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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即进行北伐,捻军也随即像瘟疫一样在北方传播开来,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击。…满清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和捻军的主力,已经不是绿营而是八旗。
在这个过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为满清最重要的守护神。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国北伐主帅林凤祥、李开芳,给予太平军北伐部队全歼,随即应付进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联军,又接连获取击败捻军的胜利。
然而,捻军属于流窜作战,僧格林沁既有剿不胜剿之苦,又在接连的战术胜利中越来越轻敌,终于在山东曹州率领不多兵力死命追敌而陷入包围,一代满清名将战死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装没有了能够真正担当的主帅,终于步绿营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战斗力。就在僧格林沁战死的前一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已经失败。
僧格林沁一死,曾国藩马上就奉命北上对付捻军。尽管湘军已经进行解散工作,但李鸿章部和刘长佑部兴起,李鸿章、刘长佑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国残余后也率军北上。
于是，汉人控制满清军事力量的格局已经注定。
由此可见,僧王在高楼寨战败被杀,所导致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其实当南方太平天国被打败,无论僧格林沁死与不死,北方捻军被剿灭都已经注定。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会是满清的铁拳,曾国藩、李鸿章的勇营武装很难获得向北控制的机会,所面临的命运要么绿营化,要么就像曾国藩已经在做的那样进行解体。
总之,汉人有这样一个成为满清主力乃至掌握兵权的大好契机,后来的历史也将会与吴可所知完全不同。
……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格林沁的覆灭，使朝廷极为惊恐，生怕又出现一个太平天国。
朝廷本想让僧格林沁单独将捻军镇压下去，以提高蒙满贵族的威望，以对抗新起来的湘系、乡勇系以及淮系地方汉族军阀。但后来见僧格林沁无力镇压捻军，又想故技重演，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力，僧格林沁坐收其功。
但僧格林沁狂妄自大，愚顽不化，根本看不起曾国藩这帮汉人。对朝廷的好心力加排斥，朝廷见此只好作罢，现在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了，朝廷大惊之下于1865年5月26日到5月31日，短短的五天之内，连发五道谕旨，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各军，星夜出发前往前线督战。
可曾国藩此时已经54岁了，功成名就，位列甲侯，再也没有十多年前那种功名之心了，但皇命难违只好受命。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两万多人北上。
9月23日，曾国藩部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穷追不舍导致覆亡的教训。他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能以逸待劳打捻军个措手不及。
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进行拦截和追击。
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结合“查圩”，“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匪患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
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用这种办法，这行径真有后世鬼子的风范。
同时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多多益善。
可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不久之后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恰在此时，曾国藩的政敌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朝廷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
