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历朝历代,干得不好的皇帝其实并不少,但史官们用昏庸无能,宠信奸佞,被蒙蔽视听等等来描述昏君的一生,可曾见过史官们骂皇帝是聋子瞎子?

    作为一国之君,皇帝站在帝国的最高点,他能看到的和听到的,都是大格局的东西,或许他并不了解百姓们具体吃些什么,一天吃几顿,不了解田间地头长的是什么草,老百姓死了是用席子裹着还是用一口薄棺。

    但他肯定会知道帝国正在经历着怎样的阵痛和变化,而作为皇帝,最了解的也就莫过于他身边朝夕相处的这些大臣们。

    所以说皇帝不可能不知道那些奸臣贪官都是些什么货色,之所以没有法办这些人,是因为他需要依赖这些人。

    他不能帮农户种田,不能帮商户做买卖,不能帮士兵打仗,他是整个帝国的最终决策者,而这些朝臣就是他的智囊和手脚,如果他发现了但却没有法办,说明那些个奸臣贪官,仍旧用得着。

    王黼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极度爱财,但也只有真正爱财的人,才懂得如何敛财,为大焱敛财!

    诸如后世的大贪官和珅,他可谓史上第一贪,但在治理国家方面,他却算是个能臣,在伺候皇帝方面,更是不世出的天才,这样的人用得顺手又舒心,即便他贪墨一些,那又如何?

    真正的大奸臣,总是有大本事的人,否则绝对不可能在忝居高位而尸位素餐,之所以留着他们,是因为他们对皇帝还有用处,而皇帝也深知这一点。

    这也是为何治贪所抓的都是不大的官员,他们不叫奸臣,而叫蛀虫,因为他们的才能和作用,根本就算不上重臣的行列。

    王黼擅于敛财,不仅仅是替自己敛财,还有为大焱敛财,这也是官家一直留用他的原因。

    大焱的经济状况已经刻不容缓,财政收入连年赤字,寅吃卯粮,甚至已经到了老百姓要提前交纳几年十几年以后的赋税,这是在压榨百姓,何尝不是在透支帝国的寿命?

    繁冗的官场和军队,各种边境上的支出,国内的基础建设,无数的地方都紧着要钱,相比之下,皇帝后宫的用度支出与那些贪官污吏偷偷伸手贪掉的财富,也就显得那么的微不足道。

    由此可见,官家是多么的需要钱,这个帝国是多么的需要钱,而王黼又是个能替帝国弄到钱,仿佛无中生有一般挖东墙补西墙的人,官家又岂能不用他?

    面对河北两路相继出现的贼乱,王黼安坐若素,即便前头已经有方腊之事,但他仍旧无法引以为鉴。

    方腊叛乱之初,苏牧便透露给了郑则慎,杭州通判早早就将情况报了上来,可王黼却压了下来,而后粉饰太平,以至于朝廷错过了最佳的平叛时机,无法将叛乱扼杀在萌芽之中。

    不是王黼的胆子有多大,而是他骨子里的优越感在作祟,在他看来,这些泥腿子根本就不可能成事。

    因为这个国家已经被掏空,朝廷都没办法从这些老百姓身上再压榨出一两滴油水来,即便敲开骨头,也没有更多的骨髓给你吸取,这些叛乱的低贱贼寇,又怎么可能办到?

    凝聚了整个帝国最强智慧的朝臣们都无法办到的事情,这些暴民和贱民又怎么可能做到!

    然而王黼却没有想到,方腊最后还是成功了。

    他没有王黼们的手段,无法从老百姓身上压榨出财富来,但他却偷了这些老百姓的道义,在凝聚这些道义,去偷窃更多百姓的道义,而这些道义,让已经没有任何膏脂可压榨的老百姓,用自己身体仅剩的骨架和灵魂,用他们的尸体,为方腊铺了一条反抗的道路。

    王黼们生财有道,他们窃取的是财富,再用财富来谋求权势,又用权势来谋求财富,而叛贼们窃取的则是人心,是老百姓对朝廷的愤怒和对不公不平的不屈反抗。

    他们都是贼,只是他们偷的东西不一样,偷的手段也不一样,仅此而已。

    也正因此,当河北两路眼看着要重演方腊之乱时,王黼一点都没有慌乱。

    因为他深知河北的情势,也清楚整个大焱帝国的实际情况,眼下的国情比方腊起义之时要更加糟糕,这些暴民的生存环境也就更加的恶劣,他们绝对是成不了事的。

    远的不说,单说河北两路这些个老百姓,早已饿得只有躺着等死的份,眼看着冬天就要来,到时候数十万人成片成片饿死冻死,连树皮草根都没有得吃,谁还有力气造反?

    赈灾可是一门大学问,并不是说简单的架起粥棚,让那些个饥民吃饱就可以了的。

    他要最大程度保住这些老百姓的命,却又要替帝国最大程度地节省资源,无法从灾荒之中赚取财富,那么就尽量让朝廷的财富不要外流太多,这何尝不是一种变相的“收入”?

