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员的升迁之路上，起跑以后，就是助跑了。助跑的关键是：“交叉锻炼”与升迁“福地”。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官员便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此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事实上，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上文提到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官员六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吴天然说，“区县岗位事无巨细，涉及面广，机关岗位，规范性和专业性较强。由此需要官员的风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交叉任职可以使官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尤其是机关官员，适时至区县任职锻炼是一种必要的经历。人们常常因此认为从市直委办局进入区县是“升格”，而区县的优势在这个特定的层面上明显起来。
根据一些媒体的统计，在现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长带有此种轨迹。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晋升常委前担任了密云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在晋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区，先后担任政、党“一把手”；总工会主席梁伟在晋升常委前任通州区委书记。
从已有的官员调动看，在北京，通过跨部门、跨区县的锻炼调动来完成官员成长和职位升迁，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履新的几位副区长即是此种调动方式的体现，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科委、财政局、城管执法局。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事实上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专家们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有专家说，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胡风对吴天然说：“表哥，咱们两个现在都在进行交叉锻炼啊。我从北京下到了山阳，你从山阳让到了北京。”
吴天然笑笑说：“咱两个还有区别，你是主动去的，我是被动来的。”
如果说官员们是升之路上的长跑选手，除了他们自己的起步和助跑要有力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场外的因素。说白了，就是“一把手”的判断。
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而官员选拔政策的摇摆，往往会造成这样的“夹心”官员群。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有专家就指出，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另外，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吴天然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现在，让胡风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厅局之后的去向。因为他和吴天然一样，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正厅级的待遇了。
从北京的干部发展轨迹来看，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有专家就曾举例说，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提到：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北京市市级官员）的北京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
事实上，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有媒体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这家媒体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当然，以胡风现在的资历，他并不奢望能在三几年内就晋升为副部级。他的理想是能回到北京担任区、县的党委一把手。即区委书记或县委书记。吴天然说，如果能担任区县的党委一把手，那他胡风就可以说实现了人生的一大飞跃。
和吴天然探讨了一个下午，胡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官员能不能升迁，以及升迁的速度如何，背后都有一个不变的法则——适者生存。
事实上，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有专家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搞经济的干部就上来了；现在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管理社会的官员则容易被选中。”
具体到北京，官员们需要适应首都定位的需求，比如国际视野、大局意识、现代意识要强，依法行政的水准要高，以及对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格外重视等。因为“北京是首都，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官员的政治素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也有专家说。
当然，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是北京干部必须具有的。“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有专家这样说。
