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天然想，看来曾国藩热，不是空穴来风，这个人身上的确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在曾国藩的成功道路上，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善变。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说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说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原来只讲八股文，后来才知道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问在这里。
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宁。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当时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我现在可以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就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在一个非常时期需要这样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这就是申韩之术。
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这样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所以他后来逐渐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我的小说第二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说这个事情，说他当时的病主要是心病，所谓岐黄可以医身，黄老可以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界。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说尽，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这个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曾国藩面对这个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这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是事实。假如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这样的战功。（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脖子上的剑。他现在把90％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消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但是，这些钱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钱了。（4）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买路钱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钱。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老百姓很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立即裁掉。（5）在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舆论是靠什么人造的？是靠读书人。南京城里被太平天国领导了十多年，正规的科举考试停顿了十多年。曾国藩先修贡院，停顿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乡试很快举行，18000多个考生来参考，中国科举史上前所未有。很多父亲带着儿子，爷爷带着孙子来参加考试。这一来，大家都歌颂曾国藩圣明。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七）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曾氏的最大本事。
曾国藩这个人很奇怪。他是带兵的人，但是他自己不能领兵打仗，所谓“将人则胜，自将则败”。就是说他自己带兵打仗一定失败，他指挥别人打仗就胜利。曾国藩早期很多失败都是因为他自己带兵去打，败得一塌糊涂，狼狈不堪。所以他后来凡打仗，就不去。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会儿就要走，说我住在这里，你会打败仗。但是他能够指挥别人去打仗。这叫做什么，叫做不是将才而是帅才。曾国藩作为帅才超过别人的地方就是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湘军的做大做强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决策。还有一个很大的战略决策，就是攻打南京。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十多年，朝廷一直想打。但过去历次打南京，都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南京周围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设在最靠近南京的地方，以为一下子就打下来了。还有野史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头领是满人，朝廷的设想是让汉人拼命，满人立功。不管怎么样，朝廷的决策是错误的。曾国藩当年在打下武汉以后，给朝廷上奏折，要改为西面制胜。从西面步步推进，稳扎稳打，是自古攻克江宁的正确方法。这个战略决策，朝廷后来采纳了。他用这样的办法果然把南京打下来了。这是因为他看中了一个“势”字。所谓势，即形势、态势。就是谁占领了这个势，谁就在军事上取胜，而南京这个势是由长江来控制的。南京本是长江下游的码头。只有把长江的西部即南京上游的重要码头控制住了，南京才会失势而孤立。这是一个统帅很重大的决策。所以，曾国藩作为帅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八）识才用才，是曾国藩成功的第一秘诀。
后世对曾国藩有很多争论，看法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争论，那就是都认为曾国藩很会识才用才。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没有带过兵，不会领兵打仗，他靠的是手下的人才。大家都知道，刘邦在得胜以后，跟他部下说他有“三不如”：谋划不如张良，打仗不如韩信，后勤不如萧何。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关于用人的历史典故。
李秀成晚年有一篇自叙，内里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天王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曾国藩却“能识别贤将”。曾氏自创湘军，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他的幕府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一时有“第二朝廷”之称。许多中进士的人，不愿意在朝廷为官，而愿意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有出息，能得到锻炼，很快能够提拔。
曾氏到底是如何网罗人才的？我简单地勾画一下。
第一，曾国藩从心里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知道要集齐众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正所谓“办天下事，要天下才”。
第二，曾国藩做到了真正的“爱才、惜才”。我研究曾国藩20年，在他的1500多万字文集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他对人才的爱护和珍惜。
这里略举两个例子：胡林翼本来是应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邀请，带了600名贵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吴文镕。结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时，吴死了，武汉城已经被太平天国打下来。胡林翼以一个刚刚提拔的道员身份，一个翰林出身的文人，带领着600人，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军饷也没有着落，也没有人管。曾国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军一起作战。于是他给朝廷写报告，说把这支军队留在湖南，一切军饷由湖南来供应。他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他那个时候有那么高的地位，这种话不是那么容易说出来的。
在保举人才时，他都在后面加上一句话：如果这个人不能胜任的话，今后出了什么事，请朝廷撤掉我的职，我用我的名声来为他担保。
