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战时，县城行政区划将“乡”改为“编村”，所属“村”改为“主村”、“附村”。编村设“村长”，村设“村长副”等。
牺盟分会在西街当铺院挂牌后，举办了首批“村政协理员”培训班。
第一批学员四十多人，他们大都是经过苏大本、王强、吴树修等亲自发展选拔出来再经过组织审查的抗日积极分子，还有自愿报名参加抗日组织的热血青年，他们在抗日游行示威中就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在会上张衡一做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起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报告，宣布了牺盟会提出的“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训练班历时九天的学习，使大家领会了抗日救国的真正含义，懂得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会后大家在牺盟会的安排下，全体参训人员下到各村以协助村长办理村政为名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以演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的罪恶，号召人民群众抵御外侮投身抗日，在县城职员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次，在宣传的同时，自愿参加革命的群众越聚越多，这势头就像雨后春笋一般，使偏僻的农村沸腾了，到处都能听到“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声音。
抗日的烽火正在全县蔓延，大家的拳头攥在了一块。张衡一根据上级牺盟会的指示，要求迅速组建全民武装，组建民兵游击队，一个40多人的小型游击队马上组织起来，定名为“壶关县牺盟游击队”。
同时，县长赤岗也迅速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定名为“抗日模范队”，一切装备都由县府供给。
县府、牺盟会以“牺盟游击队”和“抗日模范队”这两个抗日武装为基础，在游风约下黄花水村正式成立了“壶关县抗日民族自卫队”，简称“自卫队”。自卫队下辖三个中队200多人。
自卫队成立后，贫苦农民的子弟纷纷报名参加。月底，队伍发展到5个中队400多人。同时，牺盟会又成立了“壶关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简称“壶关县动委会”，县长赤岗任委员长，牺盟特派员张衡一、公道团团长杨笃宽任副委员长，动委会下设战时指挥、民运、锄奸、供给等4个部。
动委会的职责和任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组织发动全县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整顿和改造区、村政权；动员青年参加抗日军队，在群众中开展借粮借款运动，支援前线；广泛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抗日阵线；向各村指派自卫队教练员，负责训练青年农民并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县自卫队。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为抗日救国推行“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政策，由县长向各村下达通令。
壶关县府征款训令
因军事紧张，需款很急，向全省提出征款的合理负担办法，各编村村长：为令遵事，目前军事紧张，需款紧急，若以本县呈准，合理负担办法分摊，当由本府会同公道团，牺盟会将本县各编村，按村中实力及商号情形分别拟定分数，作为摊数标准，并于十一月十一日提交本府财政会议决议。通过查该村应占的分摊总数目。
以后一切县摊款即以各村所占分数比例分配。该村长应将村所占分数就所属附村民商财力，再按百分比摊至各附村。使有钞者多出钞，少者少出，绝对不会再按户数、人口、地亩分摊，并不准向贫民摊牌，仰即切实遵照办理此令。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
县长赤岗
年底，特派员张衡一接受阎锡山的委任状担任壶关县县长，县牺盟分会的工作由姚希圣全面负责。
