企业——“东方神玉”，这是一家依托东阳玉成长起来的集玉石开采、加工、销售为一体的大型民营企业。吴天娇相信自己的判断，她依然在这家企业里投入了1000万元，成了集团里面排名第三的董事。靠着这些企业的做大做强，东阳县在整个山阳市的排名已由前几年的第9位上升到了第1位。而且已经和第2名拉开了很大一段距离。与此同时，东阳县在全省的名次也跻身到前30强行列，实至名归地跨入到了第一方阵。
在县财政实力增强的同时，就必须加大对民生的关注，让老百姓一天天富起来。但靠传统的扶贫模式，也就是输血的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增强广大农民的造血功能，让他们能掌握一技之长，并在发展壮大中介组织的前提下，促进农民增收。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宋长江才决定在工业发展不停步的同时，利用东阳县丰富的林木资源，大力发展苗木花卉产业，让每家家户户农民都在苗木产业这一块儿大蛋糕中分得一小块，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现在，宋长江也很关心各地的一些发展模式。其中的重庆模式和广东模式就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当前，“重庆模式”受到社会各界广泛地关注，尤其是有关“做蛋糕”与“分蛋糕”的话题，得到许多左派同志的肯定，认为“做大蛋糕，分好蛋糕”，可以“缩小三个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薄熙来说，“有些人担心，追求共同富裕会耽误发展，主张先做大‘蛋糕’再分蛋糕。其实，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不仅可以兼得，而且越是把‘蛋糕’分得好，就越能把‘蛋糕’做得大、做得快。”
而广东的汪洋却说：“要做大蛋糕，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是说分蛋糕不是重点工作，做蛋糕是重点。”
于是，便有了“重庆模式”与“广东模式”孰是孰非、何去何从的争论，便有了“做蛋糕”与“分蛋糕”孰先孰后、孰轻孰重的争论。许多左派同志认为“两种模式其实就是两条路线的问题”：认为“广东模式”是“过去三十年的改革发展模式，是为gdp（大蛋糕）牺牲一切的模式”，而“重庆模式”才“顺天应时”，“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
其实在宋长江看来，这件事情上，汪洋的“做蛋糕”与薄熙来的“分蛋糕”并不矛盾。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里所说的“做蛋糕”与“分蛋糕”，所指的并不是同一块蛋糕。“做蛋糕”所做的是整个gdp的“大蛋糕”，而“分蛋糕”所分的还只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小蛋糕。如果非要把它们说成是同一块蛋糕的话，那“分蛋糕”所分的也是“大蛋糕”经过初次分配后剩下的部分，或者是政府所能支配的那部分。宋长江心里很清楚，全面实行市场经济以来，我国的所有制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即便是国有企业也与原来的全民所有制大不相同。在少数人占有资产和掌握分配权的情形下，普通职工与各级管理阶层的收入对比悬殊到离奇，这就造成初次分配的绝大部分所得，都落在外资或利益集团手中，而亲手做这块蛋糕的广大劳动群众所分到的，却少得可怜。这也是我国所津津乐道的廉价劳动力的“竞争优势”吧。
在民怨沸腾的形势下，为了将这块大蛋糕继续做下去，利益集团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于是，就出台了一些所谓“分享改革成果”的办法，诸如扶贫、社保、救济、新农合等，这是国民收入的再次和三次分配，是政府手中的“小蛋糕”。重庆在这方面动作比较快，力度比较大，社会反响也比较好，这就是所谓的“分好蛋糕”。
应该说，在当前形势下，迈出“分好蛋糕”这一步实属不易，给予它积极而中肯地评价并不为过；但由于目前它对那块“大蛋糕”还基本没敢触动，所以成效毕竟有限，而且距离“实现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的目标，恐怕还很遥远。此刻，宋长江和很多人一样，所关注的是：下一步它要朝着哪个方向迈，它到底还能走多远？
然而，既使迈出这么小小的一步，就已经惹得鸡飞狗跳了！
什么“市场能做的事情，就让市场做好了。”
什么“国家应该做的事情就是开放市场，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打破行业间的壁垒，消除不必要的行业垄断，增加转移支付，给弱势群体更多、更有效的补贴，这才是体现国退民进、藏富于民的更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
什么“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慎行！这不符合温总理分好‘蛋糕’的理念！”