“惜才”，他爱惜人才。比如当年左宗棠是一个幕僚，充其量相当于我们湖南省政府的一个秘书长，但是这个人自视很高，也不很约束自己。没有一官半职，他居然可以指挥省长，号令三军。人家一个军分区司令员，到省里汇报工作，没有向他行礼，他就骂人家，拿脚踢。这个人觉得受到奇耻大辱，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说左是一个很坏的人，非要处理不可。左宗棠踢朝廷命官，简直是打朝廷的耳光。咸丰皇帝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湖南调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话，就地正法，杀掉左宗棠。后来很多人来保他，曾国藩也坚决保他。他讲左宗棠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就是性格不好。他说天下纷扰，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请为天下爱惜这个人才，请咸丰帝刀下留人。然后又推荐左任藩臬一级的官员。本来曾国藩对左宗棠有再造之恩，但左宗棠这个人后来因为本事也大，官位也高，他完全不记得这些恩德了。后来就什么时候都骂曾国藩，跟他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两人闹翻了。但是曾国藩不计较。后来左宗棠奉命到新疆打仗的时候，曾国藩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一支军队老湘营，交给左宗棠。当时湘军创始之时，有两个很有名的将领刘松山、刘锦棠，他们是很会打仗的两叔侄，老湘军的统领。左宗棠打新疆主要靠的就是这支老湘营，新疆第一任巡抚就是刘锦棠。那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钱粮源源不断地予以供应。这个事情最终感动了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发自内心地给曾国藩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后人讲曾国藩善于识别人，尤善相士。现在坊间有一本书叫做《冰鉴》，这本书类似于《柳庄相法》、《麻衣相术》。《冰鉴》署名曾国藩，但不是曾国藩写的，是后人假冒的。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里面专门讲了这个事情。早在道光年间就有《冰鉴》这本书了，为什么后来署上曾国藩的名字呢？就是因为曾国藩有善于识人这样一个知名度，于是书商就打着他的旗号来推销。
曾国藩识人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学问和阅历上的，应该是可以值得重视的。比如说他讲的“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讲的都是一种修养，一种性格，一种处事态度，不是很神道的东西。
他在识人上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德”与“才”之间，他特别重视“德”。他曾经说过，“德”好比水之源头，“才”是水之波浪；“德”为木之根本，而“才”是木之枝叶。二是在“学”与“识”之间，更重视“识”。他说过“凡办大事，以识为主”。“识”是最主要的。他很推崇诸葛亮“才需学，学需识”的观点，他认为这是至论。他一看到容闳，就认为容闳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容闳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人，对促进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很大作用。他跟容闳第一次见面，听容闳谈中国富强的出路。容闳讲中国要学西方，要把科学技术引进来。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马上就给他6万两银子，要他到美国去买机器。后来就用这批机器，建立起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局。同时曾国藩还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奏折，被史学界认为是揭开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从那以后，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向西方学习，走向世界。这就是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在具体识别人才上，他有一些自己的做法。首先，他特别看重言谈，他不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甚至喜欢木讷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比较可靠。其次，他特别注重小事。有一个人从乡里投奔他，跟他一起吃饭，看到饭里有谷粒，就将谷粒丢掉不吃。曾国藩觉得这个人不好。他本来是穷苦人出身，到军营里能吃饱饭，跟乡里比已经很不错了，他却把谷粒丢掉。他觉得这个人不可重用，后来就打发这个人回去。再就是看举止。他认为一个可以担当大事的男人，最好的举止是稳重。他教育他的儿子，一再讲要稳重，不能轻飘。