朝廷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失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由于他指挥战略上的失误，而是由于人力，人心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
一干换被系将领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因此，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以上两个致命原因，他无法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抓住战机夺取胜利。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最终被聚而歼灭，当然吧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
清军接二连三在捻匪手上吃亏，不仅朝廷震动担心又出来一个太平天国，就是各省清军都难免心生惴惴生怕被调去剿匪。
当然吴可没这想法，捻匪虽然表现惊人，但他还没放在眼里。当初在河南以及淮北之时可没少打交道，当时捻匪正是鼎盛之时，不也被乡勇队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之后更是被杀得大败逃散，对付捻匪根本就无任何心理负担。
本来朝廷还有意调拨两广清军助剿，不知道为何最后却没了音讯，吴可对此也不在意正好省却了一桩麻烦，他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剿灭贵州突然暴起的骚乱。
没错，就在北地捻匪肆虐，满清重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战败被杀，湘军主帅亲率大军围剿也连连战败无功而返之时，好象约好了似的，他那岳父老子张亮基所辖云贵突然暴发大规模苗民骚乱，吴可自然得着紧派出兵马帮助岳父大人平息治下叛乱，尽快恢复云贵两省的稳定和秩序。
真是邪了门了，原本湘军主力收复金陵，煊赫一时的太平军主力覆灭，眼下着多年的战乱即将平息，谁料不过短短一年时间过去，南北两地的战火不仅没有平息迹象，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摸样，朝廷就是想要休养生息也不得闲，更不要说吴可这些亲临战乱一线的封疆大吏……
尽管太平天国1853年定都天京(南京)后即进行北伐,捻军也随即像瘟疫一样在北方传播开来,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沉重限制和打击。…满清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和捻军的主力,已经不是绿营而是八旗。
在这个过程中,僧格林沁控制了八旗主力,成为满清最重要的守护神。僧格林沁活捉太平天国北伐主帅林凤祥、李开芳,给予太平军北伐部队全歼,随即应付进攻天津、北京的英法联军,又接连获取击败捻军的胜利。
然而,捻军属于流窜作战,僧格林沁既有剿不胜剿之苦,又在接连的战术胜利中越来越轻敌,终于在山东曹州率领不多兵力死命追敌而陷入包围,一代满清名将战死马下。
僧格林沁一死,八旗武装没有了能够真正担当的主帅,终于步绿营之后失去了可以控制局面的战斗力。就在僧格林沁战死的前一年,湘军攻占了天京(南京),标志着太平天国已经失败。
僧格林沁一死,曾国藩马上就奉命北上对付捻军。尽管湘军已经进行解散工作,但李鸿章部和刘长佑部兴起,李鸿章、刘长佑在平定南方太平天国残余后也率军北上。
于是，汉人控制满清军事力量的格局已经注定。
由此可见,僧王在高楼寨战败被杀,所导致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其实当南方太平天国被打败,无论僧格林沁死与不死,北方捻军被剿灭都已经注定。但是,如果僧格林沁不死,八旗主力就仍然会是满清的铁拳,曾国藩、李鸿章的勇营武装很难获得向北控制的机会,所面临的命运要么绿营化,要么就像曾国藩已经在做的那样进行解体。
总之,汉人有这样一个成为满清主力乃至掌握兵权的大好契机,后来的历史也将会与吴可所知完全不同。
……
岂料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僧格林沁的覆灭，使朝廷极为惊恐，生怕又出现一个太平天国。
朝廷本想让僧格林沁单独将捻军镇压下去，以提高蒙满贵族的威望，以对抗新起来的湘系、乡勇系以及淮系地方汉族军阀。但后来见僧格林沁无力镇压捻军，又想故技重演，让曾国藩、李鸿章等出力，僧格林沁坐收其功。
但僧格林沁狂妄自大，愚顽不化，根本看不起曾国藩这帮汉人。对朝廷的好心力加排斥，朝廷见此只好作罢，现在僧格林沁全军覆没了，朝廷大惊之下于1865年5月26日到5月31日，短短的五天之内，连发五道谕旨，任曾国藩为钦差大臣，率领所部各军，星夜出发前往前线督战。