如此状况下，北京市地方官员往往显示出更为老练过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北京市干部比较‘聪明’，他们做事时，常常是‘原则不变，方式多样’，具有在不同场合选择恰当言行的智慧和功夫。”中央党校一位专家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些民望较高的个性官员，二是少数官员根据对自己性格、兴趣的再认知，离开官场，重新选择职业”。
近年来，来自高校的官员日益增多。“一是北京市干部公选力度加大，在以笔试、面试为主要环节的官员公选中高校官员显然比基层出身的官员更有优势；二是有些或不太重视研究趋势和形势，或是不太重视学习的‘草根派’官员，逐渐跟不上现在的需要；三是北京对现代人才的超前储备。”有专家说。
在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学者型官员显然受到了青睐。仅市内某区新上任的三名副区长中，就有两位拥有博士学位。此外，12名履新的法院院长学历也全部在研究生以上。
有专家称，“‘草根派’官员解决具体问题的本事非常强，像维稳、拆迁等都得靠他们。这批官员在完成使北京‘由穷变富’的历史使命中，具有重大贡献。但是他们也有先天的弱点，一些人在‘由富变更富’的这个坎上略显观念不及，知识不够。”
但也有专家提醒，北京不得不小心的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经验型”与“专业型”这两批官员之间的融合和衔接。“如果‘博士’取代‘草根’的速度过快，可能会因‘博士’的实战经验不足而大大降低行政的质量，甚至导致基层失控；如果‘草根’占的比例太大，就容易影响北京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的‘脱胎换骨’和‘品位升级’，而且时间特别持久的话，会严重影响北京现代化的速度。”
胡风说：“专家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综合考量一下，咱们弟兄两个的仕途还是走得不错的。当然，你的前途又远在我之上。通过一下午的讨论，我的心里更明白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山阳安心工作，待时而起，在合适的时候冲击北京的区县委书记。将来的事情就不去多想了，能不能解决省部级，就交给老天爷好了。对了，表哥，你对我在仕途上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吴天然说：“表弟，看来你现在对仕途上的事很有心得嘛，我真的给你说不上来什么。如果非要让我说，我觉得你提供的一些专家的说法很好。比如，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我看你不是稳健型的，那就你做一个真正创造型的官员吧，记住，是真心创造的官员，切实而不表面。”
胡风说：“表哥，你的话我记住了。对了，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我请你，咱们到天上人间去！”
吴天然说：“咱们弟兄就不必客气了。我晚上还有点事，就不能陪你了。”
其实，吴天然晚上也没有别的什么事，他只不过是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好好地读一读《史记》。对于空闲的时间，在上班的时候，吴天然就翻阅报刊杂志，研究李瑞环及其它领导同志的理论著作。而像《二十四史》这样的书，虽然不是闲书，但他一般仍是要放在晚上读的。这些书在办公室里看，他觉得似乎有些不妥。
完成了从处级到局级官员的跳跃之后，官员便已经属于政坛的佼佼者。此后其升迁则更多借助于“交叉锻炼”。事实上，这也是培养官员综合能力的重要途径。
有专家说，官员在其成长过程中，普遍经历多个岗位，其中正局级官员平均经历过6－8个岗位，正处级官员平均经历3—4个岗位。上文提到的《领导干部成长规律研究》的报告显示：被调查的官员六成以上认为轮岗交流是干部成长的重要途径。
吴天然说，“区县岗位事无巨细，涉及面广，机关岗位，规范性和专业性较强。由此需要官员的风格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各不相同。”交叉任职可以使官员的综合能力得到提升。
截然不同的锻炼经验能使官员思路更加开阔，作风也更务实，尤其是机关官员，适时至区县任职锻炼是一种必要的经历。人们常常因此认为从市直委办局进入区县是“升格”，而区县的优势在这个特定的层面上明显起来。
根据一些媒体的统计，在现任北京市委常委中，有多人的成长带有此种轨迹。如常务副市长吉林，在晋升常委前担任了密云县委书记；组织部部长吕锡文在晋升常委前被安排至西城区，先后担任政、党“一把手”；总工会主席梁伟在晋升常委前任通州区委书记。
从已有的官员调动看，在北京，通过跨部门、跨区县的锻炼调动来完成官员成长和职位升迁，已成为越来越明显的特征。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履新的几位副区长即是此种调动方式的体现，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市发改委、科委、财政局、城管执法局。
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区县还是市直委办局，都有几处升迁“福地”存在，事实上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专家们说，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管理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区县和部门中，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而在“看摊型”单位的官员则上升的空间一般不大。
有专家说，所谓“福地”的形成是一系列互动作用的结果——能够担任重要区县和部门领导的官员一般都是得力之人，而在重要地区和部门的“锻炼”又进一步加强了他们的能力，拓展了他们的人脉，引得了更高官员的重视，这种“强者愈强”的效应最终导致了“福地”现象的出现。
胡风对吴天然说：“表哥，咱们两个现在都在进行交叉锻炼啊。我从北京下到了山阳，你从山阳让到了北京。”
吴天然笑笑说：“咱两个还有区别，你是主动去的，我是被动来的。”
如果说官员们是升之路上的长跑选手，除了他们自己的起步和助跑要有力以外，还有一个关键的因素。那就是场外的因素。说白了，就是“一把手”的判断。
官员的成长，个人努力和组织培养的因素之外，还不同程度受到党政“一把手”，尤其是党委“一把手”判断及其所崇尚的官员政策的影响。很多时候，官员也如待选之鱼，若这一批未被网中，则可能就此失去了机会。而官员选拔政策的摇摆，往往会造成这样的“夹心”官员群。
