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大贵回到上海后，先了解一下上海这段时间的情况，发现自家商行发展平稳，买地、造房子、买卖洋货、进行贸易，一切都做得有条不紊，甚至账面上还多了五万元的现金，却是自己南下这段时间的收益了。
这一时期，上海的贸易市场又经过细分，分为物物贸易生意和现金交割生意，其中鸦片和洋布等的物物贸易占大头，现金交割生意占小头，但总量也不小。
趁着其他商行沉醉于物物贸易的当口，大贵商行用心做现金交割生意，依靠自家商行垄断整个租界区域土地的便利，到处放广告牌，就是在吴淞江的灯塔上也放置硕大的木制广告牌，不断提高商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利用这种影响力，大贵商行在现金交割生意上的占有率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八十，虽然总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但也能赚取稳定的现金呢利润。
自家商行稳定发展，整个上海的商界就不是如此了。
这段时间，洋布的零售逐渐缓慢，各家都有不少库存积压在手里，让代理洋布的中国商人们有些感到紧张，这反馈到洋行和买办们这边，就是开始对上海洋布贸易的前景开始犹豫不决了。
甚至有人拿赵大贵说事儿，说赵大贵早前把库存清仓，就是因为看到洋布贸易无法长久，所以才提前退出的。
不过，有这种忧虑的商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商人都在削尖脑袋挤入洋布生意当中；就是担心洋布未来的商人，也只是觉得洋布可能卖得没有以前快而已，并不担心会出现应付不了的崩溃，还在一点点增加洋布存货，只是增加的速度没有以前快而已。
“醉生梦死啊！”赵大贵冷笑一声，就不再理会。
这洋布问题就是滚雪球似的，早晚有一天形成泰山压顶的态势，淹没所有来不及逃跑的人，到时候就是自己出手，轻松垄断所有洋货生意的时候了。
对赵大贵来说，这些还只是小事，重要的是盘点和消化南下获得的各项好处。
赵大贵这一次南行可谓收获极多，可以说正是这次南下，奠定了大贵系今后数十年呼风唤雨的基础，主要可分为人才、科技书籍、设备、土地和人脉等方面的收获了。
这一次南行，最大的收获是人才的收获，请来了广东的西学派学者一百多名，加上原来江浙一带的学者，东方花园如今有两百名左右的学者，其中有二十多人数学基础在小学以上，最出色的五六人的水平甚至超过赵大贵；
从澳门获得的西式造船厂的中国工人共两百人（本来还招募了十多名造船厂工程师，结果临时出事，来不了）；在定海雇佣的中式造船厂员工一百多人；佛山雇佣的铁匠、铜匠、银匠和火药工匠等共两百多人，总共是五百名左右各色工人；
加上大贵商行原来拥有的掌柜和伙计共一百名左右，如此算来，赵大贵手下目前共有八百名正式员工。
或许还能加上东方学院的数十名十岁到十五岁的学生，不过这些学生以后或许有大用，目前还只是培养和教育为主。
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大量西方科技书籍的获得，其中最关键的是顾盛带来的一万二千本书籍和模型，再加上赵大贵这段时间来有意从各大洋行订购的书籍，东方书院的图书馆里如今有一万三千五百本西方科技书籍，藏书量比很多西方大学的图书馆还要丰富。
有了这些书籍，赵大贵就能把上海的工业水平提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人才帮忙的话。
机器和设备而言，一千多吨的铁壳螺旋桨蒸汽船一艘、五百多吨的木壳明轮船一艘、一千多吨的西洋商船一艘，还有从定海和澳门获得的多艘中式和西式船只，不过吨位都比较小；
从澳门六家造船厂获得的各色机床、蒸汽机和造船用设备，从香港洋行购买的部分机床和仪器设备，以及从定海获得的中式造船设备，至少在短期而言，这些设备都够用了。