特派员张衡一被委任县长后，便有了一切主动权，针对抗日救国推行“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政策在通令下达后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张衡一征求动委会委员长赤岗的意见，把掌握全县经济财权的南北两党和四大家族和绅士吴太昌、平秉钧等请到县府大院召开了座谈会。
会上赤岗代表动委会作了简要说明：“我赤岗来到壶关没有多长时间啊，多亏在坐的各位抬爱，使我对大家的各项工作很满意，啊，如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要跟共产党一道坚决支持抗日，啊，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啊，大家心中都要有个数，啊——我就不多讲了啊，接下来欢迎张县长讲话，啊——”。
接下来张衡一县长讲话：“在坐的各位代表，你们都是壶关的各位精英，都是先行者，现在国难当头，动委会号召全民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全民抗日，根据自己的力量为抗日出力，只有我们各位先行者带起头来，老百姓才会跟着走。根据合理负担政策的要求，我们要推行特别富户和一般富户的合理负担，不能搞摊牌，全县农村要按具体情况布置任务，一般负担户数要控制在百分之四十以下，坚决杜绝一刀切。”
再下来就是在坐的代表各自发言，尽管各个富户口头上讲的很好，但是最终没有实际行动，都是你看我我看你。
张衡一是个火爆性子，干起来就讲究个雷厉风行，动员会已经过去两天了，还不见有任何动静，于是急忙召集牺盟分会和县府成员一起研究对策，找原因，找方法。
特派员姚希圣从中早发现了一个问题，便私下跟张县长道：“现在我们的工作落实不下去，开展不起来，我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了我们内部，公道团里面的骨干，各村的富户村长，都有消极情绪，那些根深蒂固的掌握着财力的富豪们都是在察言观色，谁愿意把自家的银子白白地就捐献出来。”
张衡一点点头，一时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心里急得直冒火。
农历十月初一，正是县城一年一度的秋末庙会，每年从这一天开始一连五天，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四方百姓都要在这个庙会上为自己家里张罗置办一些过冬的衣物等，天刚亮，县城大街小巷在一夜之间都张贴满了各色各样的标语：“团结抗战，保家卫国”、“为抗日出力，为抗日流血”、“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坚决执行合理负担政策”、“打到那些消极抗战，破坏抗战的汉奸走狗土豪恶霸”。
九点，从县城南门口、北门口、西街纺织厂同时出现了几支游行队伍，大家举着小旗，高喊着口号，使整个小城沸腾起来。
整个游行队伍就是县府自卫队组织的，全县三个区和以纺织厂为首的县城各个教育、商业单位。一区由王强、刘宝库负责，二区由苏大本、张书之、吴树修负责，三区由韩同和等人负责。在游行中，各爱国人士纷纷现场捐资捐物，气氛十分高涨。
游行队伍例行了整整三天，北党秦虞侯在此期间亲自往县府捐资二千大洋，随后瓜掌村的韩子英还有县城北面大清的附生秦录后（其堂弟秦友之是晋军保安总队司令）等纷纷带头捐款。
其实他们都是被警务局局长王作丰说服大家带头捐的，因为他们受到那些暗中破坏“合理负担”政策的国民党分子的威胁，目得就是不让牺盟会在这里站住脚。
从此后，那些心里摇摆不定的大户见这些人都带了头，心里的障碍扫除了，没过三天，县街上张贴出来捐款名单。
一大早在福泰号当铺住着的刘保山见人们都围在一处看刚刚张贴出来的捐款捐物名单，便过来挤进去看，同时他发现本村的王天印也站在那里，便上去打招呼：“小爸爸哩，您也来哩，多会儿到来哩，还是在县城住？”。
王天印见是刘保山，忙接搭：“哟，小侄儿哩，你也来捐款为国家出力哩？”自从他得了儿子就对刘福禄的那些怨恨没有了，刘福禄去世后他更觉得以前的那些事他有些确实做的不对，还感到内疚。
“我早捐了哩，见人多来凑个热闹。”刘保山道。他在刘家最小，他并不清楚当初王天印跟父亲的那些恩恩怨怨，父亲也没有跟他提起过。
“小爸爸哩，上面有您的名字哩。”刘保山又道。
“王天印捐资八百大洋。”
王天印也看见了，这县城没有听说还有个王天印啊，不会是写错了吧，我王天印这才听说，才来捐哩，他摸摸袋子，他得钱还在，虽然说才二百大洋，是比上墙上写着的少了点。
对着刘保山也没敢说漏嘴：“是哩，是我的名字哩，是不是加举倒给我捐了，我跟他说过哩，我这就是来看看哩，就怕他忘记哩。”他是随口说了一句，却一下子想起来儿子在村上修大池的那笔捐款，就是儿子加举背着他捐的。
