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是江西抚州、建昌的收复。
抚州是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石达开入浙之前特留手下得力将领余子安率部份军队驻守，与建昌同为入浙太平军的后方。
但是，由于抚州天地会首领叛变，在城中与守军相杀，引城外湘军梯城而入，余子安不得不于6月1日率众突围，抚州失守；四天以后，势单立孤的建昌守军也被迫弃城往与余子安部会合。
失去了稳固的后方，逼得原本在浙江一路风声水起的石达开部不得不撤军继续向南挺进。
就当清军在浙江各地损兵折将，失城失地的战报如同雪片一般不断传入北京，使朝廷为之震惊。
而入浙太平军已经进入浙江最富庶的金华府属地区，兵锋直欲指向严杭之时，石达开却突然放弃了入浙计划。
7月中旬，太平军开始从衢州城下撤退，向处州、缙云方向转移，同一时期，占领金华府武义永康县的石镇吉陈享容部太平军也开始向同一方向撤退。
朝廷看出石达开部有入闽意图，企图阻止，但石达开军行迅速，很快占领了处州南部的龙泉县，入闽已成势在必行。
8月上旬，浙江太平军在龙泉集结完毕，为摆脱清军的追击，石达开在层峦叠岭的龙泉布置了一场狙击战，以小股部队将追兵牵制了3天，确保了大队顺利从仙霞关进入福建浦城，断后部队在完成任务后也随后抵达与主力会合。至8月下旬，石达开部已全部转入福建地区。
而在此之前，在石达开率军进取浙江的同时，由太平军大将杨辅清分兵入闽，开拓毗邻浙江的福建根据地，故浙闽太平军可声气相通互为奥援。
幸好，这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就在浙江太平军开始向福建转移的时候，太平军大将杨辅清突然脑子抽风，竟将福建各处部队向浦城集中主动放弃了清军久攻不下的松溪、政和、建阳等城，其后更是全军迅速撤向江西，从此回到天京政权节制之下狠狠摆了石达开一把。
而朝廷在应地石达开部的入浙作战过程中，表示那叫一个拙劣。
早在西安将军福兴探知石达开“直下苏杭”意图之初，就曾咨请两江总督何桂清派军赴常州、玉山布防。
哪知何桂清奏说清军正在加紧合围天京，并称金陵城大地广，欲图合围，尚虑兵单，无力援应。
朝廷当时的指示是先顾石达开，乃令何桂清依福兴所请派军前赴常山、玉山，可何大总督一直拖延就是不出兵。
及石达开兵逼广信，胡林翼急奏福兴不足当石达开一击，请调李元度赴浙，后李元度所部湘军平江勇至玉山，常山一带，与石达开留在常山开化地区的拒援部队周旋。
湘军果然是朝廷最得力的救火队员，南方战场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他们的身份，这是吴可听到手下汇报后心中涌起的古怪念头。
尽管朝廷为了对付石达开调兵遣将，福兴，明安泰，周天培，周天受，江长贵，田应科，饶廷选，李定太，田兴恕等人先后赴援，仍然无法改变浙江战场损兵失地的被动局面。
石达开部入浙后一个多月内连克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多处重要城镇，全浙震动，严重扰乱了天京城下江南江北大营的战略后方，何桂清在5月31日的奏章中指出：“若再相持一两月，即使杭州幸保无虞，而有兵无饷，江、浙、皖南同归束手，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之何也。”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冠冕堂皇，堂堂的两江总督难道还抽不出足够人手支援浙江前线？
吴可听到这话连连冷笑：还不都是存了保存实力的想法？
当然朝廷也不是一味容忍各地督畏缩不前，截至6月初，仅江南大营就抽调兵勇5000人赴援浙江。
大营原有总兵五人，除一人专办翼长营及临时带兵策应外，剩余四人中二人赴浙，顿觉将领匮乏；加上从江西、安徽等省赴援的清军。
而石达开部在入浙不到两个月内就已牵制清军多达数万。又据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所有大营军饷入夏以后，因来源阻塞，筹划倍难。”
很显然地，新开辟的浙江战场打乱了朝廷的全局部署，削弱了天京战场上清军的力量，也使上游清军兵力有所分散，有力地支援了天京及周围战场的战斗，为太平军在天京战场上布置反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吴可正率领一万大军与英法联军糜战天津，剩下的两万多乡勇队战士和一万余楚军，还得负责淮北跟整个河南的防务，根本就没办法抽调人手支援浙江作战年，当然吴可也不愿意橡湘军那般招摇自爆实力。