此前的北京市曾有一年宣布了一条要求，就是当批提拔官员以30岁为上限，多一个月也不要。有专家就指出，这批被硬选拔出来的官员，事后证明淘汰率很高。“本意是要干部年轻化，但是这种转折*作过于粗糙，既伤害了许多干部，也造成了了某些事业损失。”
该政策一贯彻便是几年，当时一批40岁左右的官员，都未能入选，等日后发现方法有问题的时候，当时40岁的已经超过了45岁，年龄过线，被使用的几率大为下降。这样就“浪费”了一批成熟的人才，而官员的抱怨也往往由此产生。
另外，主要领导的经历和喜好也不可避免的决定某一时期官员的升迁命运。“官员选拔标准大而言之永远是‘德才兼备’，但是‘德’‘才’在不同领导眼里千差万别。”吴天然说，“就一般的规律而言，一把手如果是‘草根’出身的，往往偏重实践型的官员；如果是‘海归’，他就更喜欢‘专业型’的官员。当然凡事都有例外，也不乏以互补视角用人的领导。”
现在，让胡风更为关心的是，那些厅局之后的去向。因为他和吴天然一样，现在都已经解决了正厅级的待遇了。
从北京的干部发展轨迹来看，高层职位毕竟有限，哪怕是仕途的佼佼者，他们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也都止步于局级。有专家就曾举例说，一位进入副部级人选考察视野的官员提到：到了区委书记这一层，谁当副市长都行，很少有人不胜任，但决定能否晋升的因素是多样的，关键要看空缺的是什么岗位。
对于那些能够在千军万马中晋升到省部级（北京市市级官员）的北京官员而言，除了到点退休外，继续的升迁之路则是进入中央或通过交流到其他省任职。
事实上，北京市地方官员从副部级，甚至局级岗位调至中央部委任职的情况都并不罕见。有媒体统计了1988年以来北京市市委常委和副市长共73人的履历，发现其中有12人是在北京市内一步步升迁进入中央。其中最著名的是国务院原副总理吴仪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何鲁丽，她们均是在北京市副市长的位置上被调入中央，并最终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
与进入中央任职相比，北京官员赴外省任职的数量要少得多。在这家媒体统计的20多年来的73名市委常委和副市长中，仅有3人从北京市领导的位置调至其他省市任职，最著名的是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的北京市委原副书记强卫。
当然，以胡风现在的资历，他并不奢望能在三几年内就晋升为副部级。他的理想是能回到北京担任区、县的党委一把手。即区委书记或县委书记。吴天然说，如果能担任区县的党委一把手，那他胡风就可以说实现了人生的一大飞跃。
和吴天然探讨了一个下午，胡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那就是万变不离其宗，所有的官员能不能升迁，以及升迁的速度如何，背后都有一个不变的法则——适者生存。
事实上，无论具体升迁轨迹如何，所有官员更替都在遵循一条朴素而普遍的法则：适者生存。
官员们需要适应时代的需求。有专家说：“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肯定是造反派起得快；等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搞经济的干部就上来了；现在既能发展经济又能管理社会的官员则容易被选中。”
具体到北京，官员们需要适应首都定位的需求，比如国际视野、大局意识、现代意识要强，依法行政的水准要高，以及对政治稳定、社会稳定的格外重视等。因为“北京是首都，政治稳定是第一位的，官员的政治素质就显得特别重要”。也有专家说。
当然，处理各种复杂问题的能力也是北京干部必须具有的。“北京作为首都，守在中央身边，上下左右盘根错节，对官员的协调能力要求更高。”有专家这样说。
如此状况下，北京市地方官员往往显示出更为老练过人的为人处事方式。“北京市干部比较‘聪明’，他们做事时，常常是‘原则不变，方式多样’，具有在不同场合选择恰当言行的智慧和功夫。”中央党校一位专家说。但与此同时，“近年来也出现了两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一是出现了一些民望较高的个性官员，二是少数官员根据对自己性格、兴趣的再认知，离开官场，重新选择职业”。
近年来，来自高校的官员日益增多。“一是北京市干部公选力度加大，在以笔试、面试为主要环节的官员公选中高校官员显然比基层出身的官员更有优势；二是有些或不太重视研究趋势和形势，或是不太重视学习的‘草根派’官员，逐渐跟不上现在的需要；三是北京对现代人才的超前储备。”有专家说。
在此次官员人事调整中，学者型官员显然受到了青睐。仅市内某区新上任的三名副区长中，就有两位拥有博士学位。此外，12名履新的法院院长学历也全部在研究生以上。
有专家称，“‘草根派’官员解决具体问题的本事非常强，像维稳、拆迁等都得靠他们。这批官员在完成使北京‘由穷变富’的历史使命中，具有重大贡献。但是他们也有先天的弱点，一些人在‘由富变更富’的这个坎上略显观念不及，知识不够。”
但也有专家提醒，北京不得不小心的是，如何有效地实现“经验型”与“专业型”这两批官员之间的融合和衔接。“如果‘博士’取代‘草根’的速度过快，可能会因‘博士’的实战经验不足而大大降低行政的质量，甚至导致基层失控；如果‘草根’占的比例太大，就容易影响北京地方在发展过程中的‘脱胎换骨’和‘品位升级’，而且时间特别持久的话，会严重影响北京现代化的速度。”
胡风说：“专家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综合考量一下，咱们弟兄两个的仕途还是走得不错的。当然，你的前途又远在我之上。通过一下午的讨论，我的心里更明白了。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在山阳安心工作，待时而起，在合适的时候冲击北京的区县委书记。将来的事情就不去多想了，能不能解决省部级，就交给老天爷好了。对了，表哥，你对我在仕途上有什么要提醒的吗？”
吴天然说：“表弟，看来你现在对仕途上的事很有心得嘛，我真的给你说不上来什么。如果非要让我说，我觉得你提供的一些专家的说法很好。比如，稳健型或创造型的官员都更容易获得提升。我看你不是稳健型的，那就你做一个真正创造型的官员吧，记住，是真心创造的官员，切实而不表面。”
胡风说：“表哥，你的话我记住了。对了，晚上一块儿吃个饭吧。我请你，咱们到天上人间去！”
吴天然说：“咱们弟兄就不必客气了。我晚上还有点事，就不能陪你了。”
其实，吴天然晚上也没有别的什么事，他只不过是想利用晚上的时间好好地读一读《史记》。对于空闲的时间，在上班的时候，吴天然就翻阅报刊杂志，研究李瑞环及其它领导同志的理论著作。而像《二十四史》这样的书，虽然不是闲书，但他一般仍是要放在晚上读的。这些书在办公室里看，他觉得似乎有些不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