    他也不得不承认,苏瑜确实有着自己的本事,他利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不仅让这些灾民安定了下来,缓解了他们的怨气,更将他们困在工地上,让他们无法参与暴乱。

    王黼当了甩手掌柜,但灾区的情势却并没有恶化,这一切皆赖苏瑜之功,这些也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但以工代赈也是有限度的,当灾区的清理工作即将结束,而治河方案却又迟迟没有下来之时,又该给这些灾民指派什么工作?

    没了工作,这些灾民又将丧失生活的热情,只能被动消极地等待救济粮,无所事事就会被乱军蛊惑人心,从而加入到乱军的行列之中。

    而眼看着就要入冬,但这些灾民的家园却没有重建起来,不是因为他们工作不够努力,而是他们的家园已经被彻底淹没,水仍旧没有褪去,或者以后也不会褪去,他们是彻底丧失了家园的人。

    对于这些人,如果没有妥善的安置,他们必定只能四处乱窜,每到一个地方,便如同蝗虫过境一般,让地方官府和百姓避之犹恐不及。

    然而苏瑜的以工代赈,却完美的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灾民成为了难得的劳动力,而且只需要极低的成本,给付最低标准的口粮,这些灾民就能带领全家人给你当牛做马。

    大焱的户籍制度还算完善,这些流民想要异地安置却需要经过朝廷的批准,然而王黼却将苏瑜的异地安置计划,给拦了下来。

    虽然他并不认为那些乱军能够成事,但这些流民进入到大名府的寻常百姓家,带来大量劳动力的同时,也会带来极其严重的隐患。

    眼下大名府之中到处有乱军的密探,若这些密探策反入城的流民,充当内应,真让大名府搞起事情来,他王黼可就不能像方腊那会这般容易脱身了。

    不可否认,苏牧的赈灾方案确实无可挑剔,但王黼也有无法忽视的安全考量,再者,他还需要苏瑜替自己背锅,如今苏瑜的表现却出彩又抢眼,连他自己都不得不衷心佩服苏瑜,转运使司和地方上对苏瑜的评价也是高到离谱,真让苏瑜办成了这事情,他王黼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

    而且王黼还发现,苏瑜似乎又要故技重施,像在市舶司那般,已经开始培植自己的亲信,诸如赵文裴和刘质等人都已经得到了官场的洗练,政务精熟,对赈灾治民更是有着独到的一套法子。

    大名府的官员和百姓都有着一股骨子里的优越感,自诩老土著,向来不太理会外来户,可对苏瑜等人却诚心结交,这也足以说明,苏瑜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和真才实学,真正在河北路站稳了脚根!

    这是王黼极其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所以他才会以安全问题为由,否决了苏瑜的流民就地安置问题。

    这涉及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迁徙,确实需要慎之又慎,可灾情紧急,特事特办,苏瑜素来都是雷厉风行争分夺秒,以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最大程度救助这些灾民。

    首先在赈灾理念上就与有了王黼天上地下的差距,而王黼乃是赈灾的最高负责人,苏瑜即便是河北东路副转运使,也不可能骑在王黼的头上。

    也就是他苏瑜,若是别个,对这位圣眷正隆的王黼少宰,哪个不是眼巴巴凑上去奉承巴结,需知搭上王黼这条大船,就等于铺平了仕途,岂不见那个杭州巨贾王家,正是因为与王黼搭上了亲戚,才迅速崛起的么。

    苏瑜一直在积极促成这件事情,为此还承受着巨大的压力,但不得不说,在范氏的支持下,赈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而这些流民转化为劳动力,给范氏也带来了极其可观的收益,这些大家族从来就不缺财富,缺的只是可用的人力资源。

    在这件事上,因为他们支持苏瑜,使得范氏也隐约盖过了其他家族,眼看着就要成为大名府首屈一指的望族。

    人们常常将豪门望族连在一起说,但细究起来,豪门与望族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豪门有很多,但望族却很少,其根本就在这个“望”字上。

    望是人望的望,是威望的望,是民心所向,是这些大族们安身立命的根本。

    豪门拥有着权势财富,他们是高高在上,是朱门酒肉臭,但望族却扎根于民间,高于民间,却能够得到百姓的认可和支持,成为百姓的引领着。

    豪门站在百姓的对立面,压榨剥削百姓,望族却成为民间的代言人,这份信赖与爱戴,才能够使得望族千百年延续下去,细水长流,汇聚成海。

    而豪门只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路子越走越窄,最终如同那绚烂的花火,暴烈却又短暂,只能是昙花一现。

    范氏的成功也使得苏瑜的名声水涨船高,不仅仅只是在平民百姓之间得到广泛的尊崇,更是使得其他大族趋之若鹜,若非王黼以及朝堂上那些势力牵绊着,说不得这些大族早就加入了轰轰烈烈的赈灾行列了。

    王黼还在为阻拦了苏牧的流民安置计划而沾沾自喜,他或许杜绝不了灾民变暴民,反而加速了这个过程,但他却给予了大名府一份安全。

    然而事实很快证明,流民如水,堵不如疏,越是压制,爆发起来便越是恐怖。

    “得益”于王黼对苏瑜的阻挠,流民无法得到安置,纷纷倒向了乱军,河北大地上的暴乱,终于轰轰烈烈拉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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