另外，赵大贵在上海有三千多亩土地（土地保有量还在增长中），定海有三千多亩土地，香港有近两千亩土地，广州有五百亩土地，澳门有五百亩土地（原本属于船厂的土地），共有一万亩左右土地，其中很多是在港口附近能建造码头和仓库的优质资源。
当然，还有一个隐性的收获是人脉的扩张。
德庇时对连通香港和上海间所有通商港口的定期邮轮项目非常重视，积极推动，使得赵大贵借此机会与德庇时和耆英等人都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在离开上海之前，赵大贵能够接触的最高级官员也就是领事巴富尔和上海道台宫慕久，但以后，就是这两个人面对赵大贵，也要掂量一下德庇时和耆英的反应了。
若非赵大贵推出的邮轮项目对英国政府很重要，可以借用英国政府的影响力狐假虎威，否则他就是钱再多，也只是被耆英等封疆大吏随意压榨的对象，别想像现在这样能在香港总督和两广总督之间左右逢源。
获得这么多好处，赵大贵本身的付出也不可小视，在出让库存洋布和苏州产业之后，赵大贵手头本来有八十多万元银元，但光是在香港买船就花了二十八九万元（斯塔克会做生意啊）；
加上买地、买造船厂和在上海投资等，花了十四五万元；
再加上购买一万多两黄金，补充灵金储备；
如今赵大贵手中的现金数量只有二十万元，也就是说赵大贵在三个月内就花出去六十多万，当真是花钱如流水啊；
而且，现在员工多了，产业也多，支出必然比之前只做商行和贸易的时候多很多：
东方学院的两百名学者的工资水平定得很高，光是其年薪就要每年六万元以上；
加上其他工人、员工以及维持工厂运转所需的资金，每年至少要支出二十万元以上。
如此说来，赵大贵手中的二十万元资金其实只能维持一年左右的运转，如果不能尽快赚取大量钱财，就很容易出现资金断裂。
更重要的是，赵大贵希望在1845年年底的时候手上至少有一百多万元的资金，以便能够浑水摸鱼，如此看来今年的赚钱任务很重啊。
员工的暴增，经营项目的暴增，都带来极为严重的管理问题。
先说这些学者们的问题，绝大部分西学派学者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大部分只是对西方的历史地理和国家概况比较感兴趣，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类的，但是基本的数理化知识极为欠缺，就是懂得英语的也只有寥寥几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具备后世小学以上数学水平的学者，只有李心兰、谢尔敦、杨威利等二十人左右，懂得物理和化学的人那就几乎没有；
就是王韬也更像是业余爱好者，而且还是文科的，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但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理学院的西学教育，只能先从这些应该做老师的学者们开始，接着再教授那些普通学生。
赵大贵便跟李心兰、麦都思、王韬等人商议，先开办面向学者们的英语课程和数学课程，让麦都思请来一些英语老师，李心兰等人教授数学，至于物理化学等，只能以后再说了。
能读懂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十个阿拉伯数字以及加减乘除等数学符号，然后才能看懂物理化学书籍，不然就是把物理化学类书籍翻译成中文，缺乏基础知识的人照样看不明白。
还好这些人号称学者，至少中文是没问题的，甚至比赵大主神这样的现代学生强出无数倍，学习英语和数学应该比不识字的人强了许多。
另外，学院还要组织一批懂得英语的学者，整理和翻译学院的一万三千五百本藏书，编写教材等；麦都思等传教士也被拉来做这个工作，也不求文字多么优美，只要能让人看懂就是了。
赵大贵为了学院的事情忙了七八天，建立学校的构架，挑选可用的教材等，然后就觉得这事情繁琐无比，根本是个无底洞，就把学校的管理全部委任给学院董事会，也就是李心兰、王韬、麦都思等人，自己只负责提供必要的资金，然后抽身出来管理工人的事情。
