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邓名和闯营众将交谈的时候,就感到他们对明廷的治理方法有很强的抵触心理,对此邓名非常能够理解。闯营的人都是被明政府逼得活不下去才起来造反的,他们触目所及,都是民不聊生的景象,既然如此他们自然会认为明廷的统治办法有极大的问题——也确实如此。

    不过闯营自己的治理手段也是乏善可陈,李自成举事以后,一直到进入北京之前,都没有文人投靠他。仅有的一个牛金星还是因为和人打官司被下狱,适逢李自成攻破城池才投了闯,在加入闯营之前,牛金星同样没有过任何参与行政工作的经历。

    在穿越之前,邓名对这个时代的知识传播速度并无了解,等他亲身和这个时代的人交流过以后,才发现在这个没有媒体、报纸,没有大量便宜书籍的时代,普通人对管理、行政近乎于一无所知。刘体纯等人知道官吏的名称,但对政府有何职能,该如何去实现职能都完全不清楚。

    李自成攻破北京后,拿出的办法就是不问青红皂白地全国性的三年免征,政府必须的维持经费通过拷掠明朝高官来获得,先不谈这个方案的弊病,就是执行效果邓名也不看好——他听文安之说过,李自成几乎全盘继承了明朝的官吏体系,这个免征政策到底会在基层执行成什么样子,最终受益的人都是什么人?邓名对此非常怀疑。

    虽然执行效果肯定会打折扣,而且文安之还痛恨李自成至极,不过在给邓名私下授课时,文督师还是公正地评价道:听说大顺广泛推行免税制度后,黄河流域的饥民、流民还是大量返回故土,社会生产开始迅速恢复。可除了拷掠,李自成、牛金星都完全不知道该如何维持他们的政府,虽然有大批农民从大顺的政策中受益,但李自成全完全无力动员这些受益者来保卫他的政权。结果迅速被满清和利益受到触犯的北方缙绅阶层联合起来赶走,甚至没机会从追赃助饷这个行动中总结行政的经验教训。

    在往后闯营继续颠簸流离,从来没有从事过任何行政工作,被改编为明军后,南明政府更不可能把地方政权交到他们手中。西营有建设、巩固根据地的经验,而闯营始终没有锻炼的机会。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就屡次因为袁象、刘晋戈、熊兰没有任何行政常识(现代人的常识)而头疼不已。对此邓名只能自我安慰:正因为这些人对政权框架一点基本概念都没有,邓名才能施加最大的影响。比如刘晋戈对政府的工作、目的认识完全是一片空白,所以邓名说什么他深信不疑,并奉为金科玉律。

    刘体纯虽然比他儿子见多识广,不过行政经验基本也为零,以前在巴东根据地就是单纯的军屯,一切都是军事管理。这次移驻夷陵后,一下子要面对复杂的社会成份,身边也没有南明或是西营的行政官吏,简直称得上是手足无措。

    “至少要两、三年的时间,通过一次次税收、纠纷,刘体纯才能不断总结教训,对各种会出现的行政问题有所了解,他的幕僚也会逐渐成长起来。”邓名在心里想道,对于明廷的传统管理模式,邓名既看不上也没有太多的了解,在这方面帮不上刘体纯什么忙:“李来亨、郝摇旗他们估计也差不多,现在完全就是在闷头瞎搞。只是我指手画脚他们多半也未必会听,我只有设法帮他们拖两年,不要让他们迅速垮掉;也不能他们把湖北闹得一塌糊涂,让缙绅和百姓都开始怀念满清起来。等到两、三年后,他们有了些认识,成都那边我的人才也培养出来一些,到时候让刘晋戈来和刘体纯说,肯定要比我强的多。”

    一开始邓名还想在刘体纯身上施加一些影响,就像对刘晋戈做的一样,但等他听到刘体纯对夷陵读书人的处理方法后,这个念头也被邓名打消了,在他看来刘体纯根本是凭心情处理政务。

    在成都的时候,邓名反复和袁象交代,法不外人情,执行法律必须要有弹性。邓名用的例子就是他刚刚颁布的通行法规:成都城内和郊区,车辆都要靠右行驶,亭士看到逆行的人要予以组织,并监督违规者高声朗诵“靠右行驶”一百遍整。但是邓名就向袁象指出,若是有犯规者是因为儿子生病、急于去找郎中看病的话,亭士有权根据情况先予放行,然后在他办完事后在盯着他朗诵一百遍法规。这就是所谓的执法弹性,也是邓名讲的“法不外人情。”

    但人情不是心情。给袁象讲述执法精神时,邓名就指出,明朝以前执法时,地方官的心情影响很大,就是俗话所说的官断十条路:看到有人急着给儿子看病而违法时,若是心情好就可以帮他抢道,若是心情不好就把他站笼站死。

    刘体纯明显还处于这种按心情处理政务阶段,看你顺眼就免税,看你不顺眼就拿个倾家荡产。在这个时代,这样使用权力是理所当然的,可能也就是邓名和他影响下成都会觉得这是滥用权力。