可曾国藩此时已经54岁了，功成名就，位列甲侯，再也没有十多年前那种功名之心了，但皇命难违只好受命。
1865年6月18日，曾国藩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拖着老病之躯，由南京登州率裁军以后剩的六营湘军和李鸿章的淮勇两万多人北上。
9月23日，曾国藩部抵达徐州前线。
在对付捻军的问题上，曾国藩吸取了僧格林沁穷追不舍导致覆亡的教训。他针对捻军以骑兵为主，长于流动作战和游击战，行动迅速的特点，提出了“重镇设防”，“布置河防”。并结合“查圩”的政策。
重镇设防，就是以重兵把守安徽临淮、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四个重镇，并在捻军经常出没的蒙城、亳州等地驻扎少量兵力对其进行阻击。这样，捻军每到一处，各镇驻兵就可以迎头击之，清军能以逸待劳打捻军个措手不及。
布置河防，就是东以运河为防线，西以沙河，贾鲁河为防线，由曾国藩派水师与淮军会防。曾国藩企图用这个方法，阻止捻军进入山东、河南西部，在运河与沙河之间的地区将捻军消灭。
但由于捻军东奔西至，飘忽不定，曾国藩在与捻军的交锋中发现自己只将兵力驻在几处截击很难奏效，于是又出新招，只留一部分作战能力不强的军队驻守各镇，其他战斗力强的军队大多数为游击师，对捻进行拦截和追击。
这样，又将重镇防守和拦截追击结合起来，不让捻军有从容歇脚之地。
与此同时，曾国藩结合“查圩”，“查圩”就是以清查户口来切断捻军同老百姓的联系，肃清潜在的匪患力量，使之不能在老百姓中立足，从老百姓那里得到补给，这是曾国藩搬用他在湖南办团练时的老方法。
曾国藩规定，老百姓见到捻军到来必须坚壁清野，断绝供应给他们粮食。而在湘军、淮军到来时，则要源源不断地把粮食等物品供应上来。对于那些参加捻军或与捻军有联系的，注入“莠民册”，情节严重的不仅要杀头，还要连坐，即一人犯罪，牵连好几家。
对于那些从来没有和捻军有过联系的注入“良民册”，用这种办法，这行径真有后世鬼子的风范。
同时曾国藩严令各地查圩的人以“通贼”的罪名，多抓人多杀人，多多益善。
可尽管曾国藩绞尽脑汁，制定出来这样一条自以为十全十美的战略方针，但他所率领的湘军、淮军在战场上还是节节失利，根本无法阻挡捻军神出鬼没的攻势。不久之后赖文光与张宗禹部在河南中牟会师，将曾国藩苦心经营近一年的千里河防摧毁，曾国藩剿捻宣告失败。
恰在此时，曾国藩的政敌们正好以此为借口，对他大加攻击。朝廷见他连战无功，也连连降旨严加斥责。曾国藩忧愤成疾上疏请求辞职。
朝廷也怕他在剿捻过程中再一次强大起来。于是改派李鸿章为钦差大臣，节制湘军和淮军，接替曾国藩的职位负责剿捻，曾国藩仍然留任两江总督。
曾国藩这次剿捻失败的原因，其实并非是由于他指挥战略上的失误，而是由于人力，人心因素造成的。
首先是参加剿捻的湘军，其精神状态已远非昔日可比，他们攻克天京时就已锐气全消，纪律松弛，日渐**，当听到要随曾国藩北上剿捻时他们一来耐不住北方的天气寒冷，二来也没有什么进取心，不想再受行军打仗之苦了。所以纷纷请假，竟然没有一个人自愿到北方去打仗。由此可见，如此一支疲懒之师，怎么能对付得了纵横飘忽，英勇善战的捻军呢。
其次，曾国藩这次领兵剿捻所率军队是由湘军和淮军两部分组成。湘军固然**，淮军也不受曾国藩的调遣。他们实际上受李鸿章的支配，对于曾国藩的命令，淮军诸将当面应承，背后却写信给李鸿章要求改变前命。
一干换被系将领挑肥拣瘦，推三阻四，李鸿章把部队交给曾国藩，虽然二人有师生之谊，但仍不放心。他的部将每次向他求情，他都写信给曾国藩进行干预。这样一来曾国藩后来不得不把要向淮军将官下达的命令，预先写信通知李鸿章，然后再由李鸿章下达。这样一来命令从下达到执行的时间大大加长，往往贻误战机。
因此，曾国藩虽然制定出了一套比较正确的作战方针。但由于以上两个致命原因，他无法像镇压太平天国时那样得心应手地指挥部下，抓住战机夺取胜利。
事实也证明了曾国藩的战略方针并没有错，李鸿章后来就是力排众议，坚决执行曾国藩的河墙战法。将捻军束缚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使他们无法发挥纵横驰骋，流动作战的优势，最终被聚而歼灭，当然吧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
清军接二连三在捻匪手上吃亏，不仅朝廷震动担心又出来一个太平天国，就是各省清军都难免心生惴惴生怕被调去剿匪。
当然吴可没这想法，捻匪虽然表现惊人，但他还没放在眼里。当初在河南以及淮北之时可没少打交道，当时捻匪正是鼎盛之时，不也被乡勇队压得死死的动弹不得，之后更是被杀得大败逃散，对付捻匪根本就无任何心理负担。
本来朝廷还有意调拨两广清军助剿，不知道为何最后却没了音讯，吴可对此也不在意正好省却了一桩麻烦，他现在头疼的是如何剿灭贵州突然暴起的骚乱。
没错，就在北地捻匪肆虐，满清重将蒙古亲王僧格林沁战败被杀，湘军主帅亲率大军围剿也连连战败无功而返之时，好象约好了似的，他那岳父老子张亮基所辖云贵突然暴发大规模苗民骚乱，吴可自然得着紧派出兵马帮助岳父大人平息治下叛乱，尽快恢复云贵两省的稳定和秩序。
真是邪了门了，原本湘军主力收复金陵，煊赫一时的太平军主力覆灭，眼下着多年的战乱即将平息，谁料不过短短一年时间过去，南北两地的战火不仅没有平息迹象，甚至还有越演越烈的摸样，朝廷就是想要休养生息也不得闲，更不要说吴可这些亲临战乱一线的封疆大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