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企业严格遵守“朝九晚五”的上下班时间，中间还有两个小时的午休。
换言之，每天只有大概六小时的工作时间。
前红盟还在上升期的时候，也曾推行过“六小时工作制”与“七小时工作制”。如果是相关部门核准的危险劳动、重劳动，那么每天一天就只需要工作四小时。对于那个时期的红盟公民来说，“八小时工作制”还是很资本很剥削的东西。“加班”更是在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添砖加瓦。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却拿着一点五个人的工资，就等若是消灭了半个人的消费。消费上不去，社会再生产的大循环就会受阻，经济危机自然会萌芽。日本那种员工下班时候主动打卡下班再回工位上班，给公司节约工资也让劳动局无从下手的扯淡地方，搞不好经济实在是太正常了。
只不过前红盟一直内忧外患，这些工作制度在各地的执行状况并不统一。随着第三帝国的虎视眈眈，前红盟更是为了备战而暂停了这一套制度。而在卫国战争的腥风血雨之中，红盟开始不计代价，曾经崇高的理想被彻底忘却。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特权阶层在红盟已经为所欲为，他们甚至敢于叫嚣自己“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保障工人福利的制度形同虚设。
除了极少数小体量的作坊式企业之外，或许超人企业就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地球上唯一一家平均年工作时长这么短的大型企业了。
而这六小时之外的时间，则由员工自由安排。
西三环那边的文员，陶恩海很少见。想来他们下班之后，也可以约着去商场逛一逛，看一看电影。或者还可以唠唠嗑。
毕竟那边就只有一间办公室。
而研究中心这边的选择就多了许多。向山他们都占了一整间办公楼。不仅如此，周边还有好几家实验室都是他们的。
余下的空间就大了许多。
超人企业还有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图书室，有专人看管，在休息日也对员工开放。里面有资料很全，另外还有一些放松身心的文娱产品。
另外，超人企业也鼓励员工在工作之余自发结成“兴趣小组”之类的组织。适度运动有益于保证精力充沛。兵击爱好者陈锋先生就在公司内部组了一个“午休剑术培训班”，几个爱好者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到地下室练练手。
不过，他们也有一些更符合“学者”身份的业余活动。
比如说，开堂讲课。
即使是世界顶级的学者，里面也有很多人都拥有教职。这里的“教职”可不是指如同手艺人带学徒那样的带研究生，而是正儿八经的在班级面前授课。比如说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先生，就是在苏黎世大学的数学课上遇上了尚未成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并给后者留下了“数学不好”“一条懒狗”等评语。
要知道，闵可夫斯基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了，刚刚二十岁就能与彼时世界第一的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谈笑风生。而他鄙视青年爱因斯坦数学水平的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除开“继绝学”的想法、满足“教书育人”的精神需求之外，学者做教职，也是对自己很有好处的。
科学本质上就是用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话语”，来将自己看到的“部分真理”落于文字，然后再拿出去与别人比较，相互砥砺，如此不断进步。
而思考“如何将我所知道的真理教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对自身所学的总体性思考。你要让人看到自己所看到的事实，，要让别人信服，要让别人从无到有的接受你的理念。这个过程是有利于系统性研究的学术研究的。
