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从这些工人中挑选二三十名技术水平较高或有管理经验的工匠，按这时代的习俗来说叫大匠，成立类似学院董事会的顾问团，协助管理。
接着，就在吴淞江北岸建立两个造船厂，一为西式造船厂，一为中式造船厂，两边的技术和设备都不通用，这样分开来会更便于管理。
最后，便是建造厂房，然后将带过来的机器设备都安装好。
本来，赵大贵在收购澳门造船厂的时候，将造船厂里的西方工程师也都一起雇佣的，如果有他们帮忙就能轻省不少的，可惜赵大贵寄予厚望的这些工程师都没到上海来。
本来跟这些人在澳门说得好好的，等到赵大贵坐船到雷州又回上海，才发现这些西方工程师一个都没来，据说是被香港的几家英国人造船厂联手雇佣，还愿意支付违约金什么的。
如果只是一两个人也罢了，十几个工程师都不过来，中间必然有缘故，赵大贵心里冷笑，但也无法可想，只能重用中国工人中的高手了。
还好，这时代没有跳槽一说，一个人选择行业都要干好几十年的，这些中国工人虽然教育水平不怎么样，绝大部分还不识字，但都是在造船厂里浸淫数十年的，就是没有西方工程师，按照机器设备之类的工作都能做好。
不过，两家造船厂建好后也没什么活做，赵大贵刚进入造船行业，也就能接一些远洋商船和中国船只的维修活，除此之外没人跟他订制船舶，也没人相信一家刚成立的造船厂能建造出什么好船。
至于那些铁匠、铜匠、银匠、火药匠人，更是无事可做了。
说实话，赵大贵招募的工人和学者都太多了，其实最多招募五十名学者和五十名工人，在短期内也都足够敷用，管理起来还容易许多，赵大贵之前只是因为资源难得，才把见到的所有人才全部招募进来，如今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赵大贵想了想，留下数十名最优秀的工人在船厂工作外，对其他没事可做的工人宣布进行纪律培训，暂时不需要工作---反正他现在有钱，不在乎养这些工人几个月。
赵大贵对纪律培训很重视，为此请巴富尔帮忙，调来三名尉官和二十名士官，给自己的手下进行培训，至于怎么整编这些乌合之众，短时间内增强其组织性和纪律性，大英帝国军队在全球各个殖民地积累了无数的经验，并不需要赵大贵本人要在旁提点。
当然，为了避免宫慕久跟自己拼命，赵大贵要求所有英国军官都要穿着便服，对外也要号称是专门帮大户人家培训家丁和职工的管家类型人物，而且这样的纪律培训也不涉及开枪和开炮等武器操作。
这项培训跟现代世界某国大学生上学后进行的军训很接近，武器操作以外的正步走、左右转、队列训练等一个不落，而且只是不学武器操作而已，但工兵培训还是可以做的，天天在地上挖堑壕，还要摸爬滚打。
参加军训的，并不只是工人，大贵商行最近比以前闲了不少，很多掌柜伙计们都被弄到城外的租界地区接受军训，就是赵小虎等五十多名学生也被拉来军训，反正他们的老师也在忙于学习基础知识，没空教他们。
大贵商行的掌柜伙计们并不喜欢这种野地上摸爬滚打的生活，怨声载道，都让赵大贵强势压制住了；一部分学生也有怨言，但大部分只是十几岁的少年，觉得这很好玩，也不辛苦，也就无所谓了。
赵大贵本来希望东方学院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也接受一下军训，但这些人毕竟都是读书人，赵大贵不能一味强迫，便跟他们宣布学校老师可以自愿参加纪律培训，不愿意也绝不勉强。
这些学者们果然对军训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是在澳门结识的杨威利等不到十名年轻学者出于好奇，愿意参加这样的培训，其他人包括李心兰、王韬和谢尔敦等，均无丝毫兴趣。
前后忙活了近一个月后，赵大贵才清闲下来，手下所有人学习的学习，军训的军训，大部分工作也都安排出去，赵大贵本人只需要负责一些重要的决策性事务就行。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赵大贵才认真考虑如何赚钱，如何发展了。
赵大贵拿着东方学院学者和手下工人们的人事档案认真斟酌了一下，便召集二十名学者和二十名工人，组建一个项目组，决定从零开始打造赚钱机器。
