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孚终究没等到解放军任何答复,气得掀了桌子。

    吴佩孚倒真有调兵攻陕之心,但湘鄂局势日益恶化,根本不容其另生枝节。无奈之下,他只能从航空队抽调一架飞机支援刘镇华,又命齐燮元代总司令留长辛店处理北线事宜,令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南下,驻防郑州,以防备解放军攻豫。

    援湘直军,吴佩孚在七月初即派出四路,分别由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率领,并有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助战。但北伐军势如破竹,援军尚未进入湘境,湖南局势便急速恶化,连带湖北也危险起来。

    八月十五日,西北军自南口退败,而此时,北伐军正与直军在汨罗江大战。随即,北伐军突破直军汩罗江防线,相继攻占通城、岳州、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地点。直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入鄂省,向羊楼洞、赵李桥集中。直系鄂督陈嘉谟亲率第十三混成旅及二十五师改编之一团,开赴汀泗桥增援。

    湘鄂局势如此演变,吴佩孚根本无暇理会陕西的刘镇华。八月二十一日,也就是吴佩孚给解放军发去电报的当日,他在保定接到李倬章等人急电,乞求直军主力火速南下,增援湘鄂。陈德麟、刘玉春部本来也是要南下援鄂,却因解放军意图不明,给调去了郑州。

    此时,北洋联军对西北军的追击仍在进行。直军王为蔚部十八日攻占宣化,奉鲁联军也相继赶至。十九日,直军入张家口,奉军则进占张垣,晋军克大同车站及怀仁,正进攻丰镇。奉军第九、第十两军亦沿铁路前进会师。收到解放军攻陕的消息,阎锡山担心晋西南有变,抽调大量部队回防山西,只留前方傅师卢等人的部队,继续与联军配合,猛攻平地泉。

    刘镇华倒没想到吴佩孚会给解放军发电报,但他也同样没想到,航空队派至西安的飞机居然只有一架。这架飞机由武汉飞来,绕西安飞了一圈,就顷刻东去,刘镇华见是这样,也没敢下令配合飞机突围。

    由于解放军作战顺利,势如破竹,谭根的飞行支队再遭冷落,没有出击的机会。这时听说西安有敌军飞机出现,立时电告吴安平,要求让飞行支队出击,将敌机击落或俘获。吴安平知道谭根心急,又知道并无危险,就答应了这个请求。

    第二天上午,当直军航空队的那一架飞机又出现在西安上空时,立时遭到谭根率领的飞行支队近二十架前锋战机的围攻。谭根辨认出那是一架亨氏机,性能与前锋战机相比远远不如,便想俘虏这架敌机,命令飞行支队尽可能拦截,非有必要不要直接攻击。

    敌机驾驶员拼命突围,却总无法突破飞行支队的拦截线,一旦使用机载机枪射击,前锋战机的机枪火力就同样嘶吼起来。敌机驾驶员见此情形,便猜到飞行支队的意图,不过跑又跑不掉,打又打不过,只能乖乖按照前锋战机驾驶员的指示,随飞行支队飞往西峰军用机场降落。

    西安上空这番变故,被许多镇嵩军士兵看在眼中,引起很大骚动,士气备受打击。

    其实刘镇华抽调三万镇嵩军时,西安城内的守军就发现了异常,只是内外信息断绝,并不知陕西局势已生剧变,所以不敢妄自出击。等西安上空出现解放军战机编队,镇嵩军全军骚动,再无心攻城,城内的李虎臣、杨虎城等西北军将领终于做出一致判断,西安城外情势已变,镇嵩军自顾不暇,已无力攻城了。

    这个还没有确认的消息,迅速传遍西安城,引起了守军及民众阵阵欢呼。

    杨虎城也松了一口气。现在每天城内都有几十人饿死,无论接下来要面对什么,应该都不会比这种处境再恶劣了。

    吴安平之所以不留在西峰,而随军开赴西安,其实有三个原因。

    第一,夏听白被关在本时空已有很长时日,后世或许已生变化,如果不准备将她一直留下,已到该送其返回的时间,但正因情愫已生,吴安平反担忧因此生变,一直迟迟拿不定主意。虽然夏听白没有提这件事,但吴安平却感觉不好面对她,这才要随军赴陕避上一避。

    第二,虽然对解放军有绝对信心,但攻陕之事关系重大,不身处其中,吴安平多少有些不安心,况且这样的事件,他要不亲身参与,未免也是遗憾。由于西安方面是主战场,也是此次攻陕重心所在,所以吴安平便随左纯庵、安柄朝一起,想见证解放军进驻这座皇城古都的历史性一刻。

