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60年5月15日，汉洲，建业（今澳洲达尔文市）。
“如何？”几个印度商社的执事大掌柜见白远贵步入厅堂，便拥了过去，眼神急切地看着他。
“成了！”白远贵一脸喜色，将手里的一份文书拍在桌案上，然而大喇喇地坐在一张靠背软椅上，“内阁次辅齐远山已经点头了，并给出了一份增加我印度商社授权的草案。”
一名大掌柜将那份文书从桌案上一把抓了过来，然后便急切的打开，旁边几个掌柜立时围拢过来，探着脑袋去观看。
“……为提高印度商社经营的独立自主性和属地事务处理的响应速度，内阁着命对外通商部授予予该商社如下特权：……”
“第一，授予印度商社当地的司法权和处置权，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制定的法律制应当以我齐国法律为基础，可以变通，但不得有任何抵触和相异之条款。……所定法律之条文需在事后提交大理寺备案审查。”
“第二、允许印度商社建立必要的要塞堡垒，并使用军队制式武器，即可设立商站或据点防卫设施，招募当地土人建立武装力量，派遣武装商船，运送弹药，以及任命相应的要塞官员和指挥官。”
“第三、允许印度商社建立铸币厂，铸造当地土邦货币，以及印度地区通用货币，供商社在印度使用。但是，铸造过程、铸造数量，以及铸造规格必须由汉洲大钱庄派出官员进行必要的监督和审查，严禁回流汉洲本土及其他海外领地。”
“第四、允许印度商社在经营印度地区事务时，有宣战或媾和的权力，但不得有损害汉洲本土和其他海外领地之权益行为。”
“第五、允许印度商社有权自行处理通过战争或者经济手段得到的领土、据点或商站，包括但不限于交还、占有及其他处置。”
“第六、允许印度商社于印度地区建立地方自治政府，但必须接受本土内阁政府及军部的指导和规划。”
“……”
“这……，这些授权……远超我等预期呀！”一名执事大掌柜惊喜地呼道。
“这内阁政府就不怕……，就不怕我等在印度……”另一名执事大掌柜说到半截，可能觉得话语有些悖逆，立时闭上了嘴。
其他几名执事大掌柜闻言，顿时悚然一惊，不由面面相觑。
“嗤，你们都怕个甚！”白远贵端着一杯清茶，嗤笑一声，说道：“老孔，你也是昔日的登州老人了，你当年在海上与人搏命的胆子都到哪里去了？以至于政府给俺们印度商社一些足够造反自立的特权，就吓成这样！”
“老白，慎言！”孔裕成瞪了白远贵一眼，下意识地四下看了看，“你这老货，莫以为凭借自己是登州老人的资格，便口无遮拦，肆意妄为！别以为大王念着旧情，就觉得那些黑衣卫、民调处的探子不敢动你？人家可跟咱们没什么交情！”
齐天建制称王已有十八年，威权日盛，昔日老资格的登州旧人，早已收去了轻视怠慢之心。并且，随着齐国年轻一代的逐渐成长并进入政府、军部关键岗位后，他们这些最早登陆汉洲的元老，基本上都退出了军民两政，然后在国内享受着无尽的荣华富贵。
可若是你敢生出或者做出什么悖逆的事情，不消说齐王仅一道谕令，便足可将你置于万劫不复的境地，就是几个黑衣卫或者民调处的探子，就能轻松将你拿下，要么发配到荒僻的海外孤岛，要么让你消无声息地死在家中。
“老孔，俺知道轻重！”白远贵说道：“再者，要说维护俺们齐国和拥护齐王，没有比俺们这些登州老人更为用心的了。这份授权草案，你等以为齐王没有点头，谁敢做出？说不定，这其中某些附加追授的特权，还是齐王亲自厘定出来的。以后呀，经略印度就要以俺们印度商社为先锋，做政府不能做的事情，先蹚出一条路出来，为我齐国日后谋取一个巨大无比的殖民地区和无穷的市场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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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一帮印度商社掌柜们为即将获得一系列更为自主贸易政策和更优惠的特权，而欢欣鼓舞之时，汉明阁（内阁政府所在地）中的一间殿堂中，内阁首辅张文琪、次辅齐远山（兼对外通商部尚书）、次辅毕正行（兼文教部尚书）、户部尚书孙维建、工商部尚书栾金兴、民政部尚书曹炬等齐国重臣，正在为日益严峻的财政问题而愁眉不展。