    意识到彼此间有巨大的观念差异后,邓名就和以往一样主动放弃,他不再尝试干涉刘体纯的行政,只是简单说了几句爱民的光鲜话。

    既然明知不会有什么结果,邓名很快就把话题转到爆破技术上来,问刘体纯可否愿意与他分享新的战术技巧。刚才讨论民政的时候,刘体纯一直眉头紧锁,可一说道爆破他顿时眼睛放光、双眉舒展。刘体纯马上兴致勃勃地带着邓名去看他的爆破小组,并向邓名展示了他的新式装备。

    一开始邓名有些惊讶,对刘体纯的那粗制滥造的装备也不太看好,但刘体纯拍着胸脯保证它的效果,他不但有大量的试验数据,还愿意当场给邓名演示。试验报告表明这确实是一种威力巨大的武器,而随后的演示也确实没有让邓名失望。

    现在爆破小队已经是刘体纯的心头肉,不过邓名还是从刘体纯手中要走了几个成员,并拿走了刘体纯的几件装备和一些火药——有了这些东西后,邓名就更有把握让张长庚相信自己有掀他屋顶的能力了。

    离开夷陵后,没有多久邓名就抵达江陵,见到了眼下湖广的明军统帅李来亨。

    和刘体纯一样,李来亨同样表示他没有多余的兵力供邓名差遣,他的部队同样需要监视态度暧昧的缙绅,还有一大部分应郝摇旗的要求开赴钟祥。(笔者按,昨天有个读者指出,以前邓名的安排是贺珍负责襄阳,写昨天那节的时候笔者记错了,后面是专门的修补工作)。本来襄阳防区邓名划给了贺珍,但后来郝摇旗和他交换了防区,现在郝摇旗基本把大本营搬到了襄阳,原来的根据地房、竹一带他已经看不上了,只留了很少的留守人员。

    李来亨虽然拿不出多少机动兵力给邓名,不过他愿意向邓名提供一些向导、火药和辅兵支援。对于邓名威胁武汉的计划,李来亨也很赞同,认为这至少可以给张长庚施加压力,迫使钟祥一带的清军返回武汉。

    “归根到底,张长庚还是投鞑子的贼,”之前的交易让李来亨对张长庚的印象一度变得不错,但随着两军之间的气氛日渐紧张,李来亨对张长庚的敌意又重新浓重起来:“还有那个周培公,也是鞑子的走狗。”

    “哦?”邓名见李来亨满脸的气愤,对他的态度变化如此之快有些不解,上次周培公来谈判时邓名记得他还送过李来亨私人礼品。

    “周培公这贼最近深得张长庚信任,他主持了对汉阳城的加固工作,虽然具体手段我没有完全打探清楚,但有不少都是针对我军爆破手段的。”李来亨并不知道邓名和周培公的那番交谈,在他看来,周培公一定是利用谈判窥探到了明军的攻城手段:“昨天我刚刚收到报告,张长庚最近又组织了几场劝捐诗会,周培公在其中上窜下跳的,拼命劝说武昌周围的缙绅出钱、出粮,好让清军能聚集更强大的兵力来打我们!”

    “周培公?”邓名听得有些迷糊:“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周培公好像还有不少地在虎帅手里呢,他就不怕我们抄没他的家产么?依我看,周培公大概也是应付差事,毕竟他是武昌知府,在武昌募捐他肯定要出面。”

    “提督有所不知,这厮绝对是真心实意、出了死力的。”李来亨气恨恨地说道:“我已经下令,把周培公这疯狗的土地都抄没入官,统统改建成我军的军屯。”

    “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已经执行了吗?”邓名不知道这不是李来亨刚下的命令,按说昨天接到消息,不至于不加核实就下命令。但邓名宁可李来亨是才匆匆下的决定,这样还来得及补救。

    “大概一个月前。”可惜李来亨让邓名失望了,一个月前李来亨就已经把周培公放在荆门的管家都踢回武昌去了,让他转告周培公,土地和上面的庄稼都归明军所有了。

    “至少二十万两的土地吧,怪不得周培公变成疯狗了,换我也要和虎帅拼命了。”邓名一脸的无奈,他不明白李来亨怎么能把事情做的这么绝,周培公是武昌知府,他态度暧昧明显对明军会很有利的:“虎帅有没有听说过,绑匪都是好吃好喝地招待肉票,因为要是肉票死了,也就别想拿到一个子了。周培公在荆门的地就是我们手里的肉票,要是我们想一抄了之,那我们当初何必辛辛苦苦地替他买地呢?”

    “提督说的是,可我就是咽不下这口气。”李来亨脸上的惭愧之色一闪而逝,又被深深的恨意代替了:“周培公有多少斤两我也心中有数,他要是敢来找我的麻烦,我就拔了他的皮!”