第四，曾国藩很善于使用人才。使用人才才是最后的目的。他的做法是，（1）广收慎用。人才大量接收，但是使用上很谨慎。（2）因量器使。你是什么才，我就把你放到什么地方。（3）区别对待。绝对不能把贤才和庸才放在一起。（4）培养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培养的主要方法是“宏奖”，即充分鼓励。他认为鼓励可以使一个中才变大才。对待部下要鼓励，要爱护。他有句话说得好：“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对部下好的地方当面表扬，不好的地方个别谈话批评。他也很善于储备人才，这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公派留学生的先河。他和李鸿章一起提出建议，派一批幼童到美国学习十年十五年，让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成后归国，使中国徐图自强。
第五，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曾国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就是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学生。他着意栽培重用李鸿章，使得李鸿章成为他事业的接班人。在曾国藩去世后的30年中，李鸿章执掌中**事、外交的大权。曾国藩死后，他的名声在很长一段时间比生前还高，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李鸿章不断为他的老师鼓吹宣扬，这是曾国藩死后名声大显的一个主要原因。（未完待续）
在曾国藩的成功道路上，还有一点，就是他的善变。
（五）交错使用儒法道三家学说，依时而变，左右逢源。
曾国藩的一个朋友名叫欧阳兆熊，曾说过曾国藩一生在学理持守上有三变。
第一变是由词赋之学变到程朱理学。说的是早期曾国藩从湖南乡村到北京以后的修身行为。原来只讲八股文，后来才知道程朱理学的修身养性，真正的学问在这里。
第二变是由程朱理学变为申韩之术。他后来奉命到湖南办湘军，认为混乱时期，必须要以重典来治理，严刑峻法，雷厉风行，用的是法家的申韩之术，毫不讲情面。他有一篇奏折，讲我现在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社会的安定，老百姓的安宁。我不怕得罪任何人，哪怕所有的人都骂我，我也不在乎。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奏折》里讲，一个从政者应该有这样的气魄。当时他有一副很有名的对联，我现在可以送给我们从政的朋友们，就是“以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在一个非常时期需要这样做，手段是霹雳的，心肠是菩萨的，是为了百姓好，为了社会好。这就是申韩之术。
但是搞久了不行，弄得他四处碰壁，到处树敌。湖南、江西文武两界都不能容他。最后有人指点他，你不能一味这样蛮干，要以柔克刚，以退为进。所以他后来逐渐体会到黄老之术的妙处，把道家的学理用于他的工作之中去，最后获得了大成功。我的小说第二卷一开头，就以两个章节来说这个事情，说他当时的病主要是心病，所谓岐黄可以医身，黄老可以治心，要以黄老之学来医治他的心病。从此曾国藩有了一个新的境界。
（六）成功后不居功，谦退自抑，淡化光环，缩小靶的。
翻开中国史册，常见这样一些故事：与人相处，共患难易，共成功难，功高震主者更是自身难保。人们都知道“飞鸟尽，良弓藏，狡兔亡，走狗烹”的典故。这些典故都在提醒人们，成功之位不易居，尤其是在握有生杀大权的君王面前，立有盖世之功的臣子更难自安。这种事情发生，是由主客两个方面决定的，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某一方。上司的防范猜疑，同事的眼红嫉妒，属于客观的情形；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则属主观的原因。曾氏对这种种人性和社会性，看得透彻，甚至到洞若观火的境界，非常清醒。他多次对家人说，自古以来，建立大功又得善终的人不多。
同治三年（1864），经过十几年的千辛万苦后，湘军终于打下南京，取得对太平天国作战的决定性胜利，朝廷给予曾氏封侯之赏的同时，也对他手下的十余万虎狼之师湘军存高度警惕。与曾氏同处于一个战场的其他将帅，一面对他颂扬恭维，好话说尽，一面在暗中竭力挑刺，恨不得将他一棍子打死。
