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和唐初的节度使设置已经大不一样了，譬如说山南道分为了山南东道和山南西道，江南道分为了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节度使的职位也增加了很多，譬如说在山南东道的基础之上设置了荆南节度使，江南道就更加的复杂了，甚至了多达八名观察使。
最为复杂的还是北方的藩镇，因为割据的原因，设置的节度使更多，譬如说小小的河南道，就设置了六名节度使。。
李儒沛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就是在官职上面做文章。
李儒沛基本恢复了唐初的设置，譬如说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就是设置两名节度使，废除所有的观察使，恢复了府州县的设置，在节度使和府州县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官阶设置，也就是说南方道大行台下面，设置有节度使、府州和县三级官府，节度使负责管控府州，府州负责管控所属的县。
穿越的李儒沛，很清楚官府设置过多的害处，再说如今主要还是农业社会，社会分工不是那么明确，如此的情况之下，不需要那么多的官吏，而官府的设置，就更加的重要了，层级过多，管控就增多，必然削弱基层的权力，导致百姓的负担增加。
在李儒沛看来，官府层级越少，权力越是便于集中，如今的情况之下，权力必须要集中，这样才能够让大唐真正的走向辉煌，曾经辉煌的大唐，就是因为权力过于分散，地方上的权力大于中央的权力，导致朝廷孱弱，国力也逐渐衰退了。
想法是好的，真正要做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肯定是会遭遇到困难的。
可李儒沛已经下定了决心。
崔安潜已经拿出了有关的条陈，李儒沛看的非常认真。也对条陈做出了重要的修改。
首先修改的就是县衙的官吏人选的数额，大唐分为上县、中县、中下县和下县，县辖户数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两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一千户以下为下县，上县县令为从六品上，中县令为正七品上，中下县令为从七品上，下县令为从七品下。因为县衙的大小不同，相应的官吏设置数目就不相同。
这些规矩，在李儒沛看来过于的繁琐，官制的修改，暂时不是他所能够做出的决定，但对诸县的规范，却是他可以做到的，所谓上县、中县、中下县和下县，署理政务的过程之中。其实都是需要操劳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往上延伸，所谓的上州、中州和下州。也是一样的情况，毕竟大唐是农业社会为主，官府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讼狱和钱粮之事。当然因为人数的多少，操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一切都可以通过饷银来细化，上县因为户数多了。事情做的多，但赋税收入也要高一些，上缴赋税之后，留下的也多一些，自然能够给官吏多发一些饷银，下县因为人户太少，赋税有限，收入自然要低一些。
李儒沛结合自身的认识，对于诸县官吏人数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下县官吏总人数三十五人，其中县衙十五人，巡捕房二十人，中下县官吏总人数五十人，其中县衙二十人，巡捕房三十人，中县官吏总人数八十人，其中官府四十人，巡捕房四十人，上县官吏总人数一百一十人，其中官府五十人，巡捕房六十人。
这个人数的限制，是有些严苛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巡捕房捕头捕快的饷银，也是朝廷直接拨付的。
崔安潜对于这个人数的限制，提出了异议，毕竟如今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上县，官府总人数超过百人了，巡捕房的人更是好几百，可按照李儒沛的要求，就必须要大量裁撤了。
李儒沛坚持自己的意见，官府的人数必须固定下来，决不能够膨胀，这样便于权力的集中，也让官吏无法推诿自身的责任，再说饷银的支付也要少很多的。