在广阔的安徽大地，特别是局势混乱的淮南地区，可是有不少地方团练武装盘踞，不受安徽提督控制各自为战。上述所言的援浙安徽清军，就是这些得不到淮北地区支援的散兵游勇。
朝廷显然也知道吴可的难处，加上当时他正全副心思跟英法联军在天津互耗，加上淮北地区安徽清军还得防备金陵城内的太平军发难，所以也就没有特别要求安徽清军一定要援浙作战。
只是让吴可没想到的是，为了应付浙江战场的不利局面，朝廷甚至曾欲调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亲自赴浙主持军务，但是和春托病不敢赴浙。
这家伙真不是玩意，当初要不是安徽清军出兵帮忙，只怕当时由向荣主持的江南大营几万将士将彻底完蛋。要不是安徽清军及时出手帮忙收拢溃兵稳定局势，哪有他现在的好日子过？
没想到只是援浙这么点小事都不敢出动，还能指望他什么？
要知道江南大营可是建在金陵城外，随时都回面临太平军重兵集团的突然突然打击，到时候和春又软了怎么办？
而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朝廷被迫亮出最后的王牌，作出了原本最不愿意做的一个决定：起复曾国藩！
曾国藩自从逃出南昌后便以“丁父忧”回籍守制，私下曾为复出一事多方奔走，但皆无结果，
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对其疑忌很深，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让他再掌兵权；另一方面，天京事变和石达开被逼离京两次变故之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使朝廷看到了攻破天京的希望。
曾国藩本人在1858年初也说，清军同太平军作战“昔如移山，今如拉朽”；“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一语正代表了朝廷上下的普遍判断。
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既然朝廷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已经指日可待，又何必再用曾国藩，给自己徒增“后患”呢？
所以尽管胡林翼等人一再为曾国藩说话，朝廷始终不为所动，就连湘军攻陷湖口，胡林翼建议以曾国藩统兵，乘胜沿江东下，都未能获得允准。
吴可听到这儿不由连连冷笑，这就是太过招摇的下场。
本来老曾当初一封奏折就恶了咸丰帝，后来的湘军那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天下皆知，而且在初期还表现得极其精艳，朝廷要是不忌惮丫那真就奇怪了。
哪像乡勇队，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来驻防淮北都显得极为低调，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湘军绝不是乡勇队对手，可湘军名头却比乡勇队要大得多，这就是湘军遭忌的地方，枪打出头鸟嘛。
当时吴可被拖在天津实在脱不得身，不然京畿动荡那才是真正要命，不然哪还有老曾起复得的机会？
直到石达开进军浙江，全省震动，胡林翼、官文、骆秉章等人再次请求起复曾国藩，并向咸丰帝痛陈利害说：“贼中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逆贼陈玉成一股，尚可无虑。惟石达开率大股窜浙……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无论惯于避贼如福兴者，断难遏其凶；补勇如邓绍良、周天受，恐亦非石逆之敌……”
“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兵部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楚军(即湘军)赴援浙江，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