    “到底怎么回事?”邓名感觉李来亨和周培公的矛盾好像不止这一桩事。

    “还不是为了免税,大年初一的时候,周培公在荆门的管家带这一堆东西来给我拜年,说了一堆好听的话,让我在他们周家的税上照顾、照顾。那个奸猾的管家话从来只说一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想让我照顾多少,那时和周培公的关系又不错,我就答应了。”在邓名的要求下,李来亨把他和周培公的矛盾从头说起:“过了两个月,刘将军那边开始张榜,告诉缙绅们现在国难当头,税不能免了;我早就和刘将军说好了一同行动,也就张榜通报,所有的大地主都专门送去一份文告,周家是荆门的大地主,当然也有他家的一份。”

    “你把正月答应的事忘了?”邓名叹了口气。

    “怎么会?”李来亨越说越生气:“我当然没忘,就告诉周家他们的税我少收三成,荆门附近的好地差不多都是他周家的了,免三成就很多了。但是周家的管家给脸不要脸,又上门来闹,说我言而无信。我告诉他我根本不知道他新年送礼时的意思是要全免,后来他又说至少免七成,我不同意那个家伙还不肯走,死乞白赖一定要我免一半。我懒得和他罗嗦,就给他轰走了。”

    “后来呢?”

    “后来有功名的人到处找门路,给我的手下塞礼,让他们来和我说,说什么国难这么多年了,从来没有官府收过他们的税,就连鞑子那边都不找他们有钱,我们是大明朝廷,更不能要。周培公的管家上窜下跳的,又搞串联,又拼命给我的人塞包,吵我的头都大了。哼,当年为什么民不聊生,就是因为不收他们这些有钱、有粮的人的税,再说他周培公是拿得鞑子的功名,又不是大明的,就是免谁家的税也轮不到他头上……”

    当时好多缙绅都嚷嚷最多收一半,李来亨本来就对着帮士人有意见,现在看他们胆敢闹事,为了点钱财居然连自己的兵马都不怕了,哪里还咽得下那口气?周家的管家自以为家主和明军这边有交情,而且也确实路子比较熟,串联、行贿等小动作做的最多,李来亨在气头上就拿周家开刀,连周家都一个子不免。

    再往后邓名也能猜出个大概,周培公心中不满,对重建清军变得特别上心,还在士人圈子里宣传闯营的暴虐,鼓吹只有清军收复失地才能还缙绅们一个公正。听到这些消息后,李来亨就报复性地没收了周家的土地,当初周家的土地都是通过李来亨买的,底细知道得清清楚楚,结果抄的叫一个彻底,连一亩地也没给周培公剩下。

    “好,本来周培公还只是心痛收入减少,现在算是和我们不共戴天了。嗯,周培公手里有地契、有交易书,只要把荆门打回来,他还是能夺回土地的。”邓名沉思了一会儿,对李来亨说道:“虎帅消消气,我替周培公求个情,把他的土地还给他罢。”

    “对这种疯狗,给他人情也是白给。”李来亨虽然也知道这是树敌,不过他并不是很怕周培公,更不愿意示弱丢面子:“而且还给周培公土地,他会认为我们怕了他,肯定会得寸进尺,又要求减免税赋了。”

    “那么这样吧,我去说服周培公同意你收全额的税,如果他同意了,虎帅就给我一个面子,别没收他的土地了。”邓名知道闯营着帮或许是大将,但没有一个是政治家,都把面子看得比实际利益还重要。

    李来亨想了想,如果这样也可以认为是周培公先服软求饶了,邓名的面子也不好不给,勉强同意了:“若是这疯狗真的如此识趣,那我看在提督的面子上,这次就不和他计较了,不过他的税是一分也不会少的。”

    “一分不少!”邓名保证道。

    与李来亨达成共识后,邓名向李来亨借了一些辅兵,然后继续沿江而下,通过岳州等地。

    听说邓名长驱直入,无视清军前哨据点直逼汉阳后,张长庚大吃一惊,连忙把心腹们找来商议,周培公作为对邓名问题专家和武昌知府,当然也列席其中。

    “邓名才走了大半年,怎么就又来武昌了?”张长庚和他的心腹们同样没有想到邓名居然这么快就又来打劫。邓名的长江水师以江浙兵为基干,拥有大量从苏松、江西水师哪里缴获来的大型战舰。湖广的水师相当虚弱,或许能勉强对付李来亨的威胁,但肯定不是长江水师的对手。

    “邓名好像有直取汉阳、然后强攻武昌的意思。”邓名顺流而下,对汉阳西面的清军前哨据点视而不见。兵法曰:弃小不取,必有大图。明军来势汹汹,统帅又威名赫赫,张长庚的不少幕僚都露出畏惧之色,就是张长庚本人也暗暗紧张。

    在这个关键时候,武昌知府周培公挺身而出,自从家产被没收后,周知府就一心扑在了军队建设上,咬牙切齿地想打回老家去。周培公一脸沉着,信心十足地向张长庚保证道:“总督大人放心,汉阳城防是下官亲手布置的,邓名不来则已,来了一定让他讨不了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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