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0章
就在朱总司令跟驻常行的国民党划界之际，盘踞在壶关县常行村的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部军法处处长、国民党顽固县长赵如镐，壶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马成骥勾结长治县长聂士庆、高平县长姬振魁和陵川县长杨子玉，号称上党地区防共的“四大天王”。
自抗战以来他们就定期聚会，互通风声，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又担心被日本人吃掉，四个县的武装力量便联合到了一块，组成了“马聂姬杨集团”，实为一群土匪，杀害我党和抗日武装，被当地群众称为“四个拔浪队”。
自去年在县城南韩庄村召开各村农民代表参加的揭露冯铖季等破坏抗日大会后，冯铖季表面上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内心却对共产党八路军更加不满，暗中勾结长治县长聂士庆对我革命同志进行迫害。
特别是在荫城同懋德商铺当掌柜的桥头村申斗金，他们早就怀疑申斗金是共产党，只是没有充足的证据，日寇占领荫城时，推荐申斗金担任日本人的维持会长，遭到了申斗金的拒绝，申斗金在日本人眼里也成了一位被排斥的对象。
荫城镇地下共产党组织创建于三五年冬，创始人是赵德尊。三五年十月，中共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上级速派遣赵德尊同志以经商庄的身份，潜伏到了荫城镇，发展地下共产党组织。
荫城不仅是个古老商镇，经济发达，车水马龙，信息物流畅通，同时也是兵家相争之地，长治沦陷后日本人就开始在这里设立据点。
赵德尊身负重任，在荫城工作谨慎大胆，为了尽快建立党组织首先是依托商人身份，介入商界，物色培养可靠的入党对象。
在当时桥头村申斗金这个荫城同懋德商铺大掌柜在商界颇有名气和威望，抗战热潮急烈的民众集中地就是东大街三角圪台申斗金商店地段，申斗金又是“抗日武装组织”活动的领导人之一，常带领群众游行示威走在荫城镇的大街上，因此，他成了赵德尊的首选培养对象。
赵德尊通过商贸业务手段，发展申斗金加入中国共产党，向他宣布了党组织的工作机制，组织纪律和只能默默做事，不能告诉家人等安全保密制度，从此，申斗金便以做生意为掩护，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一切财物都用在了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投身于我党抗日救亡运动上来。
接下来在申斗金的努力下，先后在商界庄中发展了一批地下共产党员，扩大了地下党的组织。
长治县抗日民主机关成立后，申斗金迅速组建了以荫城为中心的由长治、壶关、陵川、高平等县域的地下信息交通网，及时传达了党的秘密指示，收集情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除奸反特，筹集抗日资金，发展壮大抗日骨干队伍，从而点燃了我党在长治东南四县邻域抗日救亡的燎原之火。
三六年二月，东征红军强度黄河，挺进山西，申斗金受命领导地下党组织提供信息，组织力量充当向导，迎接和配合红军东征军何长工部进驻长治县西火镇。
红军战士一进西火镇，马不卸鞍，人不卸甲，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军纪严明，不占民房，驻扎在西村一座旧庙，白天身背米袋写标语，贴传单，穿着草鞋做宣传，晚上宿文庙。在牛宅大院内召开群众大会。
何长工号召全体村民，不论贫富、男女、老幼人人参加，亲自讲解我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当时，西火镇龙蛇混杂，人来人往，有外地逃难的，有京津沪进步青年，有冀豫两省灾民，成百上千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还组织了东北逃难者控诉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罪行和人民所遭受的悲惨遭遇。