咸丰帝才终于被‘说服’，同意再次起用曾国藩，乃令湘军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军向江西铅山河口镇集结，曾国藩一到，立即由其统率入浙。
这妥妥的就是逼宫的节奏啊，为了一名大臣的起复，这么多封疆大吏同时使力说话，换了老子是皇帝一定也是猜忌不已，吴可满带恶意想道。
1858年7月1日，清廷谕令曾国藩速援浙江。
7月13日，曾国藩在湘乡接旨，喜从天降，但却不敢轻率行事，他于17日离家后先后奔走于湘鄂，与骆秉章胡林翼面商援浙事宜，直到8月29日才到南昌，再从南昌启程前往铅山。
而这时距离石达开自衢州撤围已有40余日，距离石达开部入闽也已有十多天了。于是，曾国藩不久又接到改援福建的最高指示，急忙重新着手部署移师福建事宜。
而就在曾国藩疲于奔命，朝廷手忙脚乱地向浙闽调兵遣将，天京危局因清军兵力的减少和筹饷的困难而有所缓解之际，陈玉成和李秀成精心策划的一场天京解围之战，已在周密的部署之下即将展开了。
抚州是太平军在江西的大本营，石达开入浙之前特留手下得力将领余子安率部份军队驻守，与建昌同为入浙太平军的后方。
但是，由于抚州天地会首领叛变，在城中与守军相杀，引城外湘军梯城而入，余子安不得不于6月1日率众突围，抚州失守；四天以后，势单立孤的建昌守军也被迫弃城往与余子安部会合。
失去了稳固的后方，逼得原本在浙江一路风声水起的石达开部不得不撤军继续向南挺进。
就当清军在浙江各地损兵折将，失城失地的战报如同雪片一般不断传入北京，使朝廷为之震惊。
而入浙太平军已经进入浙江最富庶的金华府属地区，兵锋直欲指向严杭之时，石达开却突然放弃了入浙计划。
7月中旬，太平军开始从衢州城下撤退，向处州、缙云方向转移，同一时期，占领金华府武义永康县的石镇吉陈享容部太平军也开始向同一方向撤退。
朝廷看出石达开部有入闽意图，企图阻止，但石达开军行迅速，很快占领了处州南部的龙泉县，入闽已成势在必行。
8月上旬，浙江太平军在龙泉集结完毕，为摆脱清军的追击，石达开在层峦叠岭的龙泉布置了一场狙击战，以小股部队将追兵牵制了3天，确保了大队顺利从仙霞关进入福建浦城，断后部队在完成任务后也随后抵达与主力会合。至8月下旬，石达开部已全部转入福建地区。
而在此之前，在石达开率军进取浙江的同时，由太平军大将杨辅清分兵入闽，开拓毗邻浙江的福建根据地，故浙闽太平军可声气相通互为奥援。
幸好，这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就在浙江太平军开始向福建转移的时候，太平军大将杨辅清突然脑子抽风，竟将福建各处部队向浦城集中主动放弃了清军久攻不下的松溪、政和、建阳等城，其后更是全军迅速撤向江西，从此回到天京政权节制之下狠狠摆了石达开一把。
而朝廷在应地石达开部的入浙作战过程中，表示那叫一个拙劣。
早在西安将军福兴探知石达开“直下苏杭”意图之初，就曾咨请两江总督何桂清派军赴常州、玉山布防。
哪知何桂清奏说清军正在加紧合围天京，并称金陵城大地广，欲图合围，尚虑兵单，无力援应。
朝廷当时的指示是先顾石达开，乃令何桂清依福兴所请派军前赴常山、玉山，可何大总督一直拖延就是不出兵。
及石达开兵逼广信，胡林翼急奏福兴不足当石达开一击，请调李元度赴浙，后李元度所部湘军平江勇至玉山，常山一带，与石达开留在常山开化地区的拒援部队周旋。
湘军果然是朝廷最得力的救火队员，南方战场哪里有麻烦哪里就有他们的身份，这是吴可听到手下汇报后心中涌起的古怪念头。
尽管朝廷为了对付石达开调兵遣将，福兴，明安泰，周天培，周天受，江长贵，田应科，饶廷选，李定太，田兴恕等人先后赴援，仍然无法改变浙江战场损兵失地的被动局面。
石达开部入浙后一个多月内连克衢州，严州，金华，处州四府多处重要城镇，全浙震动，严重扰乱了天京城下江南江北大营的战略后方，何桂清在5月31日的奏章中指出：“若再相持一两月，即使杭州幸保无虞，而有兵无饷，江、浙、皖南同归束手，虽有善者亦无可如之何也。”
这话说得那叫一个冠冕堂皇，堂堂的两江总督难道还抽不出足够人手支援浙江前线？
吴可听到这话连连冷笑：还不都是存了保存实力的想法？
当然朝廷也不是一味容忍各地督畏缩不前，截至6月初，仅江南大营就抽调兵勇5000人赴援浙江。
大营原有总兵五人，除一人专办翼长营及临时带兵策应外，剩余四人中二人赴浙，顿觉将领匮乏；加上从江西、安徽等省赴援的清军。
而石达开部在入浙不到两个月内就已牵制清军多达数万。又据两江总督何桂清奏报：“所有大营军饷入夏以后，因来源阻塞，筹划倍难。”
