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然在这本杂志上，看到了不少王国庆在上面的批注。比如，为了目标，要全力以赴。要学会隐忍，内敛，舍得等等。
下面这一条曾国藩的成功之道，王国庆硬是用红笔全部圈阅了。可见他对此是多么重视。
（四）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他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权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这很奇怪！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特别尊重。
3、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里索取。我刚才说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特别尊敬，这是为什么？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500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这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们仍然靠种田吃饭。我们在家里还是种田，不要去麻烦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对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的一份礼物。所以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很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答应他。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钱，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所以曾家人直接利用他的不多。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曾国藩非常注意限制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治家很有方也很严。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希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主要的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希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麻烦，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非常注意。比如他的儿子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儿子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聚，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方。（未完待续）
下面这一条曾国藩的成功之道，王国庆硬是用红笔全部圈阅了。可见他对此是多么重视。
（四）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全力以赴于大目标。
湘军有很重的私家军队的味道。当时野史记载，对于湘军，朝廷的命令无法调动，但曾国藩的一纸手令，他的部属可以为之千里驱驰，可见湘军私家军队的性质。当时，从武汉到南京，千里长江江面数以万计的战船上，飘扬的都是写着斗大“曾”字的帅字旗，给人一种“东南已是曾氏天下”的感觉。曾国藩心里当然知道这样的局面。一方面他需要这样，另一方面他又要提防由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他是怎样尽可能地减少人为的阻力和障碍，来确保大目标的顺利实现呢？他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努力。
1、启用满人做湘军名义上的统帅。私家性质的军队一向为当国者所防范，眼下的当国者又是满人，其防范又更进一步。满人是少数民族，他要统治汉民族，靠的就是军队，他自己夺得天下靠的也是军队，所以军权是不能轻易授予汉人的。这一点，曾国藩作为一个满腹诗书的翰林很清楚。
所以他要给朝廷造成这个印象：这支军队不是我的，这支军队是朝廷的，是爱新觉罗氏的工具。于是他在创立湘军时，就立即提拔一个满人塔齐布做这个湘军的第一号人物。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很小的官，大概类似现在军分区的参谋长，一下子提拔成相当于省军区司令员。后来，他又把官文抬出来。曾国藩其实最不喜欢官文，但因为官文是满人，就把他抬出来。打下南京的捷报上，第一个就挂官文的名字，让朝廷觉得攻打南京的第一号功劳是满人所立。
曾国藩这样做，有必要吗？朝廷难道真的对曾国藩如此不信任？事实上，当时的朝廷对曾国藩是很不公平的。
第一，曾国藩创办湘军，咸丰四年（1854）七月打下岳州府，这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朝廷只赏他一个三品顶戴。这是很可笑的事情。曾国藩那时已经是二品官，创立一支军队，打下岳州府，立了很大的功劳，朝廷反而给他三品官的赏赐。这很奇怪！当然有个理由说，曾国藩是在籍侍郎，他已经没有官职，在家守制，是个老百姓，三品也不低。但从感情上来说，一个二品大员给三品衔的酬劳，这无异于羞辱。