曾氏对这个局面看得很清楚，但是他的九弟曾国荃和他手下的一批人却昏昏然，沉醉于大胜之中，放火烧南京城，大肆抢劫金银财宝，同时又埋怨朝廷对他们的赏赐太薄。以老九为首的吉字营的将领，与曾国藩对当时险恶局面的清醒认识是一个强烈的对比。曾国藩面对这个局面，主要做了下面五个方面的工作：（1）把功劳归之于先帝、太后和朝廷，归之于协同作战的友军。他在给中央的报告、给别人的信件中，反复讲到这个事情，说这是朝廷里太后的功劳，军机处的功劳，朋友们的功劳，我自己没有什么功劳。这个话看起来像是官样文章，其实仔细想一想，也是事实。假如朝廷不支持他，中途撤换他，他也不可能成功；假设友军完全不配合，总是跟他争吵，也不能收到这样的战功。（2）动员牢骚满腹的九弟辞职回家养病。（3）大量裁减湘军，90％的湘军裁掉。湘军当时是一把横在朝廷脖子上的剑。他现在把90％的军队解散，让他们回到家里去当农民，自动斩断羽翼，朝廷最大的顾虑消除了。最后达成一个交易。本来朝廷是要求湘军将攻打南京时得到的金银财宝交公。但是，这些钱都入了私人腰包。他跟朝廷达成一个协议：军队撤退，朝廷也不要钱了。（4）立即裁撤厘金局。厘金局就是收买路钱的卡哨，因为当时湘军没有军饷，朝廷没有钱。沿途设卡，靠收买路钱来保证军饷。老百姓很痛恨这些东西，最不得人心，所以他立即裁掉。（5）在百废待举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是修复江南贡院，开科取士，舆论是靠什么人造的？是靠读书人。南京城里被太平天国领导了十多年，正规的科举考试停顿了十多年。曾国藩先修贡院，停顿12年之久的江南甲子科乡试很快举行，18000多个考生来参考，中国科举史上前所未有。很多父亲带着儿子，爷爷带着孙子来参加考试。这一来，大家都歌颂曾国藩圣明。就这样，曾氏及其代表的湘军集团，较为平安地度过了表面风光、内里危机四伏的政治险滩。
（七）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是曾氏的最大本事。
曾国藩这个人很奇怪。他是带兵的人，但是他自己不能领兵打仗，所谓“将人则胜，自将则败”。就是说他自己带兵打仗一定失败，他指挥别人打仗就胜利。曾国藩早期很多失败都是因为他自己带兵去打，败得一塌糊涂，狼狈不堪。所以他后来凡打仗，就不去。他弟弟打南京，他去看弟弟，一会儿就要走，说我住在这里，你会打败仗。但是他能够指挥别人去打仗。这叫做什么，叫做不是将才而是帅才。曾国藩作为帅才超过别人的地方就是能制定正确的战略决策。湘军的做大做强是一个很大的战略决策。还有一个很大的战略决策，就是攻打南京。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十多年，朝廷一直想打。但过去历次打南京，都是急功近利的做法，在南京周围设江南大营、江北大营，设在最靠近南京的地方，以为一下子就打下来了。还有野史说，江南大营、江北大营的头领是满人，朝廷的设想是让汉人拼命，满人立功。不管怎么样，朝廷的决策是错误的。曾国藩当年在打下武汉以后，给朝廷上奏折，要改为西面制胜。从西面步步推进，稳扎稳打，是自古攻克江宁的正确方法。这个战略决策，朝廷后来采纳了。他用这样的办法果然把南京打下来了。这是因为他看中了一个“势”字。所谓势，即形势、态势。就是谁占领了这个势，谁就在军事上取胜，而南京这个势是由长江来控制的。南京本是长江下游的码头。只有把长江的西部即南京上游的重要码头控制住了，南京才会失势而孤立。这是一个统帅很重大的决策。所以，曾国藩作为帅才应该是当之无愧的。
（八）识才用才，是曾国藩成功的第一秘诀。
后世对曾国藩有很多争论，看法不一。这是很正常的。但是，有一点几乎没有什么争论，那就是都认为曾国藩很会识才用才。
曾国藩是一个文人，他没有带过兵，不会领兵打仗，他靠的是手下的人才。大家都知道，刘邦在得胜以后，跟他部下说他有“三不如”：谋划不如张良，打仗不如韩信，后勤不如萧何。这是一个很著名的关于用人的历史典故。
李秀成晚年有一篇自叙，内里有两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太平天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天王洪秀全“误国不用贤才”，而曾国藩却“能识别贤将”。曾氏自创湘军，白手起家，建立人才队伍，从无到有，由小到大，最后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人才幕府。他的幕府成为晚清人才的渊薮，一时有“第二朝廷”之称。许多中进士的人，不愿意在朝廷为官，而愿意到曾国藩手下做幕僚，这是当时的一个特殊现象。因为在朝廷做官，出息不大，在曾国藩手下做幕僚有出息，能得到锻炼，很快能够提拔。
曾氏到底是如何网罗人才的？我简单地勾画一下。
第一，曾国藩从心里认识到人才的重要性。他知道要集齐众人之才才能成就大事的道理，正所谓“办天下事，要天下才”。
第二，曾国藩做到了真正的“爱才、惜才”。我研究曾国藩20年，在他的1500多万字文集中，处处都可以看到他对人才的爱护和珍惜。
这里略举两个例子：胡林翼本来是应湖广总督吴文镕的邀请，带了600名贵州兵，到湖北去援助吴文镕。结果他到湖南湖北交界地时，吴死了，武汉城已经被太平天国打下来。胡林翼以一个刚刚提拔的道员身份，一个翰林出身的文人，带领着600人，进退失据，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军饷也没有着落，也没有人管。曾国藩看出胡林翼的才能，他要留下胡林翼和湘军一起作战。于是他给朝廷写报告，说把这支军队留在湖南，一切军饷由湖南来供应。他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他那个时候有那么高的地位，这种话不是那么容易说出来的。
在保举人才时，他都在后面加上一句话：如果这个人不能胜任的话，今后出了什么事，请朝廷撤掉我的职，我用我的名声来为他担保。