“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人员大幅增加，但收入却没增加多少，要这样下去，一年之内手上的资金就要枯竭，不管学院还是工厂，都要开不下去的。”赵大贵找一个硕大的房间，把所有人都聚集起来，才开始哭穷。
按照赵大贵的品味，这房间里有一个长长的桌子，赵大贵坐在案首，身后还有个黑板，其他人分坐桌子两边，有一些坐不到桌子跟前的，就只能拉着椅子跑到后边做了。
这种布置风格，其实是现代社会的董事长开会模式，对这时代的人而言却是相当怪异的。
“那真是令人伤感的事情，可是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呢？”曾经给赵大贵介绍过顾盛的年轻学者谢尔敦奇怪地问道。
这段时间谢尔敦过得不错，每天都有很多西方书籍可看，还有李心兰和其他学者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好基友杨威利不知发了什么疯，要到租界外面去跟赵大贵手下的工人一起接受所谓的纪律培训，简直是莫名其妙。
“能做的事情很多，至少比你自以为的要多很多。”赵大贵说道：
“目前上海最赚钱的生意，进口有鸦片和洋布，出口有茶叶和生丝，这都是大宗。
我们大贵商行向来以救国利民为己任，鸦片是绝不做的，洋布可以做，但布匹生意相当复杂，除非有充足的准备，否则我们也就倒卖些洋布和羽绸等，自己倒是不会去生产的。
至于生丝和茶叶，这两项货物的出口之和占上海所有出口的九成以上，就是广州也跟我们这里差不多。
不过，茶叶的地区性因素太浓厚，而且我们想提高其加工水平，并没有多少方法可想，因此也只能倒卖而已，并不需要建立专业的茶叶加工厂。
倒是生丝，交易额极大，利润比茶叶高出不少，而且其加工技术的提升空间很大，非常适合我们介入。
目前上海往国外出售的生丝，要么是到苏州购买，要么生丝产地商人运送到上海出售，到湖州等生丝产地直接去进货的洋行或买办很少。
我手下的大贵商行一年前到湖州买过生丝，然后就遇到土匪，一位掌柜和两名伙计被打死，后来就只是少量进货，一直控制其规模，以免又惹上土匪什么的。
今年上海的洋布投机很兴盛，也就是说洋人都希望用洋布直接换取丝茶，以便获得更高利润，愿意花现金购买的商人很少，大贵商行今年就没做多少生丝生意，也就赚个七八万而已，跟去年相比相差很多了。”
接着，就在吴淞江北岸建立两个造船厂，一为西式造船厂，一为中式造船厂，两边的技术和设备都不通用，这样分开来会更便于管理。
最后，便是建造厂房，然后将带过来的机器设备都安装好。
本来，赵大贵在收购澳门造船厂的时候，将造船厂里的西方工程师也都一起雇佣的，如果有他们帮忙就能轻省不少的，可惜赵大贵寄予厚望的这些工程师都没到上海来。
本来跟这些人在澳门说得好好的，等到赵大贵坐船到雷州又回上海，才发现这些西方工程师一个都没来，据说是被香港的几家英国人造船厂联手雇佣，还愿意支付违约金什么的。
如果只是一两个人也罢了，十几个工程师都不过来，中间必然有缘故，赵大贵心里冷笑，但也无法可想，只能重用中国工人中的高手了。
还好，这时代没有跳槽一说，一个人选择行业都要干好几十年的，这些中国工人虽然教育水平不怎么样，绝大部分还不识字，但都是在造船厂里浸淫数十年的，就是没有西方工程师，按照机器设备之类的工作都能做好。
不过，两家造船厂建好后也没什么活做，赵大贵刚进入造船行业，也就能接一些远洋商船和中国船只的维修活，除此之外没人跟他订制船舶，也没人相信一家刚成立的造船厂能建造出什么好船。
至于那些铁匠、铜匠、银匠、火药匠人，更是无事可做了。
说实话，赵大贵招募的工人和学者都太多了，其实最多招募五十名学者和五十名工人，在短期内也都足够敷用，管理起来还容易许多，赵大贵之前只是因为资源难得，才把见到的所有人才全部招募进来，如今造成尾大不掉的局面。
赵大贵想了想，留下数十名最优秀的工人在船厂工作外，对其他没事可做的工人宣布进行纪律培训，暂时不需要工作---反正他现在有钱，不在乎养这些工人几个月。
赵大贵对纪律培训很重视，为此请巴富尔帮忙，调来三名尉官和二十名士官，给自己的手下进行培训，至于怎么整编这些乌合之众，短时间内增强其组织性和纪律性，大英帝国军队在全球各个殖民地积累了无数的经验，并不需要赵大贵本人要在旁提点。