第二，咸丰四年八月打下武汉，朝廷首先一道命令，叫他代理湖北巡抚。只有七天，马上撤掉，然后给他一个兵部侍郎衔。其实这个官职对他毫无意义，多年前他即官居此位了。
第三，辛辛苦苦干了五年，可以说为朝廷把老命差不多都丢了。咸丰七年（1857）他守父丧，回家的时候仍然是侍郎衔，而这时多少没有做事的人早就提上去了。一年多以后，朝廷没有办法，叫他出山，仍然是兵部侍郎衔。
第四，咸丰十年（1860）江南大营溃败，两江总督何桂清失职，被朝廷逮捕法办。朝廷在四顾无人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任命曾国藩做两江总督。
朝廷对待曾国藩是这样的，而对于其他一批湘军系统的统领又是什么样子？他们一个个官运亨通，年年高升。江忠源在咸丰元年对付太平军的时候，只是秀水县的代理县长，了不起一个七品官员。到了咸丰四年他死的时候，已经是安徽巡抚。胡林翼在咸丰四年领兵入湘的时候，还只是刚刚提拔的四品道员，就在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里，不断升按察使、布政使，升湖北巡抚。只有一年零一个月，从一个道员到巡抚。李续宾咸丰二年（1852）起兵的时候，只是一个秀才，咸丰八年（1858）死的时候，是巡抚衔的布政使。罗泽南起兵时也只是一个秀才，到了咸丰六年（1856）死的时候，是一个布政使衔的道员。左宗棠，咸丰十年（1860）是曾国藩保他，称赞他“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到同治二年（1863），只有三年的时间，左宗棠就是闽浙总督，已经跟曾国藩平起平坐。这些人都不能跟曾国藩比，资历既没有他老，贡献更不能跟他比。但是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一个个平步青云，更不用说还有一批人碌碌无为混日子，却一个个高升。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朝廷对曾国藩这么不公平？以我对他20年的研究，大概有这么几个原因。一个是曾国藩的威望太高，有野史记载，朝廷在任命他做代理湖北巡抚的时候，马上有一个宰相就提醒咸丰皇帝，说曾国藩现在不过是一个在籍侍郎，在籍侍郎，犹匹夫也，匹夫一呼而应者云集，非朝廷之福。他威望太高，因此要压抑他。
第二个原因，朝廷始终认为曾国藩出兵是“卫道”，而不是“勤王”。史学界也一直有这样的争论：湘军是“勤王”之师，还是“卫道”之师？这个原因出在曾国藩起兵时，有一篇著名文告，叫做《讨粤匪檄》。文章里面打的是捍卫孔孟之道的旗帜。他认为太平军破坏了孔孟之道，利用拜上帝会这套西方传来的东西来否定中国的“孔孟之道”。他号召天下的读书人起来捍卫孔孟之道，捍卫中华文化。如果是汉人当皇帝，就不在乎，但是满人做皇帝，他就看着不舒服。你为什么不说捍卫朝廷，而是要捍卫汉人的孔孟文化呢？背后藏的是什么呢？朝廷始终觉得曾国藩动机不纯，他只是“卫道”，不是“勤王”。所以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一书中讲到，这篇文章本身是一篇很犀利的文章，但是曾国藩实在不应该写，导致很长时间里朝廷不信任他。
第三个原因，他手下的兵最多，实力最强。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只不过是他的偏师而已。那些人手下兵力都不强，而曾国藩手下的兵力最强，实力最大，所以朝廷要压他。同时要迅速提拔那些人，借以形成一支制衡力量。
2、尊重友军，尊重与之地位相当的官员，以收协同作战的功效。
当时与湘军共同作战的军队，有胡林翼指挥的湖北绿营、袁甲三（袁世凯的叔祖）指挥的安徽绿营、都兴阿的八旗兵等，曾国藩都尽量与他们保持友好的关系。特别是对于胡林翼，他既是湘军中的重要领导人，又是湖北省绿营的统帅，他本人是靠曾国藩发迹的，曾国藩却对他特别尊重。
3、严格要求家人安分守己，不以权谋私。
在社会上，家里有人做了大官，家人利用他的权势来谋私利，这种现象极为普遍。这种谋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从做官者手里索取利益，一种是打着他的旗号从旁人那里索取。我刚才说过，曾国藩对他的祖父特别尊敬，这是为什么？我只讲一点，他的祖父有过人之处。当年曾国藩考上翰林，这是他们曾家500年来出的惟一一个功名，而且一步登天。在湖南那个偏僻的山村里，是多么震动的一件事！在送曾国藩进京的时候，曾国藩祖父对前来祝贺的亲友说了这样一番话。他说，我这个孙子现在是到北京去做官了。他做他的官，我们仍然靠种田吃饭。我们在家里还是种田，不要去麻烦他，以免分了他的心。对于一个做官的孙子，祖父这番话是多么重的一份礼物。所以当年曾国藩在北京做了那么多年的官，他家乡很少人来找他。
史料上记载，他一个亲妹夫来找他，想谋求翰林院的一个临时工的职务，曾国藩没有答应他。让他住了三个月，陪他到北京城里各处走走看看，然后打发他一点钱，让他回去了，劝他安心做一个农民。所以曾家人直接利用他的不多。比较多的是打着他的旗号。曾国藩非常注意限制这一点。我们都知道曾国藩治家很有方也很严。他有两个目的，一是他真诚希望自己的子弟成为人才，这是他主要的目的。另一个目的就是他作为一个从政者，不希望他的家属给他带来麻烦，要确保后院安静，免得授人以柄。
他在这一方面非常注意。比如他的儿子在湖南参加科举考试，他给儿子写信：你千万不要递纸条，不要去开后门，不要去找人，以免招来非议。他的家属从湖南到南京来跟他团聚，坐的船是当时湘军的船。他就讲，我现在没有坐在上面，船上的那个帅字旗就一定不能挂，以免沿途惊扰地方。（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