红军号召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富人要讲良心开仓放粮，赈济饥民。红军还上门向富户打借条，借钱、借粮，逼那些顽固富户就范。红军还进商店，动员商户架锅做饭，无偿让街头难民填饱肚子渡难关……
何长工趁热打铁，向广大群众宣讲实施“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重要性，重申“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的抗日主张。还郑重承诺，红军今天打下的借条，等打败日本鬼子后一定加倍偿还。几户顽固富户也站出来表示一致抗日，开仓献粮。
特别是在扩大红军队伍大会上，热血青年们争相报名，妻送郎、父送子，热烈场景十分动人，还有在卢沟桥事变前从东北、河南逃难到此的难民，以及来自北京的进步青年等，共四十余人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七年春，一支以白队长为首的红军抗日宣传队共七人，秘密来到荫城镇，申斗金受命首先与白队长取得了联系，尔后，将白队长以经商为名秘密安排在荫城镇，其余队员分散在周边县城的村庄。
为支持配合白队长的工作，申斗金把常驻西火镇的交通员张孝臣介绍给白队长，以催交铁货为名配合宣传队在西火一带开展活动，根据宣传队深入壶关、陵川开展工作的需要。
申斗金亲自把张德善（壶关五集村人）的名字由张安书改为张德善交给宣传队当向导配合工作，红军宣传队很快地在长治、陵川、壶关等地扎下了根。
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组建工作团从太岳到晋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仁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一行到达长治（市），申斗金受命提供情况，秘密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工作团与晋东南第五专员公署负责人（兼长治县县长）续济川商谈开展统一战线全民抗战工作。此间，申斗金领导的地下党和交通网络，配合抗日宣传团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聂士庆担任长治县县长，是阎锡山的铁军骨干。当八路军工作团到长治时，聂士庆就百般阻挠，国共双方正在举行会谈时，聂士庆就冲进去向续济川慌说：“了不得啦，满街都是八路军的宣传队，共产党要翻天了！”后来，聂士庆还以续济川私人代表名义，到各地传播谣言，千方百计阻挠民众加入抗日革命队伍。
三八年四月，八路军宣传队在六分校把民众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游击队，聂士庆知道后，即带武装包围了六分校，缴了枪，让长治县警察局与六分队的游击队合并起来，他担任了司令，掌控了政权军权。
聂士庆不敢与日军叫板，反而与潞安府大豪绅裴宝堂相互勾结，消极抗日，欺压百姓，干尽坏事，甚至在国难民困交加之际，他还不忘讲排场，耍排头，在城里坐四抬轿，下乡要乘八台轿，贪图享乐。
地下党组织建立开始，除把斗争矛头瞄准日伪外，另一斗争对象就是聂士庆这一反动势力。
大豪绅裴宝堂，曾日本留学，与同在日本留学的阎锡山相识交好，民国初年，裴宝堂回国任山西督军府秘书，后来回长治任教。民国四年经商，依托阎锡山成了上党首富，不久，阎锡山委任其山西省盐务总局局长，在长治、长子、高平县城和西火镇开设了盐务分局，日寇入侵后，充当长治维持会会长。他暗中勾结省、县反动势力，囤积居奇，哄抬盐价，并散布谣言，制造恐慌，闹得民怨沸腾，人心不宁。
申斗金协作白队长，派张德善等地下工作者和宣传队员带领一伙当地爱国青年与愤怒的群众先在他的盐务分局门前不断高喊“一切为了抗日，团结一致，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给他造成舆论上的压力，接着关闭了他的盐店，并打开盐仓将盐全部没收，廉价卖给当地民众，剩余部分运往外地售给百姓，将售盐款全部支援了抗日事业。