如今招募到上海的工人有五百人，但这些人要做什么，怎么做，其实很不清晰，就是赵大贵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赵大贵从东方学院借调数十名学者---大部分学者到学院后发现自己要从头开始学习，无事可做，很以空耗米粮为耻，赵大贵请求帮忙便很痛快地答应---然后，给这五百名工人登记造册，也就是姓名、来历、所从事工种、特长、职务等全部做成一个表格，作为人事档案保存。
这一时期，上海的贸易市场又经过细分，分为物物贸易生意和现金交割生意，其中鸦片和洋布等的物物贸易占大头，现金交割生意占小头，但总量也不小。
趁着其他商行沉醉于物物贸易的当口，大贵商行用心做现金交割生意，依靠自家商行垄断整个租界区域土地的便利，到处放广告牌，就是在吴淞江的灯塔上也放置硕大的木制广告牌，不断提高商行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利用这种影响力，大贵商行在现金交割生意上的占有率达到惊人的百分之八十，虽然总量没有以前那么大，但也能赚取稳定的现金呢利润。
自家商行稳定发展，整个上海的商界就不是如此了。
这段时间，洋布的零售逐渐缓慢，各家都有不少库存积压在手里，让代理洋布的中国商人们有些感到紧张，这反馈到洋行和买办们这边，就是开始对上海洋布贸易的前景开始犹豫不决了。
甚至有人拿赵大贵说事儿，说赵大贵早前把库存清仓，就是因为看到洋布贸易无法长久，所以才提前退出的。
不过，有这种忧虑的商人毕竟是少数，大部分商人都在削尖脑袋挤入洋布生意当中；就是担心洋布未来的商人，也只是觉得洋布可能卖得没有以前快而已，并不担心会出现应付不了的崩溃，还在一点点增加洋布存货，只是增加的速度没有以前快而已。
“醉生梦死啊！”赵大贵冷笑一声，就不再理会。
这洋布问题就是滚雪球似的，早晚有一天形成泰山压顶的态势，淹没所有来不及逃跑的人，到时候就是自己出手，轻松垄断所有洋货生意的时候了。
对赵大贵来说，这些还只是小事，重要的是盘点和消化南下获得的各项好处。
赵大贵这一次南行可谓收获极多，可以说正是这次南下，奠定了大贵系今后数十年呼风唤雨的基础，主要可分为人才、科技书籍、设备、土地和人脉等方面的收获了。
这一次南行，最大的收获是人才的收获，请来了广东的西学派学者一百多名，加上原来江浙一带的学者，东方花园如今有两百名左右的学者，其中有二十多人数学基础在小学以上，最出色的五六人的水平甚至超过赵大贵；
从澳门获得的西式造船厂的中国工人共两百人（本来还招募了十多名造船厂工程师，结果临时出事，来不了）；在定海雇佣的中式造船厂员工一百多人；佛山雇佣的铁匠、铜匠、银匠和火药工匠等共两百多人，总共是五百名左右各色工人；
加上大贵商行原来拥有的掌柜和伙计共一百名左右，如此算来，赵大贵手下目前共有八百名正式员工。
或许还能加上东方学院的数十名十岁到十五岁的学生，不过这些学生以后或许有大用，目前还只是培养和教育为主。
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大量西方科技书籍的获得，其中最关键的是顾盛带来的一万二千本书籍和模型，再加上赵大贵这段时间来有意从各大洋行订购的书籍，东方书院的图书馆里如今有一万三千五百本西方科技书籍，藏书量比很多西方大学的图书馆还要丰富。
有了这些书籍，赵大贵就能把上海的工业水平提升数十年甚至上百年---如果有足够数量的人才帮忙的话。
机器和设备而言，一千多吨的铁壳螺旋桨蒸汽船一艘、五百多吨的木壳明轮船一艘、一千多吨的西洋商船一艘，还有从定海和澳门获得的多艘中式和西式船只，不过吨位都比较小；
从澳门六家造船厂获得的各色机床、蒸汽机和造船用设备，从香港洋行购买的部分机床和仪器设备，以及从定海获得的中式造船设备，至少在短期而言，这些设备都够用了。
另外，赵大贵在上海有三千多亩土地（土地保有量还在增长中），定海有三千多亩土地，香港有近两千亩土地，广州有五百亩土地，澳门有五百亩土地（原本属于船厂的土地），共有一万亩左右土地，其中很多是在港口附近能建造码头和仓库的优质资源。
当然，还有一个隐性的收获是人脉的扩张。