高效运转的官府，人员精干是首要条件，每个人的责任明确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迸发出来能力。
李儒沛认为，所有的规定，必须在最初落实的时候，就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一些震荡，可稳定下来也快，若是在落实规定的过程之中反复，那就有问题了。
李儒沛对于节度使衙门官吏的人数是最为苛刻的，要求不准超过百人，这让崔安潜隐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其实李儒沛是准备收回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了。
这也是崔安潜支持的做法，李儒沛对于条陈细致的程度，让他再一次有了深刻的感触，这就是抓大放小的具体体现，在确立规矩等大事情方面，细化到最大限度，可是在贯彻落实之后，就要最大限度给与下面署理政务的权力，轻易不去干涉下面的事情。
朝廷的圣旨下来之后，崔安潜开始高度忙碌起来了。
阚泽宇等人，已经留在了大行台，崔安潜赋予了他们重任，首先就是落实科举取士的事情，要知道在尚未完全平定下来的南方，开展一次恩科的科举，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何况时间很紧，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其次就是那些被免掉的官员，包括一些观察使，这些人之中，有些直接回到京城去了，在京城出任了其他的官职，但大部分的人都来到了襄阳，他们在朝廷之中没有后台，被裁撤之后无人关心，只能够到襄阳等候大行台的发落。
崔安潜将这些人全部都安排在官驿，由李儒沛亲自对他们进行考核，凡是考核过关的人选，接受一个月时间的培训，明确今后应该怎么样做官之后，尔后根据能力的大小和以前担任的职务，迅速排到各地出任刺史或者是县令等职务，某些依靠着关系或者依靠钱财买来官职的人员，无情的予以淘汰。
这些做法，在南方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大唐的官场，早就不纯洁了，有钱的能够买到官职，有本事没有背景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很多人也习惯了这样的态势，就算是那些有本事的人，也要想方设法通过关系，谋求到一官半职。
至于说谋求到官职之后，主要的任务不是署理政务，而是想着如何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如何才能够更快的升迁，如何才能够贪墨更多的银子。
如此的恶性循环之下，大唐岂能够不衰落。
可是这些套路，在南方道大行台这里全部都失去作用了。
李儒沛和崔安潜严格按照每个人的能力来确定是不是能够担任官职。
此举引发了诸多士子对即将在襄阳举行的恩科的期盼。
既然是凭着本事参加恩科，那么高中进士之后，肯定会收到重用的，试问读书人谁不想着能够出将入相。
这方面同样是李儒沛严格管控的，他非常清楚，想要让大唐真正的兴盛起来，用人是关键，在用好人的基础至上，确定诸多的规章制度显得更加重要，这些规章制度约束官吏，让任何的一名官吏都要明白，他们为官首先就是要考虑到民生的，考虑到老百姓是不是能够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
当然官吏的生活也是要保障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几千年以来的认识，不可能随随便便推翻的，你若是想着让读书人和农民一样，过着最苦的日子，还要承担诸多的责任，那估计就没有人愿意做官了。
说到底这个时候还是精英政治，依靠读书人来治理天下。
明确这一点之后，李儒沛也明白，就算自己是穿越的，有着不一般的认识，但也不要妄想着天下太平，妄想什么事情都是公平公正的，那是做不到的，千年之后都做不到，也就是说官员的身份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和老百姓比较起来，就是父母官。
这是社会的规则，李儒沛不能够违背，否则他也无法署理朝政了。
