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可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尼玛的,看这架势好象汉奸遍地走似的。

    之前他一直都领兵在内陆晃荡,哪见过这样的糊糊事儿?

    无论河南还是两江地区,都是久经战乱流民遍野。真要是出现了大量汉奸的话,都无需他人禀告他直接便灭了它丫的!

    没想到一来广州,面临的却是如此状况。

    可以说,朝廷在民心向背的掌握上,可是着实差了洋人好几条街。

    要问他为何知道得如此详细,广州城那帮官员可不会在他初上任时,便说这些有的没的惹他烦心。

    不过总督衙门的卷宗里可没少这方面的介绍,这些日子一有空闲时间他便泡在衙门里的档案室里,挑拣了最近三十年的重要卷宗仔细翻阅分析,里头可没少了这方面的介绍。

    初看之时真把他吓了一跳,尼玛的没想到广州这边的民心竟是如此‘活跃’,洋人给点好处就愿意替人卖命,就不怕官府秋后算帐么?

    另外,自从他当上安徽提督那会,因着对列强在华势力的关注,这么些年也陆陆续续派了不少人手赶到广东这边打探消息,经过身边幕僚团队的整理很有些有用的内容,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这些汉奸事迹。

    想到广州民心如此不稳,以后出了事还不知道百姓是站在官府一方,还是跟着洋人混赚大钱?

    他可不敢保证自己的待遇,就比前几任两广总督要好,说不定情况依旧糟糕。

    只能说幸好他带了三万心腹乡勇队战士一同赶来赴任,有了这批心腹人马起码不用担心关键时刻出了乱子被打个措手不及。

    他可不想一边跟洋人作对,一边还得防备辖内的汉奸捣乱。

    不过想要解决广州地区庞大的汉奸群体,就得从根源上入手才成,要知道百姓为何甘当洋人走狗,汉奸的骂名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承受的起的。

    想要了解广东汉奸群体的具体来源,就得从当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说起,那时候正式广东汉奸从无到有兴起之时。

    话说在一开始,道光皇帝还希望与英军展开一场“汉奸争夺战”。

    他在给奕经的上谕中说:“奸民之甘为夷用者,一则贪彼重利,一则畏我科条,今若予以自新,悬以重赏,必有自拔来归为我间谍者。”

    但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的节节失利,道光帝的防范心理逐步占了上风,甚至开始担忧“汉奸”会混进清军内部。他谕令南方的各地大员,在地方上招募义勇时一定要防备“汉奸”。

    随着战况的逐步恶化,“汉奸”两字几乎让道光进入了焦虑状态,他怀疑就连京畿地区也遍地是汉奸了。

    他在给督防天津海口的穆彰阿的谕旨中,曾让守军一定要拿出严密的防范“汉奸”的方式,否则的话,英军“倘遣人改装易服,于辽阔无人之境,陆续上岸,暗伏各处,迨聚多人,然后绕至炮台后面,突出逞凶……倘该夷因海口严防,分遣汉奸匪党,扮作商民难民僧道乞丐及各色技艺人等形状,潜踪分起,溷迹入城,作为内应……”京城将危在旦夕。

    这不,皇帝都亲自插手防间事务了。

    由于和外国商人的密切关系,广州十三行的商人自始至终都有着“汉奸”的嫌疑,林则徐当初一到广州就称:“本大臣奉令来粤,首办汉奸,该商等未必非其人也。”

    听到这样的话后,大行商伍崇曜忐忑不安地去向钦差大人示好,说他可以把全部家产拿出来为一触即发的战事服务。

    对此,林则徐只是轻蔑地回答,本大臣不想要你的钱,只想要你的项上人头。伍崇曜随后被林则徐下令监禁,他在绝望中向北京输送了大笔钱财,方得以获释。

    瞧瞧,这不是逼着把在广州一带拥有庞大势力的国人,向洋人怀里送么?

    姓伍的行商还算老实,换作了其它心思不良的行商,还不知道私底下给洋人做了多少辅助工作,难怪朝廷竟在民心争取上还干不过初来乍到的洋人。

    真真是天大的讽刺!