我八路军为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培养骨干力量，在长治建立民族革命大学六分校（今长治市二中校址），申斗金随白队长在壶关家乡亲自动员了十七名进步青年参加了决死队，受到了壶关县县长张恒业的表扬。
申斗金虽然身居荫城，却不断回家乡桥头宣传抗日。三八年七月的一天，申斗金从荫城回到家乡桥头村，路过民兵训练场，看到队员们训练得热火朝天，可是身高马大的申新法却没精打采，于是就走到他身边问：“怎么了？累了还是不想练了？”
申新法说：“累倒是不累，对我来说，练不练没多大意思。”他一听，话里有话，于是说：“跟我回家，有话慢慢说。”
申新法原本是神东村人，本姓杨，由于其舅父早年身亡，留下舅母和一位残疾表哥申老丑艰难度日，随舅母年老力衰失去劳动能力，新法由“杨”改为“申”姓后，来到桥头村给舅母当了儿子。
就在朱总司令跟驻常行的国民党划界之际，盘踞在壶关县常行村的国民党二十七军军部军法处处长、国民党顽固县长赵如镐，壶关县国民党党部书记马成骥勾结长治县长聂士庆、高平县长姬振魁和陵川县长杨子玉，号称上党地区防共的“四大天王”。
自抗战以来他们就定期聚会，互通风声，一心想消灭共产党，又担心被日本人吃掉，四个县的武装力量便联合到了一块，组成了“马聂姬杨集团”，实为一群土匪，杀害我党和抗日武装，被当地群众称为“四个拔浪队”。
自去年在县城南韩庄村召开各村农民代表参加的揭露冯铖季等破坏抗日大会后，冯铖季表面上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内心却对共产党八路军更加不满，暗中勾结长治县长聂士庆对我革命同志进行迫害。
特别是在荫城同懋德商铺当掌柜的桥头村申斗金，他们早就怀疑申斗金是共产党，只是没有充足的证据，日寇占领荫城时，推荐申斗金担任日本人的维持会长，遭到了申斗金的拒绝，申斗金在日本人眼里也成了一位被排斥的对象。
荫城镇地下共产党组织创建于三五年冬，创始人是赵德尊。三五年十月，中共红军北上抗日到达陕北后，上级速派遣赵德尊同志以经商庄的身份，潜伏到了荫城镇，发展地下共产党组织。
荫城不仅是个古老商镇，经济发达，车水马龙，信息物流畅通，同时也是兵家相争之地，长治沦陷后日本人就开始在这里设立据点。
赵德尊身负重任，在荫城工作谨慎大胆，为了尽快建立党组织首先是依托商人身份，介入商界，物色培养可靠的入党对象。
在当时桥头村申斗金这个荫城同懋德商铺大掌柜在商界颇有名气和威望，抗战热潮急烈的民众集中地就是东大街三角圪台申斗金商店地段，申斗金又是“抗日武装组织”活动的领导人之一，常带领群众游行示威走在荫城镇的大街上，因此，他成了赵德尊的首选培养对象。
赵德尊通过商贸业务手段，发展申斗金加入中国共产党，向他宣布了党组织的工作机制，组织纪律和只能默默做事，不能告诉家人等安全保密制度，从此，申斗金便以做生意为掩护，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一切财物都用在了发展党的地下组织，投身于我党抗日救亡运动上来。
接下来在申斗金的努力下，先后在商界庄中发展了一批地下共产党员，扩大了地下党的组织。
长治县抗日民主机关成立后，申斗金迅速组建了以荫城为中心的由长治、壶关、陵川、高平等县域的地下信息交通网，及时传达了党的秘密指示，收集情报，发动群众，减租减息、除奸反特，筹集抗日资金，发展壮大抗日骨干队伍，从而点燃了我党在长治东南四县邻域抗日救亡的燎原之火。
三六年二月，东征红军强度黄河，挺进山西，申斗金受命领导地下党组织提供信息，组织力量充当向导，迎接和配合红军东征军何长工部进驻长治县西火镇。
红军战士一进西火镇，马不卸鞍，人不卸甲，立即开展工作，他们军纪严明，不占民房，驻扎在西村一座旧庙，白天身背米袋写标语，贴传单，穿着草鞋做宣传，晚上宿文庙。在牛宅大院内召开群众大会。
何长工号召全体村民，不论贫富、男女、老幼人人参加，亲自讲解我党和红军的抗日主张，当时，西火镇龙蛇混杂，人来人往，有外地逃难的，有京津沪进步青年，有冀豫两省灾民，成百上千人参加了会议，会上还组织了东北逃难者控诉了日本在东北的侵略罪行和人民所遭受的悲惨遭遇。
红军号召实行“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富人要讲良心开仓放粮，赈济饥民。红军还上门向富户打借条，借钱、借粮，逼那些顽固富户就范。红军还进商店，动员商户架锅做饭，无偿让街头难民填饱肚子渡难关……