李儒沛是二月初回到襄阳的，期间接到两道圣旨，其余的时间，他也是非常忙碌的，以至于有时候人在王府，却整天不能够见到家人，大量被裁撤的官员来到襄阳之后，他就更加忙了，必须要一个个考证这些官员，当然还有崔安潜、刘允章等人的协助。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李儒沛觉得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
他必须要离开襄阳，前往扬州去了，扬州方向传来了诸多重要的消息，毕师铎可能难以坚持了，倒不是说扬州城内的粮草不够了，而是因为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毕师铎是非常不利的，也让毕师铎渐渐失去抵抗的信心了。
如此的关键时刻，李儒沛必须到扬州去了，重大的决定必须是他来拍板，高驰邦等人是不好决断的，再说襄阳距离扬州的距离遥远，有些机会稍纵即逝，只有他在扬州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当机立断。
尽管襄阳也处于关键的时候，可李儒沛必须要离开，必须前往扬州去了。(未完待续。。)
最为复杂的还是北方的藩镇，因为割据的原因，设置的节度使更多，譬如说小小的河南道，就设置了六名节度使。。
李儒沛要改变这种情况，首先就是在官职上面做文章。
李儒沛基本恢复了唐初的设置，譬如说江南东道和江南西道，就是设置两名节度使，废除所有的观察使，恢复了府州县的设置，在节度使和府州县之间，不存在其他的官阶设置，也就是说南方道大行台下面，设置有节度使、府州和县三级官府，节度使负责管控府州，府州负责管控所属的县。
穿越的李儒沛，很清楚官府设置过多的害处，再说如今主要还是农业社会，社会分工不是那么明确，如此的情况之下，不需要那么多的官吏，而官府的设置，就更加的重要了，层级过多，管控就增多，必然削弱基层的权力，导致百姓的负担增加。
在李儒沛看来，官府层级越少，权力越是便于集中，如今的情况之下，权力必须要集中，这样才能够让大唐真正的走向辉煌，曾经辉煌的大唐，就是因为权力过于分散，地方上的权力大于中央的权力，导致朝廷孱弱，国力也逐渐衰退了。
想法是好的，真正要做到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肯定是会遭遇到困难的。
可李儒沛已经下定了决心。
崔安潜已经拿出了有关的条陈，李儒沛看的非常认真。也对条陈做出了重要的修改。
首先修改的就是县衙的官吏人选的数额，大唐分为上县、中县、中下县和下县，县辖户数五千户以上为上县，两千户以上为中县，一千户以上为中下县，一千户以下为下县，上县县令为从六品上，中县令为正七品上，中下县令为从七品上，下县令为从七品下。因为县衙的大小不同，相应的官吏设置数目就不相同。
这些规矩，在李儒沛看来过于的繁琐，官制的修改，暂时不是他所能够做出的决定，但对诸县的规范，却是他可以做到的，所谓上县、中县、中下县和下县，署理政务的过程之中。其实都是需要操劳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往上延伸，所谓的上州、中州和下州。也是一样的情况，毕竟大唐是农业社会为主，官府主要做的事情，也就是讼狱和钱粮之事。当然因为人数的多少，操劳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不过这一切都可以通过饷银来细化，上县因为户数多了。事情做的多，但赋税收入也要高一些，上缴赋税之后，留下的也多一些，自然能够给官吏多发一些饷银，下县因为人户太少，赋税有限，收入自然要低一些。
李儒沛结合自身的认识，对于诸县官吏人数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下县官吏总人数三十五人，其中县衙十五人，巡捕房二十人，中下县官吏总人数五十人，其中县衙二十人，巡捕房三十人，中县官吏总人数八十人，其中官府四十人，巡捕房四十人，上县官吏总人数一百一十人，其中官府五十人，巡捕房六十人。
这个人数的限制，是有些严苛的，但与以前不同的是，巡捕房捕头捕快的饷银，也是朝廷直接拨付的。
崔安潜对于这个人数的限制，提出了异议，毕竟如今的情况不一样，有些上县，官府总人数超过百人了，巡捕房的人更是好几百，可按照李儒沛的要求，就必须要大量裁撤了。
李儒沛坚持自己的意见，官府的人数必须固定下来，决不能够膨胀，这样便于权力的集中，也让官吏无法推诿自身的责任，再说饷银的支付也要少很多的。
高效运转的官府，人员精干是首要条件，每个人的责任明确之后，才能够真正的迸发出来能力。
