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东坡先生所言,男儿欲遂平生志,不仅要五经勤向窗前读,还得服剑乘马善射箭了?”

    国子监司业刘逵笑吟吟地发问。

    这话听着像玩笑,其实却含着一丝杀机。“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是宋真宗励学篇里的语句。宋真宗可不是随便苏东坡挖苦的汪神童。他要是乱开炮,头就得有御史找茬了。

    “先帝的励学篇是鼓励无良田、无高楼、无良媒、无人随的寒门士子读上进的。”苏东坡笑着说,“所谓穷文富武,习武的花销可比读五经高多了,不是贫家士子可以承担的。因此贫家子欲遂平生志,就只能读五经。勤读五经,乃是寒门上进之徒。对刘公路你是不合适的,你的岳丈现在可是海州巨富了,所以刘公路你的儿子还是应该允文允武的。”

    苏东坡的嘴巴真是不饶人,这会儿又把刘逵挖苦了一番。不过他的这番话也不是不能挑毛病,一个歪曲先帝最高指示的罪名大概是可以按上去的。

    当然了,只要东坡先生支持刘皇后当刘太后,那就什么麻烦都没了

    觉得自己已经抓住了些什么的刘逵没有再和苏东坡斗嘴,而是笑道:“东坡先生,伊川先生,二位请坐吧。”

    坐而论道,当然是要先坐下再论的。不是坐椅子,而是依照古法席地跪坐。苏东坡和程颐坐好后,各子身后的弟子也都席地跪坐。

    首先开口的是程颐的高足侯仲良,他说:“请问苏门诸君,天、地、人,是否只一道也?”

    天、地、人之间是有一个道,还是有三个道,在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中一直是存在争议的。

    这个争议后世的人们不大明白,不过武好古的记忆中存在两世的知识,所以很能理解。“只一道”的意思大概就是存在一个“神”或者是“理”。虽然儒家一般不言鬼神,但是“天理”近乎于神,其实是在向宗教演变了。

    而“非一道”则是“天人相分”(这是荀子的理论),天归天,人归人。天能生物,不能辨物,地能载人,不能治人。这套理论发展一下,也许就是无神仙论了。

    侯仲良一开始就提出这个问题,就是想让苏门在“一道”和“非一道”之间做出选择,然后就能把论道拖向“孟子”和“荀子”两个路线的扯皮了。不过武好古的答,却是出乎意料的。

    “天、地、人或只一道,或非一道。”武好古说,“既然以实证求道,自不能预设答案。只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只一道’和‘非一道’,对我辈而言,不是答案,乃是假设。

    圣人问道、求道,却很少言及天道,其精髓就在于问和求。孟子言天人合一,荀子说天人相分,其实都是大胆假设。天人或许合一,或许分离。究竟如何,还须后人小心求证,方得其解。

    而伊川先生的天理之说,同样是假设,是在孟子天人合一基础上的假设。所以天理之说可以信,可以不信,但不可以视之为终极之道。不可因为有了天理之说就不去求道,不去问道了。

    伊川先生,你说呢?”

    在苏东坡这些日子的教导下,武好古的嘴炮现在也越来越厉害了,一上来就把实证之说摆到了各种假设验证者的地位。

    这就让程颐很难反驳了,儒学现在还不是宗教,所以天理并不处于不可验证批判的地位。武好古的“假设之说”是站得住脚的。

    “那人之所以异于禽兽,是因为有仁、有义、有礼、有智、有信吗?”程颐开口提问了。

    程颐的问题可不简单!

    天理难证,那就从人欲来反证天理!如果人和禽兽有异是因为有“仁义礼智信”,那么“仁义礼智信”从哪里来?最合理的假设无疑是来自“天道自然”,也就是天理了。这样天理不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证明了?

    如果天理让人拥有“仁义礼智信”,以别于禽兽,那么“仁义礼智信”就是天理的一部分,人就应该遵守实行这其实是道德神学的逻辑。

    “叔正,”苏东坡笑着接过了问题,“我在儋州时常常见到山野之民,他们不知有仁义,更不尊礼法。那他们是人乎?是禽兽乎?”