向山理所当然的在清华那边挂着名字。陈锋也算是北大的研究员。除开他们之外，超人企业的其他学者都不介意才本地的学术机构挂个名字。这也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环境。但是，受限于研究的安排，超人企业的研究员基本都没有在大学的教职。
所以，他们想要讲课，也就是对内了。
这是向山倡导的一项举措。研究部门的各位头部或多或少做过这种事。休息时间或者没有科研任务的工作时间都行，随心所欲，内容自定，面向公司内部员工进行讲课，以系统性整理自身的思路。
对于研究部门的员工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项福利。包括约格莫夫在内，大部分学者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就算不是，在这么个环境下也很快就会提升上来了。
这在外面算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约格莫夫愿意去清北开一堂课，怕是整个生物系都要挤过来听讲。
陶恩海进公司三周了，这种讲课也遇到过好几次。只不过，他听得不是很多。离开自己的专业之后，他在其他领域就和普通人一样无知。做跨学科研究，也不是一开始就从其他领域最尖端的内容听起。
他还得花时间打基础。
英格丽德写完了题目，道：“确实，有兴趣的话来听听看？”
英格丽德·格拉纳特女士虽然是做语言学的，自称传统的“生成-转化学派”，但是研究方法很接近“认知科学”。她也研究人脑处理语言的机制。陶恩海觉得，如果自己正式去做的话，和这位女士合作机会不小。
“这个主题……”陶恩海扫了一眼白板：“第一个词我就没看懂。”
“嗯，非洲部落的名字。几个部落名的混合……你可以理解为‘基于一种新型克里奥尔语的语言学研究’。”
“克里奥尔语……噢。”陶恩海好一会才想起这个词的意思。
克里奥尔语原本是一种“混合语言”的称呼，而在语言学领域，也可以当做“混合了数种不同语言，但是语法词法自成一体且有人作为母语的自然语言”。
最初的克里奥尔语来自于奴隶贸易。西班牙人在美洲逼迫原住民采矿。但当地居民死绝之后，又从非洲运来奴隶。这些奴隶来自于非洲的不同部落，所使用的母语各不相同。他们彼此之间也难以交流。
奴隶们为了彼此交流，将大家伙的母语，混合着奴隶主的语言进行使用。这种混合语言就是一些词汇，没有语法规则。但是，这些奴隶的后代们听着自己父辈使用这种语言交谈，就将这种语言当做母语。
随后，他们本能的为这种没有语法与词法的语言进行了补全，成为了一种有“独立”的自然语言。
这个过程往往只需要一代。
克里奥尔语的存在，证明了“语言”本身是一种本能——和吃饭喝水走路膝跳一样，是一种铭刻于**上的本能。
尽管具体的语法仍旧是后天传递的，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来自历史的长期积累，但是“说话”的能力，“学习外语”的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
心理语言学家中有不少人都觉得，“克里奥尔语”的诞生过程，就是“普遍语法”存在的证据。
“我有一个朋友，长期在非洲做田野调查。”英格丽德说道：“他这几年去的一个国家是个很小的国家，只是长期处于内战之中。十多年前，全世界都不怎么好，你明白吧……那种世界性危机也波及到了那边。那个小国陷入了内战，人们彼此屠杀。如果不是30年各国加强了维和部队的力量，恐怕又是一场大灾难。”
“就算有联合国介入，还是有来自不同部落的孤儿……他们被联合国集中了起来。而在难民营里，新的语言诞生了。”
“这还真是……神奇。”陶恩海赞叹到：“我看老板他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噗……”英格丽德不厚道的笑了。她摇头：“那家伙来听这堂课的概率很低。”
“可是他好像经常来听您讲课？”
“山他只关心文法的层级结构，关心语法的在大脑中的基础。他的目标是一套语言，可以在人脑中流畅的运行，也可以在计算机中流畅的运行。”英格丽德拍了拍白板：“他不关心语言的源流与流变。他毕竟不是语言学家。甚至他都不关心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