很显然地，新开辟的浙江战场打乱了朝廷的全局部署，削弱了天京战场上清军的力量，也使上游清军兵力有所分散，有力地支援了天京及周围战场的战斗，为太平军在天京战场上布置反击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吴可正率领一万大军与英法联军糜战天津，剩下的两万多乡勇队战士和一万余楚军，还得负责淮北跟整个河南的防务，根本就没办法抽调人手支援浙江作战年，当然吴可也不愿意橡湘军那般招摇自爆实力。
在广阔的安徽大地，特别是局势混乱的淮南地区，可是有不少地方团练武装盘踞，不受安徽提督控制各自为战。上述所言的援浙安徽清军，就是这些得不到淮北地区支援的散兵游勇。
朝廷显然也知道吴可的难处，加上当时他正全副心思跟英法联军在天津互耗，加上淮北地区安徽清军还得防备金陵城内的太平军发难，所以也就没有特别要求安徽清军一定要援浙作战。
只是让吴可没想到的是，为了应付浙江战场的不利局面，朝廷甚至曾欲调督办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和春亲自赴浙主持军务，但是和春托病不敢赴浙。
这家伙真不是玩意，当初要不是安徽清军出兵帮忙，只怕当时由向荣主持的江南大营几万将士将彻底完蛋。要不是安徽清军及时出手帮忙收拢溃兵稳定局势，哪有他现在的好日子过？
没想到只是援浙这么点小事都不敢出动，还能指望他什么？
要知道江南大营可是建在金陵城外，随时都回面临太平军重兵集团的突然突然打击，到时候和春又软了怎么办？
而在这种万般无奈的情况之下，朝廷被迫亮出最后的王牌，作出了原本最不愿意做的一个决定：起复曾国藩！
曾国藩自从逃出南昌后便以“丁父忧”回籍守制，私下曾为复出一事多方奔走，但皆无结果，
一方面是因为朝廷对其疑忌很深，不到万不得已，不想让他再掌兵权；另一方面，天京事变和石达开被逼离京两次变故之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使朝廷看到了攻破天京的希望。
曾国藩本人在1858年初也说，清军同太平军作战“昔如移山，今如拉朽”；“洪杨股匪，不患今岁不平”一语正代表了朝廷上下的普遍判断。
所谓“飞鸟尽，良弓藏”，既然朝廷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已经指日可待，又何必再用曾国藩，给自己徒增“后患”呢？
所以尽管胡林翼等人一再为曾国藩说话，朝廷始终不为所动，就连湘军攻陷湖口，胡林翼建议以曾国藩统兵，乘胜沿江东下，都未能获得允准。
吴可听到这儿不由连连冷笑，这就是太过招摇的下场。
本来老曾当初一封奏折就恶了咸丰帝，后来的湘军那更是搞得轰轰烈烈天下皆知，而且在初期还表现得极其精艳，朝廷要是不忌惮丫那真就奇怪了。
哪像乡勇队，无论是初期还是后来驻防淮北都显得极为低调，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湘军绝不是乡勇队对手，可湘军名头却比乡勇队要大得多，这就是湘军遭忌的地方，枪打出头鸟嘛。
当时吴可被拖在天津实在脱不得身，不然京畿动荡那才是真正要命，不然哪还有老曾起复得的机会？
直到石达开进军浙江，全省震动，胡林翼、官文、骆秉章等人再次请求起复曾国藩，并向咸丰帝痛陈利害说：“贼中著名头目能为患者，无过石达开、陈玉成两逆。……逆贼陈玉成一股，尚可无虑。惟石达开率大股窜浙……况石逆狡猾凶顽，十倍他贼，无论惯于避贼如福兴者，断难遏其凶；补勇如邓绍良、周天受，恐亦非石逆之敌……”
“现在援江各军将领均前兵部侍郎曾国藩所深知之人，非其同乡，即其旧部，若令其统带楚军(即湘军)赴援浙江，则将士一心，于大局必有所济……”
咸丰帝才终于被‘说服’，同意再次起用曾国藩，乃令湘军萧启江，张运兰，王开化三军向江西铅山河口镇集结，曾国藩一到，立即由其统率入浙。
这妥妥的就是逼宫的节奏啊，为了一名大臣的起复，这么多封疆大吏同时使力说话，换了老子是皇帝一定也是猜忌不已，吴可满带恶意想道。
1858年7月1日，清廷谕令曾国藩速援浙江。
7月13日，曾国藩在湘乡接旨，喜从天降，但却不敢轻率行事，他于17日离家后先后奔走于湘鄂，与骆秉章胡林翼面商援浙事宜，直到8月29日才到南昌，再从南昌启程前往铅山。
而这时距离石达开自衢州撤围已有40余日，距离石达开部入闽也已有十多天了。于是，曾国藩不久又接到改援福建的最高指示，急忙重新着手部署移师福建事宜。
而就在曾国藩疲于奔命，朝廷手忙脚乱地向浙闽调兵遣将，天京危局因清军兵力的减少和筹饷的困难而有所缓解之际，陈玉成和李秀成精心策划的一场天京解围之战，已在周密的部署之下即将展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