    当时随着第一次鸦,片战争战事的进行,广州众多的小商贩和无业游民进入到“汉奸”行列中来。小商贩只图赚钱糊口,而不会理会他们做生意的对象是谁。

    在广州,英军“出重价买猪羊牛只,图利奸民及贫苦之人,亦肩挑瓜果蔬笋等,向鼓浪屿岸边昂价售卖。”

    还有一些亡命之徒成为了“汉奸”,如清廷官员在审讯从台湾抓获的几名“汉奸”后发现:“赖妈来系嘉义县人,(道光)十二年张丙逆案内,发配贵州黔西州。陈恶系风山县人,道光七年听从王蓝伙劫事主吴邦英案内,十五年获案,拟遣发配新疆。”

    而香港在被英军占领后,直接便被指称为“汉奸”的渊薮。

    香港的“汉奸”们也把“组织机构”弄得像模像样,组织了种种带有黑社会性质的帮会,有联义堂、忠心堂等“约计十余处。”

    而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向来受人歧视的疍民,这时也纷纷把蔬菜衣食高价卖给正与广东清军大打出手的英军部队。

    汉奸的成分真是五花八门,总的来说都是处于社会醉底层人士。

    而从事“汉奸”行为让这些人,与英军合作能够得到大大高于往日的银钱收入。当时林则徐强硬禁止广州商民与英商贸易后,“无籍游民”偷运粮肉蔬菜可以获得五倍于平时的利润,所以众人趋之若鹜,贩,卖走私鸦,片更是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如何能不让人眼红心热。

    而若为英军提供情报,“每纸卖银二十元”,重赏之下,当时浙江曹娥江以东地带的“汉奸”每日向英军呈报的消息多达数十条,“该逆不论虚实,莫不犒给银钱,以故此辈乐为被用。”

    在原本很少汉奸的宁波,“因鬼子占据半年,却被洋钱哄诱,处处都有(汉奸)出没与市集”。

    甚至还有不少“汉奸”,却是被官兵给制造出来的。

    一些被抽调到前线的内地官兵到了广东后,“兵将不相见,遇避难百姓,指为汉奸,掠夺财物。”

    镇江守将海龄甚至还亲自下令:“散布旗兵,满城捉路人作汉奸,付邑宰监拷掠,不容置辩。”

    海龄手下的兵丁则“在城上开炮开枪,击杀贫民,指为汉奸。”以领奖赏。结果英军还未攻城,城内已哗变,使得英军顺利拿下了镇江。

    然而,就是这个海龄,在历史教科书中与关天培、葛云飞、陈化成等一起被称为“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壮烈捐躯的清朝爱国将领”,简直就是滥竽充数。

    英军在发动战争前即注意到了这些中国社会的内情,说中国东南沿海的居民“特别爱贸易”,而且“绝不热爱他们的鞑靼统治者”,所以在战争中要“尽量少与人民做对”。

    基于这一思想,当时的英军首领义律一边进行战争,一边四处张贴布告,这些用中文张贴的布告总是说,英军的作战对象是中国,政府而不是中国人民,它们还让广州人去“想一想现在他们中间的外省大清军队是不是真正的祸害”,试图让广州人相信英国人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保护者”。

    对此,一度试图消除“汉奸”却收效甚微的林则徐只能慨叹:“本皆朝廷赤子,或为利诱,或为势逼,陷入夷党,情亦可悯。”

    林则徐觉得“汉奸”“可悯”,朝廷却对之恨之入骨。

    当时的战争中不断有官员上奏,要求将“汉奸设法究办,以除稂莠而安善民。”

    1840年7月,清军在定海战败后,道光皇帝认定“汉奸”是罪魁祸首,下令各地督抚查获“汉奸”从严发落,如果各省还有“汉奸”出没的话,则要追究地方官的责任。

    而这场查拿“汉奸”的行动,因为各种啼笑皆非的缘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

    1841年5月28日,即《广州和约》签订的次日,奕山就迫于英军的压力发布告示,命令官兵、乡勇、水勇“各在营卡安静住守,勿得妄生事端,捉拿汉奸。如遇各国夷商上岸……亦不得妄行拘拿。倘敢故违军令,妄拿邀功……查出即按军法治罪”。

    1842年8月29日,中英《南京条约》签订,朝廷正式承认战败。

    于是,如何处理“汉奸”就成为中英一系列善后工作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之一,《南京条约》便有了这样一条专门针对“汉奸”的条款:“凡系中国人,前在英人所居之邑居住者,或与英人有来往者,或者跟随及侍候英国官人者,均由大皇帝俯降御旨,誉录天下,恩准全然勉罪。且凡系中国人为英国事被拿监禁受难者,亦加恩释放。”

    看看英国佬多仗义啊,逼迫朝廷承认战败获取大量好处不说,还不忘记给帮助过英军的汉奸们说说话,这是想要继续扩大中国汉奸群体的节奏啊。

    良心真是大大的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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