陶恩海挠了挠头：“老板这个反传统的？”
“在他眼里，传统文化大概可以分成古希腊-罗马垃圾、两河垃圾、吠陀垃圾、先秦垃圾、草原蛮族垃圾、其他垃圾，以及这些垃圾发酵两千年所产生的有害物质。”英格丽德咳了咳，模仿向山的口吻：“‘啊对，我知道这些玩意在三千年前都是很先进的东西了。但是一盘糕点存放两千年后，你还敢吃吗’——他大概就是这么个态度。他只尊重法定节假日，对传统节日没有什么兴趣。愿意在你们共和国人‘团圆时刻’和家人吃饭，也是重视家人而非重视传统。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英格丽德指了指身后的白板：“掺杂了大量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他最多事后要一份讲义吧。”
换言之，每天只有大概六小时的工作时间。
前红盟还在上升期的时候，也曾推行过“六小时工作制”与“七小时工作制”。如果是相关部门核准的危险劳动、重劳动，那么每天一天就只需要工作四小时。对于那个时期的红盟公民来说，“八小时工作制”还是很资本很剥削的东西。“加班”更是在为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添砖加瓦。
这并不是危言耸听，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却拿着一点五个人的工资，就等若是消灭了半个人的消费。消费上不去，社会再生产的大循环就会受阻，经济危机自然会萌芽。日本那种员工下班时候主动打卡下班再回工位上班，给公司节约工资也让劳动局无从下手的扯淡地方，搞不好经济实在是太正常了。
只不过前红盟一直内忧外患，这些工作制度在各地的执行状况并不统一。随着第三帝国的虎视眈眈，前红盟更是为了备战而暂停了这一套制度。而在卫国战争的腥风血雨之中，红盟开始不计代价，曾经崇高的理想被彻底忘却。从六七十年代开始，特权阶层在红盟已经为所欲为，他们甚至敢于叫嚣自己“想怎样干，就怎样干”。保障工人福利的制度形同虚设。
除了极少数小体量的作坊式企业之外，或许超人企业就是自上世纪九十年代起地球上唯一一家平均年工作时长这么短的大型企业了。
而这六小时之外的时间，则由员工自由安排。
西三环那边的文员，陶恩海很少见。想来他们下班之后，也可以约着去商场逛一逛，看一看电影。或者还可以唠唠嗑。
毕竟那边就只有一间办公室。
而研究中心这边的选择就多了许多。向山他们都占了一整间办公楼。不仅如此，周边还有好几家实验室都是他们的。
余下的空间就大了许多。
超人企业还有一个相当了不得的图书室，有专人看管，在休息日也对员工开放。里面有资料很全，另外还有一些放松身心的文娱产品。
另外，超人企业也鼓励员工在工作之余自发结成“兴趣小组”之类的组织。适度运动有益于保证精力充沛。兵击爱好者陈锋先生就在公司内部组了一个“午休剑术培训班”，几个爱好者经常利用午休时间到地下室练练手。
不过，他们也有一些更符合“学者”身份的业余活动。
比如说，开堂讲课。
即使是世界顶级的学者，里面也有很多人都拥有教职。这里的“教职”可不是指如同手艺人带学徒那样的带研究生，而是正儿八经的在班级面前授课。比如说赫尔曼·闵可夫斯基先生，就是在苏黎世大学的数学课上遇上了尚未成名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并给后者留下了“数学不好”“一条懒狗”等评语。
要知道，闵可夫斯基十七岁的时候，就已经是世界第一流的数学家了，刚刚二十岁就能与彼时世界第一的数学家大卫·希尔伯特谈笑风生。而他鄙视青年爱因斯坦数学水平的时候，已经过了而立之年。
除开“继绝学”的想法、满足“教书育人”的精神需求之外，学者做教职，也是对自己很有好处的。
科学本质上就是用一套“大家都能接受的话语”，来将自己看到的“部分真理”落于文字，然后再拿出去与别人比较，相互砥砺，如此不断进步。
而思考“如何将我所知道的真理教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对自身所学的总体性思考。你要让人看到自己所看到的事实，，要让别人信服，要让别人从无到有的接受你的理念。这个过程是有利于系统性研究的学术研究的。