一定又是儿子给他捐的。这小子，当初你爹是跟刘福禄有隔阂，现在是抗日救国，你爹才没有那么小气哩，小瞧你爹哩。
“咦，我也有两个名字哩。”刘保山忽然喃喃道。
王天印细看也发现了，一个是“刘保山捐资二千”，一个是“刘保山捐资一千”。
“是哩，肯定是两个刘保山哩。”王天印道。又细看都是河口庄的刘保山。
“怪哩，怪哩！”刘保山喃喃道。
王天印道：“是不是家里人给你捐的哩，写了你的名字哩。”本想说自己的那份就是儿子替捐的，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
战时，县城行政区划将“乡”改为“编村”，所属“村”改为“主村”、“附村”。编村设“村长”，村设“村长副”等。
牺盟分会在西街当铺院挂牌后，举办了首批“村政协理员”培训班。
第一批学员四十多人，他们大都是经过苏大本、王强、吴树修等亲自发展选拔出来再经过组织审查的抗日积极分子，还有自愿报名参加抗日组织的热血青年，他们在抗日游行示威中就是其中的骨干力量。
在会上张衡一做了《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起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报告，宣布了牺盟会提出的“不分党派，不分男女，不分职业，只要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一齐动员起来，积极参加一切救亡运动”的总纲领。
训练班历时九天的学习，使大家领会了抗日救国的真正含义，懂得了只有团结起来才能救中国的革命道理。会后大家在牺盟会的安排下，全体参训人员下到各村以协助村长办理村政为名进行抗日救国宣传，并以演讲，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等形式，揭露日军侵华的罪恶，号召人民群众抵御外侮投身抗日，在县城职员和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其次，在宣传的同时，自愿参加革命的群众越聚越多，这势头就像雨后春笋一般，使偏僻的农村沸腾了，到处都能听到“抗日救国，不当亡国奴”的声音。
抗日的烽火正在全县蔓延，大家的拳头攥在了一块。张衡一根据上级牺盟会的指示，要求迅速组建全民武装，组建民兵游击队，一个40多人的小型游击队马上组织起来，定名为“壶关县牺盟游击队”。
同时，县长赤岗也迅速组织了一支100多人的队伍，定名为“抗日模范队”，一切装备都由县府供给。
县府、牺盟会以“牺盟游击队”和“抗日模范队”这两个抗日武装为基础，在游风约下黄花水村正式成立了“壶关县抗日民族自卫队”，简称“自卫队”。自卫队下辖三个中队200多人。
自卫队成立后，贫苦农民的子弟纷纷报名参加。月底，队伍发展到5个中队400多人。同时，牺盟会又成立了“壶关县总动员实施委员会”，简称“壶关县动委会”，县长赤岗任委员长，牺盟特派员张衡一、公道团团长杨笃宽任副委员长，动委会下设战时指挥、民运、锄奸、供给等4个部。
动委会的职责和任务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组织发动全县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青年、妇女参加抗日救亡斗争；整顿和改造区、村政权；动员青年参加抗日军队，在群众中开展借粮借款运动，支援前线；广泛组织统一战线，扩大抗日阵线；向各村指派自卫队教练员，负责训练青年农民并吸收优秀分子加入县自卫队。
在党的领导下全国上下为抗日救国推行“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政策，由县长向各村下达通令。
壶关县府征款训令
因军事紧张，需款很急，向全省提出征款的合理负担办法，各编村村长：为令遵事，目前军事紧张，需款紧急，若以本县呈准，合理负担办法分摊，当由本府会同公道团，牺盟会将本县各编村，按村中实力及商号情形分别拟定分数，作为摊数标准，并于十一月十一日提交本府财政会议决议。通过查该村应占的分摊总数目。
以后一切县摊款即以各村所占分数比例分配。该村长应将村所占分数就所属附村民商财力，再按百分比摊至各附村。使有钞者多出钞，少者少出，绝对不会再按户数、人口、地亩分摊，并不准向贫民摊牌，仰即切实遵照办理此令。
民国二十六年十月
县长赤岗
年底，特派员张衡一接受阎锡山的委任状担任壶关县县长，县牺盟分会的工作由姚希圣全面负责。
特派员张衡一被委任县长后，便有了一切主动权，针对抗日救国推行“有粮出粮，有钱出钱”的合理负担政策在通令下达后表现出无动于衷的情况下，张衡一征求动委会委员长赤岗的意见，把掌握全县经济财权的南北两党和四大家族和绅士吴太昌、平秉钧等请到县府大院召开了座谈会。