    “山野之民并非没有‘仁义礼智信’,而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发现自己的‘仁义礼智信’。”程颐道,“如果能得到教化,他们就能知道‘仁义礼智信’。而禽兽草木,是没有办法教化的,因为它们根本就没有‘仁义礼智信’。”

    额,这好像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武好古吐了口气,笑着问:“伊川先生,世上并不只有‘仁义礼智信’,还有‘众生平等,慈悲为怀’,还有‘归心真主,真主至大’,还有‘人有原罪,神爱世人’。可见人有别于禽兽是因为可以教化,但是所信所知,乃是和教化有关的。而各种教化谁真谁伪,自然也要实践验证的。”

    “如何验证?”程颐眉头大皱,武好古话中有话啊!

    “自然是用教化来验证了!”武好古淡淡地说,“存天道,而绝外道!”

    这话说的

    程颐的脸色微变,武好古好像在夺自家的道统啊!

    理学讲究的是“存天理,灭人欲”,将灭人欲的道德圣人,当成了证道求道的路径。

    而武好古则拿走了程颐的“天理假说”,然后将“绝外道”当成了证明天理或者天道的途径。

    也就是说,就是要把相信各种外道的蛮夷统统教化了,才能证明天理(天道)和“仁义礼智信”等儒家道德是存在一定关联的。

    “那你相信天人合一之说吗?”程颐追问道。

    “信而求证!”武好古说,“先贤提出假设,我辈当信,然后求证。若不信,又何须求证?若不求证,就是盲信,就是蠢人。”

    武好古这是在构建自己的“神学体系”,神学的基础当然是神和信仰了。天理、天道创造一切和上帝创造一切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基督教新约约翰福音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而基督教的“道”,其实也有源头、本源的意思。

    所以构建出一个创造万物“天理体系”的理学,也就接近于宗教,可以答关于世界观的问题了。

    不过武好古要让实证主义和神学体系共存,所以就提出了“信”和“证”同在的理念。

    “信”和“证”当然不是矛盾的,要不然基督教和天方教体系下怎么会产生和科学和理性派?早期的许多西方科学家不仅信仰基督教,甚至本身就是神职人员。比如开创日心说的哥白尼就是一位教士。

    所以“实证主义”并不属于无神论的范畴有神是假设,无神同样是假设,都需要小心而反复的求证,才能得出最后的结论。

    而有了“实证主义”,也不等于就不需要信仰了。后世喊出“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那些人,不都信仰宇宙真理?

    当然了,程颐的那一套理学也不能不加改造就全盘吸收,因为理学的体系虽然比较完善,但是存天理、灭人欲那套太消极,而且也不利于对外传播道德标准太高了,可就没有人肯跟着玩喽。

    “东坡先生,武崇道,你们可畏天命?”程颐接着提出了问题。

    其实他并不太在乎武好古的“夺道统”,因为“夺道统”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继承了衣钵。

    “信天理”或是“信天道”,再加上“信而证”,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当圆满的体系。

    不过这个体系是对大儒大哲而言,不是对寻常人而言的。

    所以在国子监论道的第二天,程颐一开始就拿出了“君子三畏”中的“畏天命”来提问。

    苏东坡答道:“吾信天道,当畏天命,惧天怒。”

    这个答案,当然也是武好古和苏东坡反复讨论出来的。

    天道、天命、天怒,当然还有归天,凑在一起,才能构成一个比较完善的神学体系。

    神学是少不了天堂、地狱那一套的,连哄带骗加吓唬嘛!

    如果无惧无畏,那就不是神学了。

    武好古补充道:“信天道,当遵守五常、五伦,最后归于天。若不畏天命,则必造天谴,必为天所弃。”

    他进一步解释道:“天道是万物之源,是自然知道。五常、五伦可以解释为天道之德,是人性和天道的联系。最后归于天,则是人死后归于自然,归于本源,得到最后的解脱。而不畏天命,不遵守天道之德,那就会遭到天谴天弃,不得解脱”

    “那么人言和祖宗呢?”程颐又把问题引向了更加敏感的“深水区”。王安石的“三不足”(其实不是王安石喊出来的,而是别人替他总结的)的第一不足是天命不足畏,这其实是存在争议的,但是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却是比较实在的。

    现在苏东坡和武好古已经将“天理”、“实证”结合起来,创造出了一个相当圆满的体系,如果再能批倒新学,那么新儒家显学怕是要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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