向山理所当然的在清华那边挂着名字。陈锋也算是北大的研究员。除开他们之外，超人企业的其他学者都不介意才本地的学术机构挂个名字。这也有利于他们融入当地环境。但是，受限于研究的安排，超人企业的研究员基本都没有在大学的教职。
所以，他们想要讲课，也就是对内了。
这是向山倡导的一项举措。研究部门的各位头部或多或少做过这种事。休息时间或者没有科研任务的工作时间都行，随心所欲，内容自定，面向公司内部员工进行讲课，以系统性整理自身的思路。
对于研究部门的员工来说，这简直就是一项福利。包括约格莫夫在内，大部分学者都是世界第一流的。就算不是，在这么个环境下也很快就会提升上来了。
这在外面算是可遇不可求的。
如果约格莫夫愿意去清北开一堂课，怕是整个生物系都要挤过来听讲。
陶恩海进公司三周了，这种讲课也遇到过好几次。只不过，他听得不是很多。离开自己的专业之后，他在其他领域就和普通人一样无知。做跨学科研究，也不是一开始就从其他领域最尖端的内容听起。
他还得花时间打基础。
英格丽德写完了题目，道：“确实，有兴趣的话来听听看？”
英格丽德·格拉纳特女士虽然是做语言学的，自称传统的“生成-转化学派”，但是研究方法很接近“认知科学”。她也研究人脑处理语言的机制。陶恩海觉得，如果自己正式去做的话，和这位女士合作机会不小。
“这个主题……”陶恩海扫了一眼白板：“第一个词我就没看懂。”
“嗯，非洲部落的名字。几个部落名的混合……你可以理解为‘基于一种新型克里奥尔语的语言学研究’。”
“克里奥尔语……噢。”陶恩海好一会才想起这个词的意思。
克里奥尔语原本是一种“混合语言”的称呼，而在语言学领域，也可以当做“混合了数种不同语言，但是语法词法自成一体且有人作为母语的自然语言”。
最初的克里奥尔语来自于奴隶贸易。西班牙人在美洲逼迫原住民采矿。但当地居民死绝之后，又从非洲运来奴隶。这些奴隶来自于非洲的不同部落，所使用的母语各不相同。他们彼此之间也难以交流。
奴隶们为了彼此交流，将大家伙的母语，混合着奴隶主的语言进行使用。这种混合语言就是一些词汇，没有语法规则。但是，这些奴隶的后代们听着自己父辈使用这种语言交谈，就将这种语言当做母语。
随后，他们本能的为这种没有语法与词法的语言进行了补全，成为了一种有“独立”的自然语言。
这个过程往往只需要一代。
克里奥尔语的存在，证明了“语言”本身是一种本能——和吃饭喝水走路膝跳一样，是一种铭刻于**上的本能。
尽管具体的语法仍旧是后天传递的，每个民族的语言都来自历史的长期积累，但是“说话”的能力，“学习外语”的能力，都是与生俱来的。
心理语言学家中有不少人都觉得，“克里奥尔语”的诞生过程，就是“普遍语法”存在的证据。
“我有一个朋友，长期在非洲做田野调查。”英格丽德说道：“他这几年去的一个国家是个很小的国家，只是长期处于内战之中。十多年前，全世界都不怎么好，你明白吧……那种世界性危机也波及到了那边。那个小国陷入了内战，人们彼此屠杀。如果不是30年各国加强了维和部队的力量，恐怕又是一场大灾难。”
“就算有联合国介入，还是有来自不同部落的孤儿……他们被联合国集中了起来。而在难民营里，新的语言诞生了。”
“这还真是……神奇。”陶恩海赞叹到：“我看老板他也对这个话题感兴趣……”
“噗……”英格丽德不厚道的笑了。她摇头：“那家伙来听这堂课的概率很低。”
“可是他好像经常来听您讲课？”
“山他只关心文法的层级结构，关心语法的在大脑中的基础。他的目标是一套语言，可以在人脑中流畅的运行，也可以在计算机中流畅的运行。”英格丽德拍了拍白板：“他不关心语言的源流与流变。他毕竟不是语言学家。甚至他都不关心文化和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
陶恩海挠了挠头：“老板这个反传统的？”
“在他眼里，传统文化大概可以分成古希腊-罗马垃圾、两河垃圾、吠陀垃圾、先秦垃圾、草原蛮族垃圾、其他垃圾，以及这些垃圾发酵两千年所产生的有害物质。”英格丽德咳了咳，模仿向山的口吻：“‘啊对，我知道这些玩意在三千年前都是很先进的东西了。但是一盘糕点存放两千年后，你还敢吃吗’——他大概就是这么个态度。他只尊重法定节假日，对传统节日没有什么兴趣。愿意在你们共和国人‘团圆时刻’和家人吃饭，也是重视家人而非重视传统。他就是这么一个人。”
英格丽德指了指身后的白板：“掺杂了大量文化、历史背景的研究，他最多事后要一份讲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