    第三个原因便是杨虎城。吴安平对这位被后世誉为“千古功臣”的铁胆战将,有着强烈的企图心,希望能将之招揽进解放军阵营。这不单单是因为那一场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了解过杨虎城的生平经历,吴安平觉得他当真称得上一位奇人,一个英雄。

    杨虎城是蒲城甘北村人。

    1907年,其父杨怀福因仇杀和参加“哥老会”被县府抓捕,随后便被解押至西安。杨虎城得知这一消息,知道父亲凶多吉少,便只身赶到西安探狱。由于举目无亲,杨虎城只好住进蒲城会馆,一边打杂,一边在外打零工,自己忍饥挨饿,将饭菜省下,坚持每天给父亲送去。

    1908年,杨怀福被绞杀于西安。看着父亲尸骨未寒,杨虎城悲愤欲绝,他无法装敛父亲遗体,只好从蒲城会馆借出一辆独轮手推车,把父亲遗体安放车上,一路披星戴月,推着尸体在渭北平原黄土大道上艰难行走,跋涉百余公里,终于将父亲遗体送回了蒲城老家。那年,杨虎城十五岁。

    杨家贫寒至极,无钱为父亲买棺,又正值气候炎热,遗体急待下葬,这难倒了杨虎城。然而,虽麦收在即,乡邻忙于农活,却念及杨家寡母弱儿,十分同情,纷纷赶来帮钱帮忙。薄木轻棺,葬礼简单,但全村乡亲悉数出动,场面尤为壮观感人,这让杨虎城朦胧意识到,只有穷人才能互相理解苦难,互相帮助和支援。

    杨虎城这种想法得到很多乡邻认同,于是,由杨虎城等七户农民组成的一个互助组织就此成立,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正值辛亥**前夕,民生凋蔽,压迫空前,各种**思潮在民间得到传播繁衍,“孝义会”受此影响,很快演变成团结抗捐的农民组织。

    “孝义会”凡遇恶霸欺凌,敢作敢为,几次抗捐成功后,名声大噪,成员也越来越多。一年后中秋当天,十六岁的杨虎城被推为“孝义会”首领,他随即宣布改“孝义会”为“中秋会”,并定下了“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的宗旨。此后几年,在杨虎城领导下,“中秋会”越发壮大。

    二十一岁那年,有农户找杨虎城哭诉。东乡恶霸李桢仗其背后有军警撑腰,勾结县衙,包揽诉讼,还豢养打手帮地主收租逼债。他逼债轻则打骂,重则拆房,强夺民女,霸占田产。穷人见他,莫不屏息避躲,不敢高声。杨虎城听了情况,丢下一句话:“只有干掉李桢,别无办法”然后就出门去找结拜大哥李子高借枪。

    杨虎城借到一支骑兵步枪,新麦上市后的一天,他获得确切消息,李桢正在孙镇为一家粮店店主收债,便立即操枪直奔孙镇街上。他将枪藏在套裤,不慌不忙走进粮店,以送信为由进了柜房,看见炕上正躺着两个人,其中一人正是李桢。杨虎城一把从裤套里掏出枪来,对准李桢扣动了扳机,然后从容跨出粮店,在人们一片惊愕声中扬长而去。

    恶霸李桢被打死的消息迅速传遍渭北,穷人们拍手称快,官府则在惊恐不安中派出一批又一批爪牙穷追杨虎城。而杨虎城则同一帮青年农民串连到一起,组成一支农民抗暴武装,闯荡于同州、朝邑、合阳之间,劫富济贫,继而成为关中刀客的头领之一。

    其实,关中刀客既不是有着盖世武功的武士,也不是那些以打杀为业的武林好汉,他们是关中大地随处可见的庄稼汉、乡村秀才、乡间少年。他们行侠仗义、扶危解困、不求功名利禄,甚至不惜鲜血和生命。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正义和情义、血性和阳刚、骨气和精气、诚信和大气。

    杨虎城后来曾说过这样的话,他一生做了三件事情:一是除掉李桢,二是西安围城,三是西安事变。这样一个归纳,恰好划分出了他从一个开始只知道为家族报仇的血性少年,到后来勇于为一方百姓担当的地方领袖,最终成为爱国爱民追求真理的民族英雄的三个阶段。

    在吴安平看来,杨虎城已经完成了从血性少年到地方领袖的转变,将来或许他仍将会成为民族英雄,但却绝对不会再是因为“西安事变”的原因。西安事变再不会发生了,有解放军在,小日本再没有可能席卷中国,不过中国却仍需要驱除列强,对外扩张,如果能成功招揽杨虎城,虽然没有了因“西安事变”而来的荣誉,但吴安平绝不介意给他另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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