简而言之一句话：只许你们局限在再次分配和三次分配上搞点小把戏，那块“大蛋糕”绝对不许你们去动！
有的还对政府参与“分蛋糕”声嘶力竭地质问：“你有什么资格分蛋糕！”并且讥笑政府说：“政府需要保护市场……总之说白了就是不要充当分蛋糕的角色，一方面你没有那个资格，另一方面你没那个本事。歇歇吧，别再骗人了。”
按照他们的说法，“分蛋糕”要由市场来做，要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来分。所以才有了“分蛋糕不是重点，做蛋糕才是重点”的结论。
果真如此么？请问，由市场主宰一切已经三十年了，蛋糕业已做得足够大了，可我们这些普通的劳动群众又分到了多少呢？看不起病，买不起房，求不起学等，不都是由那只“看不见的手”丢给我们的么！
**曾经教导我们说，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不要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要全力找出矛盾，抓住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这个问题的根本在于：蛋糕为谁而做，蛋糕由谁来分，蛋糕到底归谁！
很明显，对于广大的劳动者来说，做蛋糕的厂房、设备和原材料并不掌握在你手中，那蛋糕再大也不是给你做的，更不能由你去分，单靠施舍你又能分得几何呢？即使允许你去分，也是为了让你为他们继续做好蛋糕，做得越大越不嫌大，做得越快越不嫌快。
反过来说，假设厂房、设备和原材料都是我们的，做蛋糕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而不是为了贪得无厌地去追求高额利润，做好蛋糕“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蛋糕还是个问题么？
虽然时过境迁，相信谁都没忘记吧：上面的假设可是曾经的现实吗！
那么，我们不应该反省一下，当初是怎么丢掉那一切的么？
看来，要想真正把蛋糕分好，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和市场这只无形的手必须配合好才行。
近日来，中央频频提出要进行收入分配的改革，**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要求，我们不仅要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应该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这“蛋糕”分好。中央这样的认识是对的，这反映了在改革开放30年来，民众所得到的实惠远远没有达到中国宏观经济增长奇迹所应该有的程度。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提供的数据很说明问题：收入的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这些数据都指向了一个很明确的改革方向：打破行业垄断，特别是金融行业的垄断。让民营资本进入金融和其他资源类、矿产类行业，提高这些行业的竞争，降低行业间来源于垄断的不平等，真正做到国民收入的更合理分配。
再看看另外一些数据：从2003年到2007年，我国税收收入增速分别为20.4％、25.7％、20％、21.9％、31.4％，都远远高于gdp10％左右的增长率。这也就是说，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是日渐下降的。这是咋回事呢？国进民退！国家富有了，人民相对贫穷了。
人性决定，自己的钱是花得最合理的，对别人的钱就不太上心了。国家如果集中了太多的财富，代理人问题肯定让这些钱的使用不够有效率——诸多的豆腐渣工程已经说明这个道理——好像还没听说谁自家的房子装修装出了豆腐渣。所以，藏富于民是最有效率的国民收入安排。国家就管管军事外交和公共品的供给就好了，其他的钱能发给民众，就公平地发下去。如果发钱的交易成本太高，就尽量不要把钱从民众身上收上来。
直接给低收入者发钱，好事！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把国家的部分收入转移给民众，大好事！降低企业所得税，把国家的财富分一部分给企业，让企业有更大的空间增加投资和就业岗位，大大的好事！把钱花在教育上，增加人力资本，天大的好事！
当然这一些都是一些理论上的争执，宋长江觉得，作为一名基层的县委书记，他的主要任务是来做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真正实现强县富民的目标。
宋长江很清楚，中国像他这样一级的干部，是没有资格来讨论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的论战的。但他可以通过在东阳县实施两手抓两手硬的办法，来既做大东阳这块蛋糕，又分好东阳这块蛋糕。县强了，民富了，一切都不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