“汉洲大钱庄已明确表示，不能再以向政府借款的名义，额外铸造更多的货币了。”户部尚书孙维建苦笑着说道：“他们认为，汉洲本土投放的货币已然很多了，若是再增加铸币，势必会造成国内市场物价的全面上涨，最终受损的将是国内普通民众。另外，物价的全面上涨，也会影响到我齐国工业生产环节，抬高商品的出口价格，尤其是棉纺织品，受影响会更大。”
“可是，这个财政年度尚未过半，政府预算投入就已超过六成，若无额外的财政来源，怕是政府撑不到年底。”首辅张文琪皱着眉头说道：“总不至于，年初的各项政府规划就此搁置？要知道，七月，太子大婚，虽然是王室出了大头，但我们内阁政府总不至于一点都不出钱吧。另外，规划中的建（建业）新（新淮安）铁路还要陆续上马，这更是一笔巨额的投入。”
“要不然，将滞留在建业府、宣化（今帝汶岛）、威远（今新几内亚岛）地区的数万移民就地安置，不再进行二次转移，或可省出二三十万元出来。”民政部尚书曹炬建议道。
“这么做的话，恐怕会让那些早就做好移民接收工作准备的东南、西南地区府县官员暴跳如雷，跳起脚来骂人了！”张文琪笑着摇摇头说道。
“唉，谁能想到今年移民人数会比原计划多出两万多人，以至于移民预算费用将超出四十多万。”曹炬不由谓然一叹，“而且，印度商社本该有的利润分红也暂时停了，这又少了几十万的收入。汉东商社要支援美洲分社的据点建设，南洋商社要支援南非商社的据点建设，导致这两家今年的利润分红不增反降，以至于，影响到整个财政收入少了一大截。”
截止到去年底，齐国汉州本土及附近海外领地（不含琉球、吕宋及安南几个海外领地，也未包括今年结束的移民季新增人口）人口规模增长至一百二十三万余，其中出生人口就达八万五千人，占新增人口的近五成。
虽然，目前齐国移民工作大部分都是由政府旗下的几大运输商社负责执行，海军舰船从旁予以辅助运输，理论上移民规模可以达到每年十二万到十三万左右。但考虑到齐国辖下的众多舰船除了移民运输任务外，还要执行其他商品转运，武装护航，或者参与大明境内的破袭、封锁任务，这些运力并不一定会全部都会投入进来。
故而，移民部在去年提交移民费用预算时，在剃除了种种因素后，就以十万的移民规模预算费用来安排今年的各项移民运输和安置工作。
但万万没想到，今年的自发移民人数突然猛增，无数大明境内、安南、暹罗、马来半岛，以及南洋地区华人搭乘各种船只，不畏艰辛，漂洋过海来到汉洲本土，以期谋得一份温饱或者一份富贵。
随着二十多年发展，齐国迅速崛起于汉洲大陆，并在南洋地区拥有绝对的影响力，两次击败强大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仅凭数千人在大陆沿海地区，就能撬动和影响大陆局势，还数次挫清虏于战阵之上，建立了齐国赫赫不败武功。至于周边的安南、柬埔寨、吕宋、琉球，日本，乃至南洋地区众多土邦王国，更是都曾领教过齐国的兵威之锋，使得无人敢再小觑齐国的实力。
十余年来，随着齐国势力慢慢渗透和影响整个南洋地区，无数人不仅知道齐国兵威之盛，而且还听说其国中富庶，人人都能吃饱饭，穿暖衣，有房屋住，以及会分得一块能传诸于子孙的土地。加上更有传言，汉洲本土有金山数座，遍地都是金银，要不然齐国如何会这般快速崛起？
怀着一份对财富的憧憬，对改变生活的梦想，对安定富足生活的愿景，无数大明境内的难民和散居南洋地区的华人，想方设法地搭乘一艘艘商船或者简陋的渔船，义无反顾地往南方驶来。
面对数万自发移民而来的汉人，齐国沿途各地补给点和本土移民接收官员，自然没有理由拒绝他们的到来，并且还继续按照正常的移民运输和接待标准，予以非常尽心地安置和照顾。