李儒沛认为，所有的规定，必须在最初落实的时候，就一步到位，长痛不如短痛，尽管这样做，可能会引发一些震荡，可稳定下来也快，若是在落实规定的过程之中反复，那就有问题了。
李儒沛对于节度使衙门官吏的人数是最为苛刻的，要求不准超过百人，这让崔安潜隐隐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其实李儒沛是准备收回权力，加强中央集权了。
这也是崔安潜支持的做法，李儒沛对于条陈细致的程度，让他再一次有了深刻的感触，这就是抓大放小的具体体现，在确立规矩等大事情方面，细化到最大限度，可是在贯彻落实之后，就要最大限度给与下面署理政务的权力，轻易不去干涉下面的事情。
朝廷的圣旨下来之后，崔安潜开始高度忙碌起来了。
阚泽宇等人，已经留在了大行台，崔安潜赋予了他们重任，首先就是落实科举取士的事情，要知道在尚未完全平定下来的南方，开展一次恩科的科举，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何况时间很紧，只有三个月的时间了。
其次就是那些被免掉的官员，包括一些观察使，这些人之中，有些直接回到京城去了，在京城出任了其他的官职，但大部分的人都来到了襄阳，他们在朝廷之中没有后台，被裁撤之后无人关心，只能够到襄阳等候大行台的发落。
崔安潜将这些人全部都安排在官驿，由李儒沛亲自对他们进行考核，凡是考核过关的人选，接受一个月时间的培训，明确今后应该怎么样做官之后，尔后根据能力的大小和以前担任的职务，迅速排到各地出任刺史或者是县令等职务，某些依靠着关系或者依靠钱财买来官职的人员，无情的予以淘汰。
这些做法，在南方引发了巨大的震动。
大唐的官场，早就不纯洁了，有钱的能够买到官职，有本事没有背景的人，也许一辈子都没有出头之日，很多人也习惯了这样的态势，就算是那些有本事的人，也要想方设法通过关系，谋求到一官半职。
至于说谋求到官职之后，主要的任务不是署理政务，而是想着如何能够得到最大的利益，如何才能够更快的升迁，如何才能够贪墨更多的银子。
如此的恶性循环之下，大唐岂能够不衰落。
可是这些套路，在南方道大行台这里全部都失去作用了。
李儒沛和崔安潜严格按照每个人的能力来确定是不是能够担任官职。
此举引发了诸多士子对即将在襄阳举行的恩科的期盼。
既然是凭着本事参加恩科，那么高中进士之后，肯定会收到重用的，试问读书人谁不想着能够出将入相。
这方面同样是李儒沛严格管控的，他非常清楚，想要让大唐真正的兴盛起来，用人是关键，在用好人的基础至上，确定诸多的规章制度显得更加重要，这些规章制度约束官吏，让任何的一名官吏都要明白，他们为官首先就是要考虑到民生的，考虑到老百姓是不是能够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
当然官吏的生活也是要保障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是几千年以来的认识，不可能随随便便推翻的，你若是想着让读书人和农民一样，过着最苦的日子，还要承担诸多的责任，那估计就没有人愿意做官了。
说到底这个时候还是精英政治，依靠读书人来治理天下。
明确这一点之后，李儒沛也明白，就算自己是穿越的，有着不一般的认识，但也不要妄想着天下太平，妄想什么事情都是公平公正的，那是做不到的，千年之后都做不到，也就是说官员的身份还是不一样的，他们和老百姓比较起来，就是父母官。
这是社会的规则，李儒沛不能够违背，否则他也无法署理朝政了。
李儒沛是二月初回到襄阳的，期间接到两道圣旨，其余的时间，他也是非常忙碌的，以至于有时候人在王府，却整天不能够见到家人，大量被裁撤的官员来到襄阳之后，他就更加忙了，必须要一个个考证这些官员，当然还有崔安潜、刘允章等人的协助。
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李儒沛觉得事情处理的差不多了。
他必须要离开襄阳，前往扬州去了，扬州方向传来了诸多重要的消息，毕师铎可能难以坚持了，倒不是说扬州城内的粮草不够了，而是因为局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对毕师铎是非常不利的，也让毕师铎渐渐失去抵抗的信心了。
如此的关键时刻，李儒沛必须到扬州去了，重大的决定必须是他来拍板，高驰邦等人是不好决断的，再说襄阳距离扬州的距离遥远，有些机会稍纵即逝，只有他在扬州的情况之下，才能够当机立断。
尽管襄阳也处于关键的时候，可李儒沛必须要离开，必须前往扬州去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