会上赤岗代表动委会作了简要说明：“我赤岗来到壶关没有多长时间啊，多亏在坐的各位抬爱，使我对大家的各项工作很满意，啊，如今，国难当头，匹夫有责，我们要跟共产党一道坚决支持抗日，啊，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啊，大家心中都要有个数，啊——我就不多讲了啊，接下来欢迎张县长讲话，啊——”。
接下来张衡一县长讲话：“在坐的各位代表，你们都是壶关的各位精英，都是先行者，现在国难当头，动委会号召全民团结起来，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实行合理负担政策，全民抗日，根据自己的力量为抗日出力，只有我们各位先行者带起头来，老百姓才会跟着走。根据合理负担政策的要求，我们要推行特别富户和一般富户的合理负担，不能搞摊牌，全县农村要按具体情况布置任务，一般负担户数要控制在百分之四十以下，坚决杜绝一刀切。”
再下来就是在坐的代表各自发言，尽管各个富户口头上讲的很好，但是最终没有实际行动，都是你看我我看你。
张衡一是个火爆性子，干起来就讲究个雷厉风行，动员会已经过去两天了，还不见有任何动静，于是急忙召集牺盟分会和县府成员一起研究对策，找原因，找方法。
特派员姚希圣从中早发现了一个问题，便私下跟张县长道：“现在我们的工作落实不下去，开展不起来，我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了我们内部，公道团里面的骨干，各村的富户村长，都有消极情绪，那些根深蒂固的掌握着财力的富豪们都是在察言观色，谁愿意把自家的银子白白地就捐献出来。”
张衡一点点头，一时感觉肩上的担子越来越重，心里急得直冒火。
农历十月初一，正是县城一年一度的秋末庙会，每年从这一天开始一连五天，大街小巷商贾云集，四方百姓都要在这个庙会上为自己家里张罗置办一些过冬的衣物等，天刚亮，县城大街小巷在一夜之间都张贴满了各色各样的标语：“团结抗战，保家卫国”、“为抗日出力，为抗日流血”、“有钱出钱，有粮出粮，有力出力”、“坚决执行合理负担政策”、“打到那些消极抗战，破坏抗战的汉奸走狗土豪恶霸”。
九点，从县城南门口、北门口、西街纺织厂同时出现了几支游行队伍，大家举着小旗，高喊着口号，使整个小城沸腾起来。
整个游行队伍就是县府自卫队组织的，全县三个区和以纺织厂为首的县城各个教育、商业单位。一区由王强、刘宝库负责，二区由苏大本、张书之、吴树修负责，三区由韩同和等人负责。在游行中，各爱国人士纷纷现场捐资捐物，气氛十分高涨。
游行队伍例行了整整三天，北党秦虞侯在此期间亲自往县府捐资二千大洋，随后瓜掌村的韩子英还有县城北面大清的附生秦录后（其堂弟秦友之是晋军保安总队司令）等纷纷带头捐款。
其实他们都是被警务局局长王作丰说服大家带头捐的，因为他们受到那些暗中破坏“合理负担”政策的国民党分子的威胁，目得就是不让牺盟会在这里站住脚。
从此后，那些心里摇摆不定的大户见这些人都带了头，心里的障碍扫除了，没过三天，县街上张贴出来捐款名单。
一大早在福泰号当铺住着的刘保山见人们都围在一处看刚刚张贴出来的捐款捐物名单，便过来挤进去看，同时他发现本村的王天印也站在那里，便上去打招呼：“小爸爸哩，您也来哩，多会儿到来哩，还是在县城住？”。
王天印见是刘保山，忙接搭：“哟，小侄儿哩，你也来捐款为国家出力哩？”自从他得了儿子就对刘福禄的那些怨恨没有了，刘福禄去世后他更觉得以前的那些事他有些确实做的不对，还感到内疚。
“我早捐了哩，见人多来凑个热闹。”刘保山道。他在刘家最小，他并不清楚当初王天印跟父亲的那些恩恩怨怨，父亲也没有跟他提起过。
“小爸爸哩，上面有您的名字哩。”刘保山又道。
“王天印捐资八百大洋。”
王天印也看见了，这县城没有听说还有个王天印啊，不会是写错了吧，我王天印这才听说，才来捐哩，他摸摸袋子，他得钱还在，虽然说才二百大洋，是比上墙上写着的少了点。
对着刘保山也没敢说漏嘴：“是哩，是我的名字哩，是不是加举倒给我捐了，我跟他说过哩，我这就是来看看哩，就怕他忘记哩。”他是随口说了一句，却一下子想起来儿子在村上修大池的那笔捐款，就是儿子加举背着他捐的。
一定又是儿子给他捐的。这小子，当初你爹是跟刘福禄有隔阂，现在是抗日救国，你爹才没有那么小气哩，小瞧你爹哩。
“咦，我也有两个名字哩。”刘保山忽然喃喃道。
王天印细看也发现了，一个是“刘保山捐资二千”，一个是“刘保山捐资一千”。
“是哩，肯定是两个刘保山哩。”王天印道。又细看都是河口庄的刘保山。
“怪哩，怪哩！”刘保山喃喃道。
王天印道：“是不是家里人给你捐的哩，写了你的名字哩。”本想说自己的那份就是儿子替捐的，话到嘴边却没有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