德庇时对连通香港和上海间所有通商港口的定期邮轮项目非常重视，积极推动，使得赵大贵借此机会与德庇时和耆英等人都建立了不错的私人关系，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在离开上海之前，赵大贵能够接触的最高级官员也就是领事巴富尔和上海道台宫慕久，但以后，就是这两个人面对赵大贵，也要掂量一下德庇时和耆英的反应了。
若非赵大贵推出的邮轮项目对英国政府很重要，可以借用英国政府的影响力狐假虎威，否则他就是钱再多，也只是被耆英等封疆大吏随意压榨的对象，别想像现在这样能在香港总督和两广总督之间左右逢源。
获得这么多好处，赵大贵本身的付出也不可小视，在出让库存洋布和苏州产业之后，赵大贵手头本来有八十多万元银元，但光是在香港买船就花了二十八九万元（斯塔克会做生意啊）；
加上买地、买造船厂和在上海投资等，花了十四五万元；
再加上购买一万多两黄金，补充灵金储备；
如今赵大贵手中的现金数量只有二十万元，也就是说赵大贵在三个月内就花出去六十多万，当真是花钱如流水啊；
而且，现在员工多了，产业也多，支出必然比之前只做商行和贸易的时候多很多：
东方学院的两百名学者的工资水平定得很高，光是其年薪就要每年六万元以上；
加上其他工人、员工以及维持工厂运转所需的资金，每年至少要支出二十万元以上。
如此说来，赵大贵手中的二十万元资金其实只能维持一年左右的运转，如果不能尽快赚取大量钱财，就很容易出现资金断裂。
更重要的是，赵大贵希望在1845年年底的时候手上至少有一百多万元的资金，以便能够浑水摸鱼，如此看来今年的赚钱任务很重啊。
员工的暴增，经营项目的暴增，都带来极为严重的管理问题。
先说这些学者们的问题，绝大部分西学派学者其实是名不副实的，大部分只是对西方的历史地理和国家概况比较感兴趣，读了魏源的“海国图志”之类的，但是基本的数理化知识极为欠缺，就是懂得英语的也只有寥寥几人。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具备后世小学以上数学水平的学者，只有李心兰、谢尔敦、杨威利等二十人左右，懂得物理和化学的人那就几乎没有；
就是王韬也更像是业余爱好者，而且还是文科的，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但没接受过系统的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东方理学院的西学教育，只能先从这些应该做老师的学者们开始，接着再教授那些普通学生。
赵大贵便跟李心兰、麦都思、王韬等人商议，先开办面向学者们的英语课程和数学课程，让麦都思请来一些英语老师，李心兰等人教授数学，至于物理化学等，只能以后再说了。
能读懂二十六个英文字母和十个阿拉伯数字以及加减乘除等数学符号，然后才能看懂物理化学书籍，不然就是把物理化学类书籍翻译成中文，缺乏基础知识的人照样看不明白。
还好这些人号称学者，至少中文是没问题的，甚至比赵大主神这样的现代学生强出无数倍，学习英语和数学应该比不识字的人强了许多。
另外，学院还要组织一批懂得英语的学者，整理和翻译学院的一万三千五百本藏书，编写教材等；麦都思等传教士也被拉来做这个工作，也不求文字多么优美，只要能让人看懂就是了。
赵大贵为了学院的事情忙了七八天，建立学校的构架，挑选可用的教材等，然后就觉得这事情繁琐无比，根本是个无底洞，就把学校的管理全部委任给学院董事会，也就是李心兰、王韬、麦都思等人，自己只负责提供必要的资金，然后抽身出来管理工人的事情。
如今招募到上海的工人有五百人，但这些人要做什么，怎么做，其实很不清晰，就是赵大贵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赵大贵从东方学院借调数十名学者---大部分学者到学院后发现自己要从头开始学习，无事可做，很以空耗米粮为耻，赵大贵请求帮忙便很痛快地答应---然后，给这五百名工人登记造册，也就是姓名、来历、所从事工种、特长、职务等全部做成一个表格，作为人事档案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