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下午五点，南易坐在方氏庄园的客厅等待，等了两个小时，从内比都转道而来的普毕蓬到达。
“情况怎么样？”
“所有人已经安置妥当。”
南易指了指电视上的新闻，“进展很快，曼谷并没有太过骚乱，看样子事情很快就会平息。”
“曼谷人民已经习惯，自1932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军事政变。”普毕蓬说道。
“希望事情早点过去，我们的工作可以早日恢复正常。这次叫你过来述职主要是说一下王母果业今后几年的安排，后稷农业要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棉花种植区和蔬菜种植区，王母果业也应该扩张到坚果区域，正好，你和尼古拉斯·富乐联系一下，王母果业和后稷农业进行协作，大家一起进入乌兹别克斯坦。”
“boss，乌兹别克斯坦的水果和坚果很多，我们先从哪个品类入手？”
“阿月浑子[开心果的学名，开心果的叫法只在国内通用]最早产自乌兹别克斯坦，我们就从它开始。不过，阿月浑子进入盛果期的时间太长，如果我们自行种植，十多年都回不了本。
先从收购阿月浑子的成品干果开始，与塔什干的干果商建立良好的合作伙伴关系，等建立默契，再把业务拓展到其他坚果、干果，一边展开业务，一边物色适合收购的阿月浑子老树，待苏修的局势明朗一点，再大范围的在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坚果和水果种植园区。”
普毕蓬沉思了一下说道：“我们的鲜果和干果都有独立的品牌，坚果最好也用一个单独的品牌，万一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独立的品牌不至于影响到全局。”
“品牌名我倒是有一个，七只骆驼，种植阿月浑子的几个大国是伊朗、叙利亚、阿富汗、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伊拉克、美国，而种植区都是比较干旱的地方，这让人很容易想到骆驼；
七个主要生产国，七只骆驼刚刚好，其他坚果也主要种植于比较干旱的地带，用骆驼做代表，也还算贴切。”
“boss，除了这个还有其他涵义吗？”普毕蓬问道。
南易摇摇头，“没有，起名我并不擅长，七只骆驼这个名字只是交给你参考，你可以列入备选或者直接pass，不用顾忌我。”
“了解。”
“好了，你旅途劳顿，先去休息，这段时间制定一个坚果的发展计划出来，过了今年，我会把更多的时间分配给神农南粮，明年或者后年，我会把我们所有的种植基地都巡视一遍。”
“boss，再见。”
“再会，好好休息。”
普毕蓬离开之后，南易就在电脑上研究起了苏修那边的资料。
从现在的资料显示，苏修解体即将成为既定现实，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具体时间，曾几何时，南易还有想过找谁卖弄一下对苏修的见解，甚至想过制造震惊，弄一个苏修问题专家的头衔，现在看来纯属扯淡。
去年年中之前抛出“苏修解体”的话题还可以引人注入，进入1991年，再用这个话题夺人眼球纯属自讨没趣。
看过资料，南易就发出一封秘密邮件，让幽灵小组的人给帕夫柳琴科带个信，把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的白手套名单最后确认一遍，在三月底之前，南氏需要定下主要扶持人。
南易对南氏在俄罗斯的发展不太看好，总感觉那个地方的人吃相太难看，动不动就要掀桌子，根本不适合长期经营，南氏目前在那里的规划是没有长期规划，能多捞一笔算一笔，没的捞随时卷铺盖走人。
哈萨克斯坦有阿特劳州马特加地区、曼格什拉克半岛新油区两个主要的产油区，南氏会在那里布局长期的石油投资项目；
乌兹别克斯坦有品质很高的水果、蔬菜，干果，坚果，水果糕和丘哈拉，酥糖、果酱，在那里布局高端蔬果产品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乌克兰自不必说，一片黑土养欧洲，第聂伯河沿岸是妥妥的欧洲粮仓，在那里布局主粮种植基地将会很有前景，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土地最好都在乌西地区，不能在靠近俄罗斯的乌东。
莫斯科。
瓦西里集团的总裁瓦西里·巴巴诺夫这段时间比较活跃，也比较忙碌，他经常和一些合作社的所有人见面。
1986年，苏修展开了一场对“非薪收入”的整治运动，这场运动的初衷是为了惩治腐败，可实际上苏修的政治局并未对“非薪收入”做出界定。
运动来势汹汹，进展很快失控，家里闲置的房子租出去算非薪收入，拿家用轿车出门跑个出租算非薪收入，在房前屋后开辟一点温室种点番茄算是非薪收入，倒是真正要打击的那些所谓“非薪收入”，那是个个都合法。
随后，老戈采取了两条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的措施，开始放缓社会主义实验步伐。为缓解经济短缺问题，也为对失控的“非薪收入”运动做出回应，1986年通过一项法律，允许苏修公民从事“个体劳动”。
这个法子允许大家成为自主创业者，以填补漏洞百出、受累于赤字的经济鸿沟。