何长工趁热打铁，向广大群众宣讲实施“合理负担”和“减租减息”的重要性，重申“工农商学兵，一起来救亡”的抗日主张。还郑重承诺，红军今天打下的借条，等打败日本鬼子后一定加倍偿还。几户顽固富户也站出来表示一致抗日，开仓献粮。
特别是在扩大红军队伍大会上，热血青年们争相报名，妻送郎、父送子，热烈场景十分动人，还有在卢沟桥事变前从东北、河南逃难到此的难民，以及来自北京的进步青年等，共四十余人参加了红军。
一九三七年春，一支以白队长为首的红军抗日宣传队共七人，秘密来到荫城镇，申斗金受命首先与白队长取得了联系，尔后，将白队长以经商为名秘密安排在荫城镇，其余队员分散在周边县城的村庄。
为支持配合白队长的工作，申斗金把常驻西火镇的交通员张孝臣介绍给白队长，以催交铁货为名配合宣传队在西火一带开展活动，根据宣传队深入壶关、陵川开展工作的需要。
申斗金亲自把张德善（壶关五集村人）的名字由张安书改为张德善交给宣传队当向导配合工作，红军宣传队很快地在长治、陵川、壶关等地扎下了根。
三七年十一月，八路军一二九师组建工作团从太岳到晋东南创建抗日根据地，师政治部副主任宋仁穷，组织部长王新亭，宣传部长刘志坚一行到达长治（市），申斗金受命提供情况，秘密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工作团与晋东南第五专员公署负责人（兼长治县县长）续济川商谈开展统一战线全民抗战工作。此间，申斗金领导的地下党和交通网络，配合抗日宣传团做了大量工作。
当时，聂士庆担任长治县县长，是阎锡山的铁军骨干。当八路军工作团到长治时，聂士庆就百般阻挠，国共双方正在举行会谈时，聂士庆就冲进去向续济川慌说：“了不得啦，满街都是八路军的宣传队，共产党要翻天了！”后来，聂士庆还以续济川私人代表名义，到各地传播谣言，千方百计阻挠民众加入抗日革命队伍。
三八年四月，八路军宣传队在六分校把民众组织起来，成立了抗日游击队，聂士庆知道后，即带武装包围了六分校，缴了枪，让长治县警察局与六分队的游击队合并起来，他担任了司令，掌控了政权军权。
聂士庆不敢与日军叫板，反而与潞安府大豪绅裴宝堂相互勾结，消极抗日，欺压百姓，干尽坏事，甚至在国难民困交加之际，他还不忘讲排场，耍排头，在城里坐四抬轿，下乡要乘八台轿，贪图享乐。
地下党组织建立开始，除把斗争矛头瞄准日伪外，另一斗争对象就是聂士庆这一反动势力。
大豪绅裴宝堂，曾日本留学，与同在日本留学的阎锡山相识交好，民国初年，裴宝堂回国任山西督军府秘书，后来回长治任教。民国四年经商，依托阎锡山成了上党首富，不久，阎锡山委任其山西省盐务总局局长，在长治、长子、高平县城和西火镇开设了盐务分局，日寇入侵后，充当长治维持会会长。他暗中勾结省、县反动势力，囤积居奇，哄抬盐价，并散布谣言，制造恐慌，闹得民怨沸腾，人心不宁。
申斗金协作白队长，派张德善等地下工作者和宣传队员带领一伙当地爱国青年与愤怒的群众先在他的盐务分局门前不断高喊“一切为了抗日，团结一致，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打倒卖国贼”！等口号，给他造成舆论上的压力，接着关闭了他的盐店，并打开盐仓将盐全部没收，廉价卖给当地民众，剩余部分运往外地售给百姓，将售盐款全部支援了抗日事业。
我八路军为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培养骨干力量，在长治建立民族革命大学六分校（今长治市二中校址），申斗金随白队长在壶关家乡亲自动员了十七名进步青年参加了决死队，受到了壶关县县长张恒业的表扬。
申斗金虽然身居荫城，却不断回家乡桥头宣传抗日。三八年七月的一天，申斗金从荫城回到家乡桥头村，路过民兵训练场，看到队员们训练得热火朝天，可是身高马大的申新法却没精打采，于是就走到他身边问：“怎么了？累了还是不想练了？”
申新法说：“累倒是不累，对我来说，练不练没多大意思。”他一听，话里有话，于是说：“跟我回家，有话慢慢说。”
申新法原本是神东村人，本姓杨，由于其舅父早年身亡，留下舅母和一位残疾表哥申老丑艰难度日，随舅母年老力衰失去劳动能力，新法由“杨”改为“申”姓后，来到桥头村给舅母当了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