当然，为了避免宫慕久跟自己拼命，赵大贵要求所有英国军官都要穿着便服，对外也要号称是专门帮大户人家培训家丁和职工的管家类型人物，而且这样的纪律培训也不涉及开枪和开炮等武器操作。
这项培训跟现代世界某国大学生上学后进行的军训很接近，武器操作以外的正步走、左右转、队列训练等一个不落，而且只是不学武器操作而已，但工兵培训还是可以做的，天天在地上挖堑壕，还要摸爬滚打。
参加军训的，并不只是工人，大贵商行最近比以前闲了不少，很多掌柜伙计们都被弄到城外的租界地区接受军训，就是赵小虎等五十多名学生也被拉来军训，反正他们的老师也在忙于学习基础知识，没空教他们。
大贵商行的掌柜伙计们并不喜欢这种野地上摸爬滚打的生活，怨声载道，都让赵大贵强势压制住了；一部分学生也有怨言，但大部分只是十几岁的少年，觉得这很好玩，也不辛苦，也就无所谓了。
赵大贵本来希望东方学院的那些德高望重的学者们也接受一下军训，但这些人毕竟都是读书人，赵大贵不能一味强迫，便跟他们宣布学校老师可以自愿参加纪律培训，不愿意也绝不勉强。
这些学者们果然对军训丝毫不感兴趣，也就是在澳门结识的杨威利等不到十名年轻学者出于好奇，愿意参加这样的培训，其他人包括李心兰、王韬和谢尔敦等，均无丝毫兴趣。
前后忙活了近一个月后，赵大贵才清闲下来，手下所有人学习的学习，军训的军训，大部分工作也都安排出去，赵大贵本人只需要负责一些重要的决策性事务就行。
也就在这种情况下，赵大贵才认真考虑如何赚钱，如何发展了。
赵大贵拿着东方学院学者和手下工人们的人事档案认真斟酌了一下，便召集二十名学者和二十名工人，组建一个项目组，决定从零开始打造赚钱机器。
“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并不好，人员大幅增加，但收入却没增加多少，要这样下去，一年之内手上的资金就要枯竭，不管学院还是工厂，都要开不下去的。”赵大贵找一个硕大的房间，把所有人都聚集起来，才开始哭穷。
按照赵大贵的品味，这房间里有一个长长的桌子，赵大贵坐在案首，身后还有个黑板，其他人分坐桌子两边，有一些坐不到桌子跟前的，就只能拉着椅子跑到后边做了。
这种布置风格，其实是现代社会的董事长开会模式，对这时代的人而言却是相当怪异的。
“那真是令人伤感的事情，可是我们对此能做什么呢？”曾经给赵大贵介绍过顾盛的年轻学者谢尔敦奇怪地问道。
这段时间谢尔敦过得不错，每天都有很多西方书籍可看，还有李心兰和其他学者可以互相交流心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好基友杨威利不知发了什么疯，要到租界外面去跟赵大贵手下的工人一起接受所谓的纪律培训，简直是莫名其妙。
“能做的事情很多，至少比你自以为的要多很多。”赵大贵说道：
“目前上海最赚钱的生意，进口有鸦片和洋布，出口有茶叶和生丝，这都是大宗。
我们大贵商行向来以救国利民为己任，鸦片是绝不做的，洋布可以做，但布匹生意相当复杂，除非有充足的准备，否则我们也就倒卖些洋布和羽绸等，自己倒是不会去生产的。
至于生丝和茶叶，这两项货物的出口之和占上海所有出口的九成以上，就是广州也跟我们这里差不多。
不过，茶叶的地区性因素太浓厚，而且我们想提高其加工水平，并没有多少方法可想，因此也只能倒卖而已，并不需要建立专业的茶叶加工厂。
倒是生丝，交易额极大，利润比茶叶高出不少，而且其加工技术的提升空间很大，非常适合我们介入。
目前上海往国外出售的生丝，要么是到苏州购买，要么生丝产地商人运送到上海出售，到湖州等生丝产地直接去进货的洋行或买办很少。
我手下的大贵商行一年前到湖州买过生丝，然后就遇到土匪，一位掌柜和两名伙计被打死，后来就只是少量进货，一直控制其规模，以免又惹上土匪什么的。
今年上海的洋布投机很兴盛，也就是说洋人都希望用洋布直接换取丝茶，以便获得更高利润，愿意花现金购买的商人很少，大贵商行今年就没做多少生丝生意，也就赚个七八万而已，跟去年相比相差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