包含手工艺和服务业在内的大量私营行为很快成为可能，教师可以在课后辅导学生，很多教师之前已经在这样做，但新通过的法律使这种行为由半遮半掩变得合理合法，大家不必再有任何担心。
再者，该项法律并未对价格进行任何规定，换言之，个人可以想收多少就收多少，这项法律开始游离于国家控制之外，不过，仍有诸多严格限制。
新兴创业者只能雇用家人，经营范围仅限于国家部门做得不好的方面，主要是短缺商品，有些行业依然受到禁止，如印刷业和印刷媒体。
老戈接下来的措施更富深意，在1986年的一次讲话中，他提到了始于20年代新经济时期、类似准私人企业的合作社一事。
与“合作社”对应的英文词汇具有社会主义色彩，但实际上老戈此时旧事重提，合作社成为苏修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这标志着与存在了数十年之久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做出革命性决裂。
老戈一开始的用词极为谨慎，但其冲击力非同一般。国家在1987年开始小心翼翼地允许相关领域出现新兴自主企业，如废品回收、面包烘焙、鞋子修理、洗衣服务和消费用品。
尽管规模有限，但合作社运动引起了公众的注意，在停滞而僵化的社会主义汪洋中存在私营企业，这确实是一道风景。
其中涌现了很多引人注目的经营方式——某合作社在莫斯科市中心设立收费厕所，他们的厕所干净整洁，播放着音乐，还提供粉色厕纸和全新洁具。这样的设施人们大多没有见过，家里当然也不具备。
其他的合作社也开动脑筋，比如舞厅为了吸引年轻人去消费，迎合叛逆年轻人的口味，编了迪斯科舞曲《美国男孩》
当《合作社法》于1988年正式通过时，许多合作社正着手改为私营企业，一个新的时代开始。
对南易而言，《合作社法》里隐藏着一条对南氏很有利的条款，允许以合作社形式组建金融或信用企业，换言之，就是银行。
面对诸多未定因素，合作社先后涌现，完全没有基本规则。此前，苏修的计划委员会为全部经济活动制订规划，对企业的要求，是完成来自上级的各种指标，但合作社允许自主决策并自留盈利。
《合作社法》最引人关注之处，是对个人自由做出的全新定义，该法律规定，只要没有明文禁止，任何活动都将可以进行，这是对数十年来国家强力插手的彻底颠覆。
通常而言，合作社只是把正在从事的灰色经济活动公之于众，灰色经济里自然也包含着倒爷，《合作社法》对倒爷是否违法没有明显的界定。
说合法可以，说违法也不算错，反正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先任其发展，如果形势不对，就把它装到一个口袋罪里，若是装不下，那就颁布新的法律条文。
合作社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在发展过程中，总有聪明人想得更加深远，胆子也大到没边，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多累，还不如从国企、黑市搞来享有补贴的设备或者价格便宜的商品，快速倒手获取差价来的痛快。
当然也有老实人只是规规矩矩的做点废品回收、修理鞋子等小买卖，能让家人每餐都吃上列巴，再来点酱黄瓜，他们也就满足了，当然，如果能再有一份可口的红汤那就更好了。
不过，无论对老实还是不老实的合作社而言，有一件事情是很糟心的，那就是合作社的钱必须放在组织指定的银行里，那些银行的工作人员都掌握了一项绝技“雁过拔毛”，想从账户里取钱当然可以，前提得意思意思，还不能是小意思，这份意思不能让自己感到不好意思。
瓦西里·巴巴诺夫这会就坐在阿尔巴特大街的旺德福苏修旗舰店里，他的对面坐着一个年轻人斯莫伦斯基。
斯莫伦斯基是一个有着奥地利背景和犹太人血统的年轻人，这种出身的人，在苏修注定不受欢迎。
为了生存，他在印刷厂干过排版、在出版社做过店员，也在面包店兼职过，后来，他开始干起了非法的勾当——偷偷印刷《圣经》。
苏修信奉无神论，人们要相信科学，不搞迷信，《圣经》算是非法刊物，见着就抓，但是，越是禁止，大家就越是热衷，在80年代的苏修，《圣经》又稀缺又抢手，是黑市里的硬通货。
没过多久，斯莫伦斯基因违法而进了局子。
在服刑的时候，斯莫伦斯基在建筑队当过苦力，他敏锐地发现，苏修的中央计划体制实在没法满足莫斯科的建设需求，国家规定的人均住房面积是9平方米，可是莫斯科950万人口，有一半达不到这个标准。
为什么呢？
国有的建筑公司，效率低、进程慢，解决不了这么庞大的需求，于是，他就拉起了一支黑市建筑队，当起了包工头，悄悄地和国家建筑队抢活儿干。
正当斯莫伦斯基把包工头的工作干得有滋有味的时候，《合作社法》颁布了，这对他来说并不算是太大的好消息，之前禁止的时候，他通过走关系干的几乎是独门生意，现在一放开，竞争对手变多了。
斯莫伦斯基一看自己的建筑梦是进行不下去了，一咬牙，一跺脚，梦想没了，不能再把赚钱也给耽误了，他干脆的解散了包工队，降低身份做了一个倒爷，用他刻在骨子里的生意细胞，混得如鱼得水。
“你的薯条还要吗？”
瓦西里指了指斯莫伦斯基餐盆里的薯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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