“惜才”，他爱惜人才。比如当年左宗棠是一个幕僚，充其量相当于我们湖南省政府的一个秘书长，但是这个人自视很高，也不很约束自己。没有一官半职，他居然可以指挥省长，号令三军。人家一个军分区司令员，到省里汇报工作，没有向他行礼，他就骂人家，拿脚踢。这个人觉得受到奇耻大辱，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说左是一个很坏的人，非要处理不可。左宗棠踢朝廷命官，简直是打朝廷的耳光。咸丰皇帝接到报告以后，下令湖南调查这件事，如果是真的话，就地正法，杀掉左宗棠。后来很多人来保他，曾国藩也坚决保他。他讲左宗棠是一个有真才实学的人，就是性格不好。他说天下纷扰，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请为天下爱惜这个人才，请咸丰帝刀下留人。然后又推荐左任藩臬一级的官员。本来曾国藩对左宗棠有再造之恩，但左宗棠这个人后来因为本事也大，官位也高，他完全不记得这些恩德了。后来就什么时候都骂曾国藩，跟他关系搞得一塌糊涂，两人闹翻了。但是曾国藩不计较。后来左宗棠奉命到新疆打仗的时候，曾国藩把自己手下最得力的一支军队老湘营，交给左宗棠。当时湘军创始之时，有两个很有名的将领刘松山、刘锦棠，他们是很会打仗的两叔侄，老湘军的统领。左宗棠打新疆主要靠的就是这支老湘营，新疆第一任巡抚就是刘锦棠。那时曾国藩是两江总督，钱粮源源不断地予以供应。这个事情最终感动了左宗棠。在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发自内心地给曾国藩一副挽联：“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第三，曾国藩善于识别人才。后人讲曾国藩善于识别人，尤善相士。现在坊间有一本书叫做《冰鉴》，这本书类似于《柳庄相法》、《麻衣相术》。《冰鉴》署名曾国藩，但不是曾国藩写的，是后人假冒的。我在《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里面专门讲了这个事情。早在道光年间就有《冰鉴》这本书了，为什么后来署上曾国藩的名字呢？就是因为曾国藩有善于识人这样一个知名度，于是书商就打着他的旗号来推销。
曾国藩识人主要是建立在他的学问和阅历上的，应该是可以值得重视的。比如说他讲的“端庄厚重是贵相”、“谦卑含容是贵相”、“事有归着是富相”、“心存济物是富相”，这些讲的都是一种修养，一种性格，一种处事态度，不是很神道的东西。
他在识人上有两个要点。一是在“德”与“才”之间，他特别重视“德”。他曾经说过，“德”好比水之源头，“才”是水之波浪；“德”为木之根本，而“才”是木之枝叶。二是在“学”与“识”之间，更重视“识”。他说过“凡办大事，以识为主”。“识”是最主要的。他很推崇诸葛亮“才需学，学需识”的观点，他认为这是至论。他一看到容闳，就认为容闳是个了不起的人才。容闳是中国第一个在美国获得学位的人，对促进近代中国走向世界起了很大作用。他跟容闳第一次见面，听容闳谈中国富强的出路。容闳讲中国要学西方，要把科学技术引进来。曾国藩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马上就给他6万两银子，要他到美国去买机器。后来就用这批机器，建立起中国第一家机器制造局。同时曾国藩还给朝廷上了一个奏折，建议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这个奏折，被史学界认为是揭开中国洋务运动的一个里程碑。从那以后，中国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向西方学习，走向世界。这就是近代史上的洋务运动。
在具体识别人才上，他有一些自己的做法。首先，他特别看重言谈，他不喜欢夸夸其谈的人，甚至喜欢木讷的人，他认为这种人比较可靠。其次，他特别注重小事。有一个人从乡里投奔他，跟他一起吃饭，看到饭里有谷粒，就将谷粒丢掉不吃。曾国藩觉得这个人不好。他本来是穷苦人出身，到军营里能吃饱饭，跟乡里比已经很不错了，他却把谷粒丢掉。他觉得这个人不可重用，后来就打发这个人回去。再就是看举止。他认为一个可以担当大事的男人，最好的举止是稳重。他教育他的儿子，一再讲要稳重，不能轻飘。
第四，曾国藩很善于使用人才。使用人才才是最后的目的。他的做法是，（1）广收慎用。人才大量接收，但是使用上很谨慎。（2）因量器使。你是什么才，我就把你放到什么地方。（3）区别对待。绝对不能把贤才和庸才放在一起。（4）培养人才。他认为人才是培养出来的。培养的主要方法是“宏奖”，即充分鼓励。他认为鼓励可以使一个中才变大才。对待部下要鼓励，要爱护。他有句话说得好：“扬善于公庭，规过于私室。”对部下好的地方当面表扬，不好的地方个别谈话批评。他也很善于储备人才，这方面最大的贡献就是开创公派留学生的先河。他和李鸿章一起提出建议，派一批幼童到美国学习十年十五年，让他们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学成后归国，使中国徐图自强。
第五，慎选替手，使事业后继有人。曾国藩一生在人才上，最大的成效就是他选择了一个好的接班人李鸿章。李鸿章是曾国藩严格意义上的真正的学生。他着意栽培重用李鸿章，使得李鸿章成为他事业的接班人。在曾国藩去世后的30年中，李鸿章执掌中**事、外交的大权。曾国藩死后，他的名声在很长一段时间比生前还高，这有很多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李鸿章不断为他的老师鼓吹宣扬，这是曾国藩死后名声大显的一个主要原因。（未完待续）