如此一来，这些自发移民就占用了不少移民费用预算，以至于政府财政不得不额外拿出了三十多万汉洲银元，来应对这些多出计划外的新增移民。
以齐国百万人口规模，众多的工坊厂矿，以及繁荣的海外贸易，使得政府每年财政收入达六百多万汉洲银元（折合白银约七百五十多万两），相较于亡国时的崇祯朝财政总收入不到400万两白银（当然，明朝还有价值近两千万两白银的实物税收入），可谓财政充裕至极。
但齐国财政花费的大头--移民费用，每年预算支出却是在两百六十万左右，占了四成的财政收入。尽管移民运输的主体都是政府控制下的运输商社所为，但每个移民从登船运输开始，到二次移民转运、地方安置和后续的各项生活物资补贴，所需支出的费用达二十到二十五块汉洲银元，成为齐国内阁政府最大的财政支出费用。
齐国内阁的财政，除了个别年份稍有盈余外，基本上每年都是财政赤字，使得政府至今为止，已经负债三百多万汉洲银元，并且还隐隐有持续扩大的趋势。
经过二十多年的政府运行，大多数官员已对货币和经济之间的关系多少有些研究了，知道国内市场不能一味地投放过多的货币，以弥补政府越积越多的赤字。虽然，汉洲本土发现了几座储量丰富的金银矿，尤其是数年前平灭了位于东北内陆地区所谓的大明王国后，据有山阳堡（今澳洲芒特艾萨市）那座超级银矿（著名的坎宁顿银矿），理论上可以为政府提供数之不尽的金银。
但是，以齐国区区百万人口，据有如此多的金银又有何用？正如大王所说，金银不过是一种具有一定价值的货币，是用于物资交换的媒介手段，每个人最终享用的，仍旧是实实在在的各类生产和生活物资。再者说了，在汉洲大陆周边地区，能提供丰富生产和生活资料的国家只有齐国本身，完全无法做到那种豪气地买买买模式。
“所以，这汉洲大钱庄给出的建议，发行政府国债，就是解决目前财政危机的唯一法子了？”张文琪沉声问道。
“听闻在欧洲地区，发行债券，筹措资金，向来是国家解决财政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户部尚书孙维建斟酌着词语，小心地说道：“汉洲大钱庄和汉洲进出口商业银行拥有不少精通此道的夷人，建议政府可以仿商社和工厂为例，向市场发行债券，以获取急需的资金。”
“国家向百姓借钱？”内阁次辅毕正行皱了一下眉头，有些担忧地问道：“此举，是否有些孟浪了，多少有违国家体统。……大王那边，会不会因此斥责我内阁政府荒诞无稽？”
“……应该不会。”内阁次辅齐远山摇摇头说道：“大王向来支持内阁政府革新要大胆尝试，小心施政。凡是有利于我齐国发展，能改善和提升国内民生之举，皆可行之。我建议，户部和国内几家钱庄好生合计一番，拿出一个可行的条陈出来，呈送内阁。只要我齐国能快速发展，财政收入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向民间借些债务，理应有能力偿还。”
内阁首辅张文琪闻言，微微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最早的国债，诞生于1262年的威尼斯。当时，为了筹措与热那亚之间的战争费用而发行国债。但与之不同的是，国债过去都是由国王向金融业者或商人借款，而且常有赖账不还的情况，使得由国王出面借款的信用度极低，让商人们找尽各种理由拒绝借款要求。
而现代意义上的国债，则产生于英国。光荣革命后，国家主权由国王转移到了议会，偿清债务的对象由国王变成议会，拥有国家的主权者“国民”所交的税，便成为了债务还款的保证，国债从此成了能够确实回收的借款凭证，并开始被人们视为货币使用。
在一个多月后，齐国内阁户部委托建业金融证券交易所代为发行两年期五十万汉洲银元记名债券，利率百分之六，以国家财政税收为还款保证，内阁政府为之背书，面向国内所有